美国总统选举的首场戏

拥护资本主义的候选人辩论虚假问题和真正问题

                  巴勒特著 周冀瓯译

 


    《纽约日报》的头版说出了所有的一切:这是一张被提名为改革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高恣态房地产发展商唐纳.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温芙莉(Oprah Winfrey)的合照而已。

    初步反应似乎是从好笑到讨厌。而对纽约市民的一次早期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人敦促这位「唐纳」不要参加总统竞选。温芙莉倒很识趣,她马上否认对竞选副总统感兴趣,不管是与特朗普或任何其他人搭档。

    但是劳动人民还想要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提议这么一个异乎寻常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为什么政治家们和传播媒介会这么看低我们的智慧?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因为民主、共和两党都引不起人民的兴趣,所以传媒一定要想办法把总统选举变为一件新闻大事。

    虽然初看时,这次总统竞选也许正从一场马戏退化为一场畸形人展览,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在工人阶级内部,都有真正的政治问题在辩论著。在这些政治问题中,有些也许会进入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中,大多数是不会的。而这两个阶级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愤怒,因为美国资本主义正处在其历史上最长、最有赢利的繁荣周期中,可是工人阶级却被骗走了它的劳动成果。

    对统治阶级本身及对劳工运动的那些事实上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领导人而言,危险在于:当这个繁荣期走向终结的时候,工人们的愤怒就会无可控制地爆炸出来,而这个终结似乎即将来临。

改革党:资本主义竞选马戏的穿插表演

    改革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广大选民、特别是高薪的工人阶级成员和不太满足的小商人、专业人员的政治不满的一个反映。它在选举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是那个浮夸的职业摔跤手文图拉(Jesse "The Body" Ventura)在1998年之当选为明尼苏达州州长。他的当选只能被解释为选民群众叫有地位的政治精英滚蛋。

    但是,文图拉对政治常规嗤之以鼻的作法,已比改革党创办人佩罗特(H. Ross Perot)在任何时候的意图,走得更远。

    改革党是从1992年推动佩罗特竞选总统的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佩罗特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位拥有10亿家财的实业家。他当时可以说是以惊恐联邦政府负债太高这个单一问题出来竞选的。他用他自己的钱购买电视时间,非常有说服力地向选民们说出失控的政府赤字所造成的威胁,以及共和党总统(布殊)、民主党国会之极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谁能忘记佩罗特用来说明他的论点的彩色的圆形分析图和活动挂图?

    佩罗特的竞选活动特别有效,因为它以敬重态度对待美国人民:它没有诉诸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偏见或虚假的爱国主义。它不但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有长于30秒的耐久集中注意力,而且认为我们懂得一点经济和政治。在一个经济衰退的选举年中,佩罗特能够得到足够选票,使布殊不能再度当选、民主党人克林顿当上了总统。

    到了1996年,好几个因素,包括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结合以及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取得协议大大地削减联邦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导致联邦赤字得到抑制。事实上,在竞选当中,克林顿能够作出在他第二任总统期内使预算能有盈余的允诺,一个他日后的确能够保持的允诺。因此,当佩罗特再度在1996年参加总统选举时,国债不再是问题了。

    佩罗特于是把焦点集中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他在1993年曾经发言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批准。这个协定原先是由尼克松政府与加拿大、墨西哥政府所协商的。以后的每一任总统,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为它被国会正式批准而努力,因为它以牺牲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保证大企业扩大其利润。它促进墨西哥边境的maquitadora〔加工〕工业的发展,这些加工工业〔就像中国大陆靠近港、澳边境的加工工业一样〕,破坏了生态环境,付墨西哥工人在标准以下的工资,夺去了美国工人的工作。虽然美国的劳工运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却被它之支持克林顿弄得无能无力,倒是佩罗特挺身出来替那些反对正式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们讲话。

    由于失业人数减少、共和党的国会多数名声扫地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勃特.多尔)的吸引力不够大,克林顿能够轻易地再度当选,而佩罗特的得票总数却大为减少。可是,他现在倒有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政党(改革党),及其真正的州组织和真正的地方领导层。改革党已经变成为一个比佩罗特原初的总统选举委员会大很多的组织了。它也开始吸引想在两党架式之外寻找机会的政治家们了。

         布坎南再次冒头

    寻求新机会的最出名的政治家是前尼克松、里根演说辞撰稿人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他在10月2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不再寻求共和党的总统提名,转而积极争取改革党的提名了。

    布坎南与共和党领导层的分手,也是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是他是站在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的立场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他与保守的天主教组织有密切关系,这些组织的目的是要保卫传统的教会教义,包括教皇永无谬误论、反对任何形式的节育以及反对授予妇女圣职。他在他最近的书上——从右方——争辩说,美国不应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对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威胁。

    布坎南在演讲中时常攻击有钱有势的人,同情辛勤工作的穷人和「中等阶级」(意即工资较高的工人)——但是他在演讲中从来不攻击老板,也没有从阶级立场同情工人。他在政治上与1930年代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者——例如极受他的父亲所钦佩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共同之处多于与真正献身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战士。

    可是,即使布坎南的虚假平民主义也足以引起共和党领导集团的愤怒,甚至它的最右翼的发言人,包括电台评论员Rush Limbaugh、专栏作家William Safire(他本人是一位曾与布坎南密切合作过的前尼克松演讲辞撰稿人)和William F. Buckley。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一位角逐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 Cain)曾公开地要布坎南离开共和党。

    不管佩罗特是否有意,他的1996年的竞选活动吸引了不同意共和党开放门户给美国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妇女的里根选民〔即过去支持里根的选民〕。在这些种族主义选民中,相当多的人是同意佩罗特——和布坎南——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拿较高工资的男工人(女工人不是很多)。

    明显的是,布坎南相信改革党能够比共和党向他提供更好机会来推进他的政治生涯,而且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例如新同盟党的1992年和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Lenora Fulani。这个人不但在纽约参加了改革党,而且发言赞美布坎南,因此替后者的种族主义提供一件他所急需的左的外衣和一块遮羞布。

    改革党之作为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政党,其主要目的之一,当然是要在参选时多拿选票。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要尽量避免被选民认为是一个思想「极端」的政治组织。佩罗特的大部份吸引力,特别是在1992年,是他能够排斥思想上的信仰制度,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制度来解决这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文图拉的选举成功,主要也是由于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为了要尽量保持改革党的实用主义、非意识形态的政治作风,文图拉才带头阻止布坎南成为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

    文图拉的意中人是上面说过的特朗普。特朗普有足够的钱来资助他自己的竞选活动;他没有思想上的包袱,而且他是一个出名的成功的生意人——改革党的理想候选人。没有人,包括文图拉在内——他的智慧比人们期望一位前职业摔跤手所应有的智慧高得很多——期望特朗普会当选为总统;如果他阻止了布坎南取得改革党的主导地位,他就保证了它的选举前途。

    可是,好事多磨,特朗普的第二任前妻Maria Maples最近出来威胁:如果特朗普决定竞选总统,她就要「把一切事情说出来」。看样子,将来还会有好戏可看:改革党将会填补1980年代电视黄金时间肥皂剧如「达拉斯」、「王朝」等所留下的空隙。

   共和党:一个帐蓬能有多大?

    改革党再度发现了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现实:在政治上说来,政纲对两党选举制度的长期健康有害。这个害处是:如果政党们在思想上两极化了,那末当每个政党轮流执政时,政府政策可能会有急剧的改变。资本家阶级需要政府政策的前后一致和稳定。还有一个危险是:一个政治力量,如果其意见与两党中的任一政党不一致,就会打破这两党的独霸,而且会把不稳定的因素引进政治进程中来。如果能在两大党之中的任一党之内尽可能容纳不同的意见,资本家的政治主宰就能有更大的保障。

    事实上,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它们从来都不曾忘记这样的必要性:尽量包容在基本上不威胁资本家阶级统治的那些政治力量。可是,从1955年到1975年这20年期间的政治变动,都迫使这两大党适应新的政治现实,适应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政治两极化。

    南部农业的机械化,导致大多数美国黑人向南部、北部各州的城市中移居。这个社会现实,再加上新独立的国家在非洲大陆的出现,使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太大的负担,所以美国统治阶级不得不要移除对它的支持。

    民主党本来是创立种族歧视制度的政党。但是到了1960年代,保卫种族歧视的人们则被赶出了这个政党。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却在共和党中找到政治收容所,因为〔美国参议员、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属于共和党保守派的〕戈德华特(Barry gold Water)欢迎他们、尼克松招引他们。在那个时候,民主党则向崭露头角的美国黑人政治领导人们提供机会,并且试图把巨大的反越战运动引入它的政治架构之中。它的最后结果就是民主共和两党暂时两极化。它的例证是麦戈文(Mc Govern)成为1972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里根成为1980-88年的共和党总统。

    到了里根总统任满时,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思想分歧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了。

    在克林顿和戈尔(Al Gore)的领导下,民主党首先脱掉意识形态的外衣。选民们的反应非常积极。199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殊和199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Robert Dole)都无法用「别选自由派!」、「别选只知道让政府抽税和花费的人!」等叫嚣而得胜,因为选民不相信他们的话。1998年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虽然弹劾了克林顿,但是仍然没有在该年的国会选举中增多它的席位。这个失败强烈显示共和党人需要扩大他们的吸引力。因此,共和党领导人们一致同意,他们的党需要在美国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妇女和青年等过去被尼克松和里根让给民主党人的选民们中,争取支持。

    共和党领导层现在大部份是团聚在布殊总统的长子、德克萨斯州州长小布殊(George W. Bush)的周围。他已经筹集到数以千万美元计的款项作为他的竞选经费,这个数额远远超过共和党、民主党或者其他党的任何其他竞选人所能筹措的金额。他的筹款活动的成功,已经大大地压缩了共和党的搏斗场,逼使〔布殊任总统时的副总统〕奎尔(Dan Quayle)和多尔夫人(Elizabeth Dole)退出战场。布坎南,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也可能会脱离共和党,而走向改革党。

福布斯

    小布殊在共和党内的主要对手是福布斯(Malcolm Stephenson "Steve" Forbes)和麦凯恩两人。福布斯是有10亿家财的出版商;麦凯恩是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一位曾在越南被俘的前海军飞行员。另外三位角逐者(Alan Keyes, Gary Bauer和犹他州参议员Orrin Hatch)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不是为了他的巨大家财,《福布斯》杂志出版王国的继承人福布斯就不会被认真地看成为一位候选人的。在1996年,他实质上是一位单一问题的候选人,把他的整个竞选建基在废除累进所得税、赞同一种「平等税」的观念上,那就是说,用同样的百分比抽所有收入的税。他是如此地与选民大众脱离接触,以致他不能了解为什么劳动人民对他的税务计划有意见,因为根据他的平等税,年收入3万5千元的工人的税率就与年收入3千5百万元的高级行政人员的税率一样了。从小就认识福布斯的新泽西州州长惠特曼(Christine Tom Whitman,他们两人在幼稚园中同班),就在1996年故意支持多尔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言外之意就是要福布斯退出竞选。

小布殊

    虽然布殊家族的财富没有福布斯多,但是在许多方面,小布殊倒比福布斯更接近资本主义权力中心。他的祖父老布殊(Prescott Bush)当过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小布殊即在该州出生)。他的父亲布殊(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于1950年代初到德克萨斯州做石油生意,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公司叫做Zapata Oil。布殊在德克萨斯州成为共和党政治圈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当过众议员,在被里根选取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之前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1988年,布殊是自从1836年以来现任副总统当选为总统的第一个人。

    在仍在争取共和党提名的所有候选人中,小布殊是最最代表惯常的政治的。他正在引导共和党远离最反动的里根派份子,而且在该党中为美国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妇女打开机会。有人推测,能说流利西班牙话的小布殊(戈尔也会说流利西班牙话),也许会选择一个拉丁美洲裔人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还有,根据报导,〔上面提过的新泽西州州长〕惠特曼也曾与小布殊谈过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她最近宣布不在2000年角逐被新泽西州民主党人Frank Lautemberg所空出的参议员席位。

    可是,虽然共和党政治领导集团对小布殊非常热心,(捐了5千7百万美元的竞选基金以后,还在再捐),但是权力圈子以外的普通人民却对他的竞选活动提不起兴趣。他们预料,2000年的选举将会是小布殊和戈尔这两个半斤八两的人之间的争斗,因为小布殊的所谓「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这个名词本身就是矛盾的)非常相似于克林顿和戈尔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那些对目前国家的治理满意的人们也许高兴能从常春藤联合会名牌大学的两位校友(小布殊,耶鲁大学1970年级;戈尔,哈佛大学1970年级)之间选择一位,但是万万千千的我们可不啊!

麦凯恩

    统治阶级的最希望能够引起心怀不满的美国人著迷的候选人是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因为他的说话柔和的举止和洁白的名誉掩盖了一个憎恨劳工的反动份子。麦凯恩是一个毫不含糊地赞赏里根的人,而且在某些方面比里根更危险:因为里根在基本上只不过是替别人设计好的政策发言的一个公关而已。从他离开电影界、全职替奇异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公关部门工作(包括主持奇异赞助的电视节目)以来,里根就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而且做得非常好。当其他人在幕后制订了政策以后,里根就竭力把它推销给电视观众——他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只管看电视,不做别的事。

    麦凯恩,在另一方面,倒是右翼政治神话的一个真正相信者,而且他并不怕交锋。那就可能意味著战争。

    麦凯恩虽然对克林顿的巴尔干半岛的政策采取批评的态度,但他在今年〔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中,主张动用空军和陆军的力量对塞尔维亚发动全面进攻。麦凯恩若当上总统就会对任何罢工采取强硬手段——正像里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全部炒鱿鱼一样,虽然这个工会在1980年选举中是支持他的。

    麦凯恩是一位退伍的海军飞行员,他曾在越南河内作了五年半的战俘。他不怕政治后果,而且敢与他自己的党的领导层唱对台戏——例如他在竞选基金的改革和烟草之作为药物来管制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一般人对他的看法是,他是个诚实、勇敢的人,是竞选运动经理的理想候选人。

    但是,劳动人民应该看到他的动人的个性和「正直」的性格的背后:麦凯恩是工人运动的一个毫不妥协的敌人,他也很可能会使这个国家突然陷入使用地面部队的真枪实弹的战争。他反对堕胎权和〔鼓励雇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等的〕赞助性行动,支持布殊、克林顿政府的共和、民主两党均支持的贸易政策,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劳动人民应该反对他,正如他们应该反对小布殊和福布斯一样。

民主党:戈尔?布拉德雷?

    在克林顿和戈尔担任正、副总统期内,美国资本主义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持久的发展时期之一。美国公司正在赚取有史以来最大的利润。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了首要地位,其成绩远远超过德国和日本、它的两个最可畏的对手。失业率是最近25年来最低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停留在低水平上。联邦政府的预算是自从1968年以来第一次得到了收支平衡。

    这些经济现实,应该使现任副总统不但可以轻易地取得党的提名,而且可以在大选中得到胜利。但是直至1999年10月下旬,戈尔还在尽量抗争前新泽西州参议员布拉德雷(Bill Bradley)对他的提名的挑战。甚至在本文正在写作时,戈尔和布拉德雷正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由电视播放的一次「镇选民大会」上出现,进行一次由戈尔所发起的一对一交锋。这位副总统正在认真地看待布拉德雷的挑战,而且在不显得「负面」的态度下,尽量对他的发言作出尖锐的回应。

    如果对美国人民而言生活是如此好的话,如果他们的生活水准比1992年高了许多的话,那末为什么戈尔会在2000年的选举中处于劣势呢?如果克林顿——戈尔政府把事情管得这么好的话,为什么民意测验会显示小布殊可能会打败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布拉德雷真的可能使戈尔得不到提名呢?

    我们很容易从同事、家庭成员和邻居的疲倦的眼神中看出上面那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在目前这个低失业率的时期,没有一家能有足够的经济收入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舒服服,如果没有一个以上的人去工作,如果没有人去做超时工作的话。美国工人们天天受到命令他们购买从昂费、耗油量大、四轮驱动的汽车到金刚石戒指的每样货物的广告的轰击,而数以千计的我们正像踏车上的小老鼠那样拚命地工作,为的是要保持信用卡上的收支平衡。尽管这样做了,我们的消费并不使我们快乐。人们只要在迪士尼世界或者大西洋城赌场观察游客的脸孔或者偷听他们的会话,就会了解生活的紧张、工作的压力对美国工人阶级家庭所造成的损害。

   工人们生产得更多,拿到的更少

    资本主义在克林顿当政期内的增长,主要原因之一是,劳动生产力增加了,但是工资没有相应地提高。将近十年了,我们工作越来越辛苦、越来越快捷,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比二十年前高。所以,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但是没有得到更多,那个额外的价值到底到哪里去了?

    给你一个暗示吧,你去看看克林顿、戈尔任期内的股票市场的走向,你就会知道了。1987年10月,历史上最大的股票市场暴跌发生了!杜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507.99点,达到1738.74点。到了1991年,在布殊总统任期内,杜琼斯指数首次达到3,000点;到了1995年,在克林顿第一任总统期内,杜指到达4,000点。在目前,杜指是在10,000点至11,000点之间。

    在克林顿第二任总统期内,股票价格涨了两倍以上。股票价格是由许多复杂因素来决定——其中的许多是无理性的;可是基本上说来,它们是被公司的利润所推动的,这些利润在事实上是我们工作所生产的与我们的老板所付给我们的之间的差异。而且,虽然我们工人们有工会退休金基金和菲薄的401 (K)计划,少数富有的人却拥有公司的大股份,而且已在克林顿任下的股票上涨市场中获取暴利。

    美国工人们却比过去任何时候工作得更辛苦,生产得更多。但是发财的不是我们工人们。

            石油价格

    199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繁荣的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历史地低石油价格。事实上,1999年的春天,原油(Crude Oil)价格,如果根据通货膨胀率而调整的话,跌到了历史上最低的阶段。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所有货物靠它来运输;它是化学工业的原材料;工业化世界冬天靠它提供热,整年靠它产生电力。石油的价格影响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贸易的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从今年(1999年)初夏开始,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在许多年来第一次同意限制产量,因此,石油价格就在稳步上升了。自从那时以来,加油站的汽油(gasoline)价格大约涨到一加仑25分。

    甚至在这个新一轮的物价上涨以前,美国工人们的储蓄已经是任何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了,数以千计的我们,只要生一场大病,在经济上就会破产,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险。我们每个星期都把拿到的薪金用光,所以一直在祈望,不要使家中任何人生病或受伤。

    这不像「繁荣」呀!。所以,克林顿及其所期望的继承人戈尔,就不能从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中得到政治利益了。说实在话,即使每个锅子中有一只鸡,这有什么用,如果人们累到没有力气去煮,而要打电话到外面去买东西来吃的话?

            布拉德雷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普遍的对现实不满,布拉德雷决不会想到要出来竞选总统。他是想利用工人阶级内心的不满来推进他的政治生涯;他也想转移劳动人民的愤怒,使之倒回去支持民主党。

    早期的迹象显示,他不会成功的。对戈尔不满的劳动人民能够很容易地去查一查布拉德雷当参议员的记录,而且能够发现他比戈尔好不了多少;事实上,在大多数劳工问题上,他都不比戈尔好。除了美国东北角以外,特别是在美国黑人中间,戈尔的民望比布拉德雷高很多。

     劳工领导人们丢弃了责任

    可是,真正使人困惑不解的,是美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之急忙地支持戈尔作为总统候选人,一点都不批评一下他之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点都没有承认白宫对劳动人民没有分享到1990年代经济繁荣的成果也许有点责任。这个原因,是不是劳联——产联主席斯威尼(John Sweeney)与工会底层会员没有接触呢?是不是勇于替工人奋斗的那些工会官员们例如Richard Trumka、Linda Chavez-Thomson等人如此地远离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以致认为热心地支持戈尔为总统候选人对劳动人民有利呢?

    答案是不!问题不是劳联——产联官员的个人的失误。问题是他们不能超出两党制的政治架构,一个为了保持老板阶级的政治权力而蓄意设计的架构。他们的想法与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想法一样:短见、缺乏想像力、墨守成规、保守。他们是经理人,不是工会会员所迫切需要的领导人。

    因此,许多工人们指望了虚假的领导人,例如布坎南,甚至麦凯恩或小布殊。真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引起传媒注意的替工人说话的唯一潜在的总统候选人是对这事最不认真的人——演员、导演华伦.比提(Warren Beatty)。确实说来,比提既没有与民主党破裂,在工会会员或者整个工人阶级中又没有相当多的跟随者,可是,他却充份而坦率地发言,指出:贫穷现象——特别在妇女和孩童之间——和其他恶劣的社会现象已经达到无可饶恕的地步。这在目前这个股票价格加倍增长的时期中,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他说的,都是真话。

    人民的不满在表面之下沸腾

    2000年选举中的所有候选人,不管是用这个方法或者那个方法,一定要对就在美国社会的表面之下沸腾的不满,发表意见。有些候选人,例如共和党那边的Alan Keyes和Gary Bauer,就会试图把争论移转到虚假的问题——宗教及个人道德的问题——上。其他候选人将会试图利用它来推进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劳动人民照样会讨厌这种政治。劳动人民的这种想法,也许对「三巨头」——戈尔(哈佛出身)、小布殊(耶鲁出身)、布拉德雷(普林斯顿出身)——不利,但是,如果劳动人民留意观察那些「政治圈外人」的话,例如麦凯恩、福布斯或者甚至布坎南,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人更是工人们的危险的敌人,因为这些人企图以对「辛苦工作的美国家庭」的虚假关心来欺骗我们。

    劳动人民决不会从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得到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答案。在所有这些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中,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改革党的候选人,没有一位能够充份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应该支持这位候选人或者设法打败那位候选人。根据目前的情况,即使布坎南也不能够向我们强加一种法西斯独裁制;反过来说,也不要指望戈尔会解决美国的经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谁当选,都不会有什么分别。

    与其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来替一位将来只会出卖我们的总统竞选,我们不如集中精力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出一个新的领导层,一个已从与老板们的英勇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层。在目前,工人阶级的新兴领导人中最敏锐的,正在为建立一个工党而努力。这个工党是否能够将它的范围扩大到足以参加选举而且得到可观的成绩,还要看将来的发展。但是,只要那个可能性存在,就需要尽量使它成为事实,以致劳动人民能够将他们的选票投给真正代表他们、真正向他们负责的候选人,不会去选那些说是我们的「朋友」的有钱的律师或生意人。我们需要一个将会以行动来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层,不要一个在选举完后的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不见人影的领导层。

 

〔译自1999年11-12月号的美国《劳工旗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