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的崩解对经济政治的冲击

随著斯大林化的苏联的崩解，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抑制独占资本主义向世界市场的每一角落渗入，同样理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越来越尖锐的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

没有「冷战」来限制资本主义的竞争与有关的政治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没有节制了。还有，根据资本主义竞争的性质，资本之集中为数目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大的全球性的庞然大物，正在更无节制地加速。在这场经济战争中的失败者则被胜利者吞没，后者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竞争，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夺取更大的部份。

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的加速的「合并狂」中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资本集中、资本独占化的新阶段。大银行、大公司正发现无法有效地与比自己更大的竞争者竞争。所以，为了要赶上别人，你必须超过别人。

这不是往好消息的方向走；它反映竞争尖锐化的后果，这又反过来加速、预示将来的经济崩解。

这些征兆中最不好的，是万国宝通银行与Travellers之间至今为止最大的合并。这个合并根本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把交易股票、债券的经纪行和其他财政机构，与持有受政府保险的存款的银行结合起来。

上面引过的1998年4月12日《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说：「它明显地是应被大恐慌时期通过的格拉斯——斯德尔法案禁止的，因为当初制订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不让财政机构把受联邦政府保险的银行存款与华尔街的交易混在一起」。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牵涉到许多许多亿美元的合并破产了的话，就像最近一些日本巨大机构所发生的一样，大部份的损失将会由美国政府来赔偿！

在此同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掠夺者们，根据弱肉强食的法则，你争我夺。虽然他们都以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剩余价值为食粮，但是，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就以彼此为食粮了。

但是在这个名字叫资本主义的游戏中，工人们是十足的输者，因为他们所生产的越来越大部份的财富被剥夺了——一部份是在生产的时候，一部份是把税的负担从资本家那里转移到工人阶级的肩膀上。

可是，那就有内在的限制。这些限制有两个不同、但是有机地连在一起的形式：

剥削率越高，劳动力队伍越小（两者都是资本家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减少真实工资及以机器代替人力的无可避免的后果），社会上的购买力就越少。

富人虽然变得更难以置信地富有，他们只需要这么多的房子、汽车、多重的全部服装、多种多样的住处等等。结果，世界市场越来越少能够吸收越来越大量生产出来的货物。

在这同时，利润率也往下降，因为，与工资相比，机器在投资了的资本中构成越来越大的部份，而机器是不产生新的交换价值——那就是剩余价值——的。

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只不过把「死劳动」——被活劳动混合在机器中的交换价值——转移到被越来越少的工人们所生产的大量商品中。但是，只有活劳动才产生比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所付出的价值还要多的价值。

换句话说，利润不是加到生产成本上的东西，而是从活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中减掉的东西。价值超过生产成本的这个剩余部份，是工人们的劳动产物被资本家们所剥夺去的那个剩余部份——较通用的名称就是利润。

可是，利润率是由利润与生产总成本——机器、厂房、原料等等以及工资——相比而得出的。因此，当利润在总投资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时，平均利润率就下降了。

还有，因为资本家们只投资在利润率与风险相称〔即风险大利润率必须高、风险小利润率可以低些〕的地方（而所有资本主义的投资都有或多或少的风险），平均利润率就倾向于下降到无可接受的水平。

世界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仲裁人和强制执行者

美国帝国主义之决定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它的绝对权威，在发展的危机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它正在持续地扩张它的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国统治阶级，一直到最近，还以联合国为它的「警察行动」作掩护。但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最近以狂炸来威胁伊拉克的发言中，却清楚地说出，从现在开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认为需要，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不用任何外衣了。

还有，美国帝国主义对古巴的长期、实际的封锁，已因赫尔姆斯——伯滕法律的通过，成为明确的事了。所以，如果它的帝国主义伙伴（更不必说较小的世界强国）胆敢违反美国的法律，美帝就威胁要处罚它们！

攻击伊拉克的目的也是一样。每一次这种不受挑战的行动，加强了华盛顿所声称的在任何地方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权利」，因此把它自己建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不管是朋友或仇敌——之间的利润争执的最高仲裁人！

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目的，是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利益协调一致：

所有的资本家们都了解领导的必要性。他们知道，保卫他们的世界制度的利益需要决定性的行动，所以，他们决不能让他们对次要问题的争吵从中作梗。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他们的最尖锐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是，当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负起保卫利润制度的责任的时候，它很少把它自己的行动限制在仅仅那样做。必然地，这个成功地把它自己建立成为最高仲裁人的国家，会利用它的权力和权威，以它的伙伴们为代价，为它自己的狭隘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由于以上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当已经是问题重重的全球经济变得更坏时，美国与它的帝国主义竞争者之间的冲突一定会变得更深化。

还有，正如我们将要在本文讨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章节中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朝向俄国边境的扩张，不只是威胁到该国的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竞争者，而且还有更大的坏作用。

这个被美国所主宰的北大西洋军事同盟，正使它自己处在更容易镇压工人暴动的位置，因为他们预料，当变了资本家的官僚们企图毁灭十月革命所遗留的成果时，工人暴动极有可能发生。

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有效反对

里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的标题为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那一节中，以以下的话语为开头：

整个世界形势，以及由此而生的个别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活，都给战争的威胁笼罩了。……在下一时期，一个革命政党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得依赖于它对战争问题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政策由两个要素构成：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与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能力。〔中译文采用自1972年5月1日所译的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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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叙说一点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即是在1938年9月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这个《过渡纲领》之后的几乎一年时候爆发的。

在当时，抵抗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群众运动，已被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一连串的、特别是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时机的叛卖所破坏。接著而来的战时生产，让世界帝国主义在法西斯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量的财政赤字，来复苏它们的停滞的经济。于是，当战争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们被送上战场互相残杀——以便「他们的」资本家们可以赢到超级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十年（甚至在更早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法国或西班牙的胜利是大有可能的。只要在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激化、增强争取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使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难以爆发，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话。

接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革命的动员又在意大利、法国和希腊自动爆发了。

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抗战战士们于1944年捕获了企图逃避革命正义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将他吊死，并倒悬曝尸。他的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向它的帝国主义敌人投降。促成那个决定的一个不小的因素，是意大利败军的不可靠。他们需要他们以前的敌人的保护，来对付他们自己的人民。

法国的抗战战士们解放了早先被纳粹军队占领的巴黎，因此加速了德国的失败。接著，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法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未卜。

希腊的同样力量，在逼使法西斯占领军撤退之后，也在实际上控制了那个国家。

权力在这三个国家中落在群众的手上。同时，因为大多数本土的资本家们留下来与法西斯占领军合作，他们在任何部份的人口中都得不到什么支持。可是，斯大林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与失去人民信任的资本家们组成联合政府，来阻挡这些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叛卖替冷战、帝国主义向亚、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并且加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蚀。

因此，正与1938年的情形一样，战争问题，仍然是一个正确政策的最重要部份，而且，从那时以后，一直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指导。

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国际有原则地反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所有帝国主义战争。

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解释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个战争根本不是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斗争。

我们解释，它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了重新瓜分、统治殖民地而起的一个斗争。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其腐烂时代的一个内在倾向。这个世界资本主义腐烂的时代延续到今天。

与此同时，我们站在苏联的一方，支持苏联的完全保卫性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德国。我们也站在中国的一方，支持半殖民地中国为了自决而进行的保卫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

这个三边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镇压民族民主革命和支持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构成了《过渡纲领》的心脏和灵魂：「它尤其是对于如何处理『团结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这个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接近的途径、方法。」（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五年，美国帝国主义以联合国为外衣，侵略朝鲜半岛。美国托派不管当时的歇斯底里般的反共政治迫害，反对由美国领头的对朝鲜半岛的进侵。

然而，在当时这种反共狂的歇斯底里下，在这个国家〔美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所进行的反革命战争，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对运动，证明是几乎不可能的。

接著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帝国主义采取行动来击碎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包括进行革命权。这个行动，给了我们的世界运动，特别是在这个恶魔的腹地里，非常成功地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的机会，虽然我们在这个国家中的力量是非常有限。（4）

我们终于在争取大多数美国人民反对对越南工农的反革命战争上，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我们提出「马上撤回我们的军队！」为中心口号，来对抗斯大林派、自由派的「马上谈判！」的口号。它也对抗极左的口号：「让越南革命得到胜利！」（5）

这个争取双方谈判的「要求」，认定美国帝国主义有权谈判越南人民的前途和认同斯大林派领导者的方针。

要美国人民赞同越南革命得到胜利的这个「要求」，则远远超过他们的意识水平，而且与他们的非常健康的反战运动的目的冲突，因为美国群众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兄弟和丈夫送到一个否认越南群众有他们的基本的、民主的自决权的战争中去死亡。

然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在「社会主义者行动」这个组织中，以甚至更小的干部力量，却能够再一次地在三藩市，动员了将近二十万人民，反对美帝所发动、指挥的攻击伊拉克的战争。

可是，美国对伊拉克所使用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那个事件有了一个快速而且悲剧的结束。

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让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继续掌握政权。布什知道，要移除侯赛因，就要在进攻、长期占领整个伊拉克的过程中，牺牲无数美国人的生命。

所以，他转而向伊拉克人民强加严酷的制裁，希望侯赛因会因此而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统治，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抗拒。

那个情况并没有发生。侯赛因在寻求保卫、推进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时，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那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在1998年初要对伊拉克发动一次新的攻击。

克林顿的动机不止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它也是为了要建立美国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在它的盟友们犹豫不决或公然反对的时候独立行动的权利。

对于美国要对伊拉克及其人民发动另一轮的大规模毁灭这个威胁，我们又协力动员了一次反对，参加人数多到相当惊人（要知道这个动员发生在美国人的生命有任何损失之前）。

还有，国际上的反对也来自法国、俄国、中东、以及大多数的国家。法国、俄国，由于已与伊拉克作了开采、输出其石油的交易，非常反对美国阻止它们实现利润极高的合同的制裁。

国内、外的抗议使克林顿暂时地住手不采取行动。但他还是把他的手放在引爆器上，准备在他认为有心要争取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时按下去。

俄国总统叶利钦在这个危机的高潮中警告克林顿：轰炸伊拉克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警告震惊了全世界。可是，大众传播媒介斥之为叶利钦的另一次失言，因为他是以作出鲁莽的、使他的政治朋友们尴尬的评语出名的。

但是，这一次的叶利钦主义是有真正的实质的，虽然这个世界还看不出帝国主义之间的发展中矛盾的深度，及其潜在的、可怕的军事后果。

总的来说，自从1938年以来，这个世界当然变了很多。但是，就帝国主义及其战争而言，唯一真正地改变了的，是氢弹时代的军事技术的破坏力。

（未完待续）

（3）这段文字是从《过渡纲领》一书的序言中引来的。其中的引句〔用横线划出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话。

（4）在美国干涉越南的初期，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有略少于一千人的党员。

（5）这包括斯巴达同盟、其他极左的组织、以及第四国际领导层的多数。虽然我们支持越南革命，而且把这个重要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宣传中，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符合群众反战意识的水平。因此，这个口号能够动员街头群众的能力会比较小，因为动员街头群众是我们在这个恶魔的腹地中能够帮助实现越南革命胜利的唯一方法。

见Fred Halstead所写的优秀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的历史，「Out Now!」〔「现在就离开！」〕（纽约寻路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