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1999年11月达成的协定，令此处的主流报章议论纷纷，大谈这次交易将带来民主的收益。《远东经济评论》称这项协议为「世纪交易」，谓这将「对贸易带来好处的同时，亦为人权和法治带来好处」。克林顿的安全顾问珊地．伯格声称，该项协议安排将令中国成为「更开放，及更富多元性的地方」。不过，从中国处理王有才案件中可见，中国向民主的过渡仍然是遥遥无期。

王氏是中国小政党民主党的4个发起成员之一，他们由于企图注册成为合法政党而被捕，判刑5至11年不等。王有才在去年圣诞节前夕上诉，但被驳回。

事实上，种种迹象显示，国家的压制行动在有增无已。众多的民主活动人士备受滋扰和逮捕，地下宗教活动和崇拜活动被扫荡，因抢劫或被判以叛国罪名而被处决的数量持续增加。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由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后遗症，只有用打砸压的途径，才能够加以克服。

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打垮了毛派一翼之后，中国统治阶层中的多数一直致力于扭转毛泽东治下占主导的经济政策。就如前苏联的状况一样，经济政策之改弦换辙基本上是著力在出售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场，向各国的贸易大开门户。不过，中国领导人是在小心翼翼之下推行改革的步伐，不似前苏联的斯大林派那样，在1989年戏剧性地垮台。此所以中国与世界大国进行磋商，希望融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部份。世贸的交易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最为成功的阶段而已。这同时也意味到，中国正在持续建立对外的军事力量，和用以操纵人民的对内的保安机器。

改革只富了一小撮人

邓小平的改革，毫无疑问的为国家的原始经济数字带来实质的改善。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的全国生产总值跃升了4倍，贸易额从1980年的381亿美元增至1993年的1,958亿美元。不过，这些原始数字掩饰著内部收入和财富的悬殊。这一边厢，企业家们响应邓小平所号召的「光荣致富」而聚积财富；另一边厢，人民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6,000元人民币，而农民平均更仅及这个收入的3分1。所以农民会冒著严竣的禁制而流向沿海城市，成为沿海城市8千万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一分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南方一个城市，是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实验的先锋，带有累累伤痕。现在，天际充斥著摩天高楼和半落成的楼宇，豪华房车和名贵车车与仍然用脚踏车载货的苦力争路，成千上万焦虑重重的流民到处可见，他们为挣一口饭而吃尽苦头，活在生活的边缘。

即使生活是这么困苦，农民仍是从各地流到深圳之类的经济特区去。香港的厂主越境设厂，工人工资只及买一把煤球，而工作环境及工作安全又是甚为疏忽。据《南华早报》在去年圣诞节前报道，在深圳，每周约有1-2名工人死于工伤，逾400人肢体伤残。

比起这些农民们稍处优势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也同样岌岌可危。劳工及社会安全部长张泰基在上个月承认，在未来数年里，随著中国市场改革升级，将有1千2百万名国营工人失业。至于原有的上千万下岗工人，他们每月仅得100元人民币的收入，而且发现今后要由自己支付医疗及教育费。更有很多工人，由于所属的国营企业把他们的退休金拿出炒卖股票而受亏损，从而失去退休金的依傍。加上难以数计的贪污自肥的党干部，令人民在百上加斤的艰难生活下更加怨声载道。

中国铤而走险

中国领导人正在采取铤而走险的政策。中国现时仅仅是藉著大规模的镇压来维系中国资本主义不平稳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下滑将会令前述的紧张状态加剧。克林顿政府最真实的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令美国商人有利可图。他在1月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支持一份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决议案，事前已向中国领导人作出知会。中国领导人将会作出投诉，决议案将不获采纳，以闹剧结束，而两国的统治者们便会重新回到他们的实在事务：尽其所能令人民生活的利益屈居在制造（商）利润之下。

（史丹译自《社会主义评论》2000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