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等被捕者！
张开
迫害与反迫害的不间断斗争
中国当局镇压法轮功与群众反迫害镇压的斗争，像一根红线般串通著近年来的中国政治史。从99年7月中旬大举搜捕法轮功负责人、从而激起全国30个城市3万名以上学员上街抗议之后，斗争就没有停止过。
99年11月2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一次3千官员的大会上报告：仅在去年7月20日宣布取缔法轮功后，至10月30日之间，当局在北京就至少拘捕了3万5千多名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这期间没有一天安宁过。因此，他认为同法轮功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
同一天，北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将反法轮功斗争进行到底；认为这个斗争关乎党的前途，如果低估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就会犯历史性错误。（99年11月30日《星岛日报》刊载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3个独立消息来源的报道。）
国务院新闻局局长钱小芊在12月2日对4家记者解释：「所谓『35,790名法轮功练习者』，可能指的是……在北京公共场所企图搞非法聚集，被劝离或带离现场的人次数。」（同日《文汇报》报道）这几乎是承认了上引报道的真实性。
钱小芊同时透露，「法轮功大法研究会」的主要骨干李昌（公安部电脑部门负责人）、王治文（铁道部物质总公司工程师）、纪烈武（大陆驻港金属公司总经理）、姚洁（北京一地产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己被起诉。15日之后，法院宣布不公开开庭而对他们分别判处了18年、16年、12年和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并且指称：99年4月25日，「李昌等人组织煽动北京及外省市『法轮功』练习者万余人，到中南海周围非法聚集，静坐示威」。这就表明，他们只是聚集静坐、和平请愿，要求练功有合法性，事后却被加上许多罪名加以镇压。随后一段时间，据报道，北京每日都有近百人被扣留，未有一日停止过。后来，黑龙江大庆市284人联名给江泽民公开信，要求取消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并停止镇压它，结果其中6人被判劳教。
在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拘禁期间，还受到诸般虐待、殴打，因此致死的至4月中已知至少有15人。有数以打计的学员在狱中绝食抗议。
许多被捕者都并非精神病人，却被关进精神病院，当作精神病人对待。从99年12月初开始，有50名学员被无辜地送进北京周口店精神病院，心灵更受创伤。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女教官李群，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送进南京精神病院，并强迫服食损脑的药物，为此她写信托带出外而加以强烈谴责。
不断的拘捕、监禁，并没有阻止法轮功学员不断的上天安门广场静坐练功，甚至拉开横额示威。在今年春节期间，便至少有500名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公安拘捕。全国40个城市都发生集体练功事件，被拘人数在2千以上。春节过后，在大陆被判劳动教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5千人，被短期拘留者超过1万人，有300人被判刑。
在两会期间，一边是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声言果断处理法轮功邪教已取得重大胜利；另一边，在天安门广场，却有40名法轮功学员示威，无惧于被拘禁。
尽管国家的镇压机器不断加强打压，但仍不能令中南海最高层满意。《东方日报》在今年的「两会」采访组报道，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江泽民在3月1日出席公检法联席会议，指公安、国安等保卫部门对法轮功监控不力，未能令中央放心。这使得警方要重新部署，进一步加强镇压。但也再次证明，「有压迫就有反抗」，「压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的规律，对统治者已构成巨大威胁。
4月13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决美国动议谴责中国人权纪录之前5天，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再到天安门广场集体示威。他们分成6批在广场不同地方同时举起旗帜，高呼「法轮大法」，他们被公安拳打脚踢后押上车；但不多久，又各有5至10人组成的几个小组举起最少4幅横额示威；他们在被推上车后还在举起横额，至少有200人被载走。
在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周围静坐将近一周年的那几天，天安门广场戒备特别加强，但每天仍有40、50名学员被公安带走。新华社4月19日引述国务院新闻办一负责人称，现正进行的镇压法轮功行动，可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法轮功成员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他又说，天安门广场公安于4月5日成功制止一名姓李的法轮功成员引爆缚在身上的炸弹。（4月20日《成报》报道）由此可见当局镇压所造成的愤怒反应既深且烈。而在今年两会期间，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一人引爆炸弹，造成一死一伤，官方称自杀者曾4度上访信访办公室申诉求助无结果，虽然他不一定是法轮功学员。
在「4．25」一周年的当天，北京市气氛紧张，天安门广场在如临大敌的严密保安下，仍有百多名法轮功学员闯入，在清晨分成7、8人一组，进入后以静坐练功方式进行抗议示威，又是在拳脚交加下，百多人被强行推上车带走。
官方理屈词穷
在当局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引起民间普遍不满的时候，《人民日报》12月27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引述美、日等国政府镇压邪教的事例，以图替中国当局辩护。但事实上，在所有法治的西方国家，都没有一条法律是要完全取缔所有「邪教」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只因在地铁放毒气造成12人死亡，和5千人受伤害，日本当局才对为首的主事者拘捕判刑，而对该教则监控3年，但对该教的信众却不加拘禁；美国在1993年出动军警攻克「大卫教」总部，是因为该教派禁锢著一批妇孺，且带备武装，进行顽抗。而所有的犯罪者，都有其他的治罪法例根据具体犯罪而用那种法例来起诉。但中国的法轮功组织，尤其是其参加者，却主要或几乎是为了练习气功、强健身体的，其组织的宗旨也倡言「真、善、忍」，导人向善、和平忍让。但他们一被公安发现在练功，无论是在公园或家中，都被拘捕，遭到严厉的打压。
借口邪教害人而任意加以迫害，不能以理服人，只能造成人民更大的反感、对抗，制造更多的反对者，更加剧社会的不安、动荡。
其实，所谓「邪教」，其客观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定其为「邪」抑为真正的宗教呢？京官提出定它为邪教的理据之一，是它害死了1,400多名修炼者。但那些人之死，是否真的完全因为修炼不得法，还是由于与修炼无关的死因呢？再从一般的体育运动（如跑步、举重等）来看，都难免会有由于过份剧烈或伴随其他如心脏病发而导致死亡，能否因此而取缔某种体育运动，或对教练判处重刑呢？试看看那些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静坐著，缓慢地运动手脚，闭目凝神，心平气和，又怎会因这样而致死？这是无法令人置信的扣帽子手法。
另一「理据」是其领导人李洪志们，靠售卖书籍等手法诈歛钱财。但其他的「爱国」宗教教会，不是向来都有出售书刊等同样的商业行为吗？而且，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变相地迫使信众大事捐献；而法轮功的刊物则宣称，他们的「所有学员义务教功，不求名利，不收钱财，分文不取」的。
法轮功学员的解说
从另一方面，即与北京官方所指责的相反方面看，法轮功从1992年提倡后，不到10年即发展得很迅速、庞大，在全中国及世界各地都有无数的学员在修炼。为什么有这样快的发展？据《法轮大法简介》这份传单解说：
「法轮修炼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
「法轮大法不是宗教。他直指人心，明确修炼心性是长功的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学者在心性提高的同时，辅助以炼功，短时间内身体就会净化，达到无病的状态。
「据最近一份北京市对约一万三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的健身功效的调查统计报告显示：93%的人炼功前有病，炼功后袪病健身效果总有效率达到99%，其中近六成的人完全康复。广州市也得出了相似的调查结果。炼法轮功确实令到许许多多人的身心感受颇深。法轮功在帮助修炼者强身健体、开智开慧的同时，更要求真修者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由好人做起，从而亦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和道德水准的回升。」
另一份名为《高德大法「法轮功」》（1999年4月第一期），载有同年1月1日由广东省22名教授等「签名人」（附有姓名及其简历）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其中指称：
「我们是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党政军部门中离退休的老同志，先后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道路。我们是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之后，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最初，我们也有著对宇宙、人生、气功、疾病等方方面面的疑问，对人体修炼也是一无所知，对当今科学知识范畴以外的更高更大之理更是闻所未闻。但是我们通过系统地听了李洪志老师的讲法或者系统地自学了《转法轮》，……使我们逐步走出了障碍人类正确认识自己和宇宙的迷雾，如同在探寻摸索中找到了路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我们认准法轮大法不是迷信和玄学，而是真正的科学、更高的科学，是因为我们是实践者和受益者，有共同的体会，事实给了我们的发言权；同时全球范围内有上亿名修炼者的实践，大面积出现的超常科学现象和利国利民的社会效果，是经得起任何国家、组织特别是科学的调查和检验的。……」
封杀气功组织和炼功
除广东省以外，在中国各地也有许多高级知识份子、离退休干部修炼法轮功，他们有不少因坚持不肯认错而遭判刑。除了前面提及的例子之外，还有近来见于报章的人物。例如：74岁退休空军指挥学院教授、正军级（相当于省部级）将领于长新，因支持法轮功，于1月6日被重判入狱17年；他在70年代，曾努力研究及解决空军安全驾驶问题，作出过重大贡献。
中外有名的国家体育运动总局局长伍绍祖，在法轮功、中功等气功组织被禁之前，据报道也曾经支持它们，尝试代表它们进行游说，因而在4月19日被宣布撤去其原有职位。伍绍祖以他对体育运动的专业知识，确信法轮功、中功等实为有益的气功运动，不应加以禁止。这是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当局的禁令是无理由的。
在中南海周围万人静坐之前不久，这些气功活动是可以公开合法地进行的；李洪志等的书刊，也可在各大书店中售卖。但在「4．25」之后几天，当局开始镇压，首先禁止党政官员练法轮功；7月20日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到10月15日再升级改定它为邪教，半月后由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严厉惩治邪教的决定。这样地经过将近3个月才升级为邪教，并非由于当局对法轮功多年来的一切情况不清楚，认识不足够（实际上当局是完全掌握得一清二楚的）；而是由于要套上更严重的罪名，才能施以重刑惩罚，企图借此镇压住法轮功学员的顽抗。从当局这样的改变，亦说明了它所用的罪名是随政治需要而定的。
此外，目前又已有15个宗教团体被定性为邪教，包括中华福音团契、新约教会、全范围教派、门徒会等14个依据圣经组成的教团，和一个佛教的「观音法门」，它们的总人数据估计有5百万之众。
差不多同时，当局对「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也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禁止其成员练功。该组织号称有3,800万成员。它在今年3月向全国人大致送的公开呼吁信中表示：「中功」的3千个机构都是合法向政府领有工商营业牌照，但去年十月中央一声令下要各地收回「中功」机构的全部营业执照。中国号称「以法治国」，但当局一声令下，3千个合法经营的企业机构就被关闭，机构拥有的巨额资产也被没收，这种做法完全无视宪法。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正视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永远高于宪法及法律的现实，督促政府立即收回查封3千中功工作机构的决定，给予40万员工及家属以生存权。公开信也强烈呼吁释放前北京人大代表严婵娟在内的600名中功领导人，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
其他据称拥有几千万成员的各类气功组织，例如「中国自然特异功研究会」（简称「国功」）也被取缔，有的组织则至少遭到严格限制，不准出版有关书籍及公开练功等。实际上，中国的气功研究源远流长，非常多的人都学气功以强身，各种气功团体因不同的练功方法而成立，达2千个之多。他们并不涉及政治。但当局在取缔法轮功的同时，却要一起打压民间的气功等组织，以阻遏其存在，免致威胁中共统治的稳定。
迫害扩展到各方面
除了上述的打压、取缔外，其他的民间组织也同样遭到打压，被宣布为「非法」，禁止其存在、活动。据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刘宝成透露：截至99年11月底，北京共发现「非法民间组织」80个，比98年增长42%，其中62.5%的组织危害国家利益，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经济秩序。而自86年起的13年内，共查处非法民间组织467个。这些组织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重大隐患，危害极大，必须依法查处。（今年1月17日《明报》）上述的数字，似乎还只是北京市「发现」的。
当局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打压也同样毫不手软。中国民主党成员继续被迫害，许多人又被判重刑；去年12月开始创办的《中国文化复兴通讯》，志向只在促进文化、思想、宗教自由」的，其4位负责人熊晋仁、陈蔚、胡俊、王一梁也在今年1月被捕，可能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
近两月来，一些著名不同意见者也纷纷被判刑。例如，一位马姓诗人，又被加上「颠覆煽动罪」而判处入狱5年，他仅仅是试图在97年8月，与一批作家、艺术家共同发起文化复兴运动，期望把受到官方思想箝制的作家解放开来，便被拘捕及判刑了。在1986年，他也曾在北京参加学生示威活动而入狱3年。
河南的著名人士安均，近日也被扣上「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4年；他在98年初成立民间反腐败组织「中国腐败行为观察」，发展到300成员，其中包括有解放军，却因此而被捕。
在北京的学术界内，又一次刮起烈风，中宣部对鼓吹「自由化」的4名学者李慎之、茅于轼、樊纲和刘军宁进行批判，其中原任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倡导自由主义的刘军宁已于3月被迫离职，赋闲在家；樊纲原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同社科院前研究员茅于轼长期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为改革开放提出过不少意见。这一股政治寒流的吹袭，使思想较为开放的学者人人自危。
必须立即停止迫害，释放被捕人士
这许多大大加强的封杀、取缔、镇压、拘捕、判刑，实际上是滥加罪名，完全违反了现行宪法所规定的中国公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思想、宗教信仰、和平示威、人身保护等自由权利，是中国人权的又一步大倒退，必须遭到谴责、反对的。
中共之如此加强镇压，不是表现它对统治稳定的充满信心，反而是反映高层领导人的缺乏自信，色厉而内怯，外强而中弱，甚至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害怕稍加放松控制，便会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心理，反映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如下讲话中：罗干指出，从当前的情况看，今年公安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任务十分繁重、艰巨。全国公安机关要充份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公安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对继续组织、策划、参与「上访」、聚集等非法活动的骨干份子和顽固份子，要依法查处，严防其死灰复燃。
江泽民是最高的发号司令者。今年2月23日《东方日报》的中国组记者自北京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为了挽救党内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南巡前，专门听取了中央『六一○』办公室关于处理『法轮功』的工作汇报。江泽民要求今年『两会』前要统一思想，清除『法轮功』的影响。并强调要重视那些陷入『法轮功』的高层知识份子的思想转化工作。……」使「法轮功」的影响减到最低点，至少在高级知识份子中间最大限度地消除影响。因为「法轮功」在民间的影响甚广，练习者甚至十分执著，因此他们的转化不可指望在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
「据悉，江泽民在给政治局常委的信中谈到，千万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大家对思想领域和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倾向性问题，要保持高度政治敏锐性和警惕性。
「江泽民承认，党内一些人『精神空虚』，出现『信仰危机』。
「江泽民其后南巡广东时，更大力推动整党，在县（市）一级党政官员进行『三讲』教育，将『讲政治』当作首要任务。」
上引的话，也反映江泽民内心的不安，企图藉高度镇压来稳定局面。
笔者在99年7月28日，当中共宣布取缔法轮功之后几天，曾为文评论这一镇压的原因和结果，其中指出：「可以相信的是，统治者这种强力镇压手段并不能解决思想政治上的危机问题，不能以理服人，反而会增加人民，尤其是被封杀者的不满和怨愤，把大量的修炼者推到中共的对立面，变成新的敌对者（纵然不公开显露出来），许多修炼者将从公开转到地下活动，并且会为将来爆发的民间抗争增添一股新的力量。这是中共不断为自己制造敌人的又一新事例。」（详见《十月评论》99年第3期）
从上述的事实和评析可以证明：所有在近年来被打压、拘禁、迫害的人民，都是官僚政治中的无辜受害者。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起来予以声援，迫使中共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他们（包括不同思想、宗教信仰的异议者、政治犯），并恢复他们原有的职位、工作和名誉。
200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