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帝国主义广开门户

《工人先锋报》

「世界贸易组织99年底在西雅图召开高峰会议前夕，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份协议，结束了13年来美中的外交谈判拉锯战，为中国进入世贸组织铺平道路；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此举是他任内达成的最重大的外交成就。而在中国和国际间，人们视这项协议是中共总书记及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国总理朱镕基领导下的「改革派」得到的重大的政治胜利。

中国之加入世贸组织，将会是意味到把仍然由国家垄断控制的对外贸易权撤除掉。该项美中协议，是中共继1997年决定售卖大量国营企业后的一个步骤。江泽民及朱镕基一伙旨在运用对外贸易激烈竞争的压力，以加快国内私有化的步伐。

根据美中协议，外资公司今后将可以拥有战略性经济部门如电讯业高达50%的所有权。目前用以保护国营企业的特惠税率将受大幅削减，由此而估计将导至汽车业丧失50万个职位，钢铁业丧失3分1的职位。同样，在农业方面也将大幅削减入口税率，估计成百万千万的农民将要被迫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

不过，这项世贸组织协议并不能够完全左右大局。中国无产阶级当下最迫切的课题，倒是起而保卫1949年革命取得的革命成果；这些成果现时已经被大肆侵害，大为减少。

就在协议签订的短短一周后，12月1日的《南华早报》便有报道：「在西安、重庆、衡阳、北京和长沙，据报出现有静坐、示威和破坏铁路线的事情发生。」甚至退役军人出来抗议，要求获得应有的就业安排。

帝国主义资本家及其发言人明白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首先就要打破中国工人阶级的抵抗。中国建设银行和华尔街巨人摩根．士丹利组成的联营企业的研究所负责人徐肖恩（Shawn Xu，音译）便指中国之加入世贸组织，是「自中国20年前推行经济改革以来意义最重大的一个举动。」不过，国际金融家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欢欣情绪，也由于害怕中国出现社会动荡，尤其是劳工动荡而蒙上不安。签署协议之后数日，《纽约时报》报道，北京纺织厂一名职工尖刻地声称，「将会有更多工人被解雇了」。这则报道提出警告说：「中国有上百万、千万人具有这恐惧和愤怒，成为中国百上加斤的最巨大的挑战之一。」

美国官方工会小骂大帮忙

与此同时，在美国，亲帝国主义的「美国劳联产联」的工会官僚，也加入右翼资产阶级的大合唱，谓克林顿在与中国达成加入世贸组织协议这件事情上，「出卖」了美国利益。去年底在美国西雅图进行的反对世贸组织的抗议浪潮，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劳联产联」上层进行的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宣传。这种反共宣传，就以美国联合钢铁业工人在码头表演「倾倒」中国钢铁为特点。

华盛顿一方面宣扬中国那些异议分子如魏京生和「劳工组织者」韩东方，一方面则加紧实力以对付中国，例如在最近提出设立亚洲区的「导弹防卫区域」系统，这项提议并且还可能把奉行资本主义的台湾包揽进去。诸如这些计划，与美国之与中共「缔结盟约」并不是两码子事。美国各派资产阶级在对付中国的目的上是团结一致的：要推翻1949年革命，收复对剥削中国大地上的工人阶级的「权利」。

中国除面临外来帝国主义的压力，还备受到海外强有力的华人资产阶级的压力；这些华人资本家主要集中在台湾和香港，并且分布在东南亚一带。俄国十月革命把国内资产阶级打败。可是中国的资本家则可以在1940年代逃离中国大陆，在海外保持与大陆的亲族连系。华人资本家在香港有著强大的力量，他们担任中共官僚及其子女们的电导体，帮助他们发财致富。至于台湾，则一直保持著对中国的威胁，它作为帝国主义向中国施以军事压力的基地，并且是向中国投以大量资金的主要泉源。

中共自1992年重新推进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随著中国之加入世贸组织而会进一步加速。自1997年后，主要的国营企业已经转变成股份制公司，由政府持有大量股份。现在，政权容许把部份这些政府股份售予私人拥有。1999年11月24日的《南华早报》报道，「北京有意引进严格的承继权，其中一个用意是限制方兴未艾的私人企业家在经济及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中国在资本主义「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这可以从实行继承税方面略见一斑。

中共首脑江泽民之子是中国最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一；朱镕基之子是摩根．士丹利联营投资银行的行政人员。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希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后代能置身于中国新生的剥削者行列之中。托洛茨基早在1936年写的《被背叛的革命》里，对苏联斯大林派官僚层作出决定性的分析中，刻划了这种发展：

要是他们不能够把特权传授给子女，这些特权便只有一半的价值。然而遗嘱的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可分割。单是成为托勒斯的总裁是不足够的，必需要成为一个股份持有人。官僚在这个决定性的领域取得胜利，将意味到它之转化成为一个新的占有阶级。反过来说，无产阶级对官僚的胜利，将会确保社会主义革命重新恢复生气。

托洛茨基向苏维埃社会提出了一个必需的抉择——而这个提问，对今日的中国具有著迫切性：「官僚将把工人国家一口吞下，还是工人阶级将把官僚扫荡一清？」苏联无产阶级长期受到斯大林派的民族主义所毒害，备受背叛和欺骗，在叶利钦于1991年8月夺权的时候，便无力起来制止这场反革命。

虽然中国的官僚宣明要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但国营经济迄今仍占全国经济的40%，在1999年10月7日，即美中签订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之前，《远东经济评论》表示：「正是由于国营企业传统上发挥著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关键作用，北京才不愿过速解散国营企业，北京害怕把成百万千万的人赶出工作岗位会造成政坛动荡和社会动荡的结果。」这就像托洛茨基在论及斯大林政权所言，官僚之「继续保存国有财产的程度，只和它之害怕无产阶级的程度相同。」

女性是市场化最大受害者

北京的斯大林主义者推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确是比起1980年代末期的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日益把中国社会的各个部份驱上赤贫之路。上千万计的农民破产，农村青年生计无著，只得蜂涌入城市找寻工作。但城市工作难求，许多流民（估计在北京一地，就有二百万流民）无家可归，沦为乞丐，或当娼维生。即使官方的计划预测也测定，在临达2006年之时，无业或「不充分就业」的人民，将占就业人口20%。而据其他估计，中国当前的失业人数已经高达20%。丧失职业的人，也同时一并失掉房屋、医疗、教育和退休等福利，因为这些福利是和国营企业联系在一起。

打破铁饭碗的过程中，女性和老年人受害最大。在国营企业全部受解雇的员工里，女性占了3分2之强。由于提早解雇，她们的退休金也因而减少。在贫困的农村，无力负担教育费的家庭，通常都让女儿辍学。随著农村经济回复到家庭耕作的经济方式，及随之而至的反动态度，令女性之受教育被视为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在1949年革命前盛行拐卖妇女的状况，则是死灰复燃。被拐带的妇女被卖作他人「妻子」。老人的处境亦同样不妙。随著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的制度日益瓦解，他们的生活也日益困难。

继承关税及贸易总协议而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是后苏联时代的「新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其主旨是为对第三世界进行毫无节制的剥削，开出「新自由派」政策的配方，为美国、西欧、日本和金融家服务。

在美国，主张经济民族主义的右派，以至有些左派，通常把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看成是一个全球性的强大组织，为各个会员国订立规章法律。在现实里，世贸组织、「国基会」和「世界银行」等一类国际性的机关，是由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些帝国主义大国根据各自的利益而制订协议的。一旦这些国家的本国利益占了上风，从而各自竞逐剥削范围，这些协议便会不吹自破。中国在这场竞逐赛中是一头肥美的金鹅。帝国主义的投资令反革命在中国不会为国家带来丰盛的经济发展，反而会使国家成为列强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场地。

帝国主义者们著眼于由北京官僚从上而下带头推动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在另一边厢，美国有部份资产阶级则在仿制1980年代向苏联发动第二次冷战的攻势，鼓吹用打经济战和施加军事压力这条路同时前进。在今天鼓吹对中国发动冷战攻势的势力，包括有亲民主党的工会官僚及右翼共和党人。

向中国发动冷战攻势

「美国劳联——产联」首脑约翰．斯威尼在1999年11月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说，克林顿政府向中国屈求的一宗交易，把人权看作可以随手丢弃的滋扰物看待。」「美国劳联——产联」把与中国对敌的反共立场与旗帜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两相结合起来，声称要「挽救美国人的职位」。这种反对中国（或日本）进口产品的煽动性论调，毫无例外的一律强烈带有反对「黄祸」式的种族主义的潜台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上层在1970年代反对日本进口车时所煽起的排亚洲人种的歇斯底里情绪，在1982年直接地导致了美国底特律市一所夜总会外发生的一宗谋杀案：两名种族主义者——其中一人是佳士拿汽车厂的工头——谋杀了一名美国华人。在今天，工会上层发表的反共、贸易保护主义的激烈言词，直接地在所谓李文和间谍案挑起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的恶意氛围中火上加油。斯威尼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发言，同时又装作关心中国的工人。他说，在中国，「任何个人企图组织工会，便会立即被捕收监。」

美国工会官僚对中国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不屑一顾。「美国劳联——产联」的官僚与美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扶助反劳工的军事政权上台，并且在东欧和前苏联鼓吹资本主义反革命方面起了十分主要的作用。

在1950年代韩战和1960-70年代的越战中，「美国劳联——产联」的上层是最狂热的「鹰派」之一。在第三世界大部份国家里，人们把美国这个劳工组织看为是「美国劳联产联——中央情报局」。

中国工人比起东欧和苏联工人在面临反革命之时更有先见，他们中许多人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残酷效应。这种发展将对中国社会的斗争动力及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产生影响。广泛的劳工罢工的矛头之一，将会是指向外资公司和联营公司。但这不表示中国工人是对西方「民主」的幻想免疫。不过，他们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幻想及融入帝国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可能得到的利益之幻想，是要低得多的。在1980年代，华里沙的团结工会要求波兰加入「国基会」；而在现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报道都显示工人对加入世贸组织是忧心忡忡。

中国倒退回资本主义奴役的危险是越来越紧急了。动员中国无产阶级起而保卫集体化经济及中国革命的其他社会成果，具有急迫的需要。可是，唯有具备一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和前景，才可以给这场斗争带来胜利。

（史丹摘译自《工人先锋报》1999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