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

1959年的古巴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岛上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革命后的两年内，资本主义制度已被我们所称的「工人国家」所代替了。

古巴创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使几乎所有工业、大商业和大型土地所有权不再由私人所拥有，不再为私人利润而经营，而是为大众福利而经营。

我们在寻找恰当的名称来描述古巴时，一向反对使用「变形的」或「堕落的」工人国家等名称。

古巴的工人民主当然有了变形。但是，在我们的术语学中，「变形的工人国家」这个名称，既是描述性的，又是纲领性的。它在政治上是相等于这样的观点：这个国家是被一个结晶化了的官僚阶层所控制，而这个官僚层必须以政治革命来推翻之。

正如约瑟夫．韩生（Joseph Hansen）在他的「讨论古巴是为了什么」一文中所用的，我们在描述古巴为一个工人国家时，加了「『还缺乏民主无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这个修饰词，意思是：虽然它不是像有了斯大林主义者当政那样的『变形』，但这个国家并不是在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控制之下的。」（引自「古巴革命的动力」）（注）

而且，从开始，古巴的行动革命者们就已抵抗苏联和古巴的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的压力。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2年，当他担任整体革命组织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领导了第一次公开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和右派宗派主义的斗争。

这第一个交锋发生在埃斯卡兰特企图以官僚手段来接管整个革命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时候。当时，埃斯卡兰特是整体革命组织中的斯大林派的一位领导人，而整体革命组织是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及与之同盟的小团体与埃斯卡兰特的人民社会党合并的结果。卡斯特罗在他的1962年3月26日的演说中正面地攻击斯大林主义者们，其打击之大使他们从此以后一蹶不振。（1）

而且，甚至现在，在它目前这个紧急的存在关头，卡斯特罗派领导层仍然继续努力地阻碍结晶化了的官僚层的形成。据报导，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左派，在该党最近的大会上（1997年10月），对其右派施以重大打击。

而且，在菲德尔．卡斯特罗1998年7月26日的演说中——这个演说曾被古巴所有电子、印刷传媒所传布——他重申了他的党和政府对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承诺。

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从开头，便已向工厂中、田地上的古巴工人们、无产阶级的所有天然盟友们的阶级利益，显示出忠诚。但是，至于缺少苏维埃式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他们却建立了他们所称的「人民权力」。可是这种「人民权力」，离真正的工人民主，还有一大段距离。

真正的工人民主，对古巴的社会主义前途，至关重要。它是以俄国工人们为了实现十月革命而创立的、在政治上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机构为模型的，并不是被斯大林在其政治反革命之后所强加的那个被剥去了精华的版本。

但是，那并不意味著，人民权力是，或者被设计成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一个形式，像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所设立的那样，用来动员非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以支持官僚阶层向资本主义过渡、向资本家阶级蜕化的企图。

议会民主，其更好的名称是金元民主，给「每个人」选举的权利，但是，塑造、制造「民意」的权力，却操在有足够金元名副其实地垄断传播媒介、有足够财力收买政治家、国家官员的极少数人的手上。

总之，人民权力不是韩生所说的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但是，它也不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

当然，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在古巴活跃的落后、反革命的力量，也许会给人民权力加入资产阶级议会的内容。在另一方面，古巴社会中的革命力量，也许会设法将这个模棱两可的选举指示转变为工人阶级政治专政的一个真实的民主机构。

这些反对的倾向，不但含盖在古巴当前力量关系中，而且含盖在世界当前力量关系中。

古巴的党和政府的革命骨干份子，当然知道因开放经济让外国资本渗入所带来的真正危险。古巴的革命者们完全知道，渗透入工人的民主机构、工会和工人政党中，腐蚀工人领袖并把他们转变为资本家们的劳工及（或）「社会主义」副手，则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第二天性。

因此，这个充分有理的恐惧，也许使他们看轻了工人民主对保卫革命的果实所能作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那个想法，依我们的观点，也许是或者不是对工人阶级及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角色缺乏信心。无论如何，这些模范的革命行动家所推行的绝大多数政策，就表示他们对工人阶级及对人类所面对的历史抉择有信心。这个抉择是：不前进到社会主义，就是走向野蛮主义，或者，它的命运更坏。

再者，我们不应该如此自大，以致过份简单化这个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国家所处的困难地位：被有史以来最残忍、最强大而且离它的海岸只有90哩的帝国主义巨兽所孤立、封锁。

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敌人，其杀伤力之大，可以把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数倍毁灭。这个敌人曾经重复地显示：当它相信杀死任何和每个要威胁它的阶级利益的人是世人认为它应有权利的时候，它对于将死亡和毁灭如雨般降落在城市和人民的头上来保卫它的这种权利，决不会犹豫不决。

古巴的革命行动家们充分知道他们所负的责任，而且在比他们相信当前客观阶级力量关系将会容许走得更快更远之前，他们将会三思而行。

我们应该继续保持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团结一致，而且对它的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领导层批判地支持。这个领导层，几乎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选择了革命行动的道路。

古巴领导层的性格，具有一个比许多自认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更接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层曾经显示出一种高度不寻常的、从它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曾显示出它有根据它的信仰而行动的勇气。

古巴继续是唯一尚未受到结晶化的官僚层所统治、尚未对在古巴投资的外国资本家们作出基本上但非策略性的让步的工人国家。她作出策略性的让步，是在一个被离它海岸90哩的残忍的帝国主义巨物所统制的世界生存所必需的。

他们目前的焦点是要冲破美国佬帝国主义四十年来的封锁和经济破坏。这个工作焦点，是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必不可少的。一切迹象显示，革命的古巴已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苏联的解体中学到，古巴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骨架之内是没有希望的。

似矛盾而正确的是，发展中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迫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到古巴来投资，特别依据在目前情况下古巴可以接受的条件。这就反过来为美国大企业之尽管是半心半意的反对海尔姆斯——伯顿法案〔美国国会所通过的、禁止美国资本家（甚至全世界在美国有生意的资本家）到古巴投资的法案〕，增添了压力。

美国资本家们也被他们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益所驱使，因为他们想利用古巴这个有可能赚钱的市场，为他们自己的剩余货品、剩余资本寻找出路。

当然，这对古巴有很大的风险。一群群资本主义企业家们的到来，带了大量美元来投资，将会有矛盾的效果。在一方面，它可以帮助减轻目前这个「特别时期」的极端困苦。在另一方面，带了大量美元来的投资家们，为了想在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圈子中争取朋友，也能对古巴社会有著非常有害的影响。

这就是一部份日益增多的美国资本家们赞成与古巴贸易的根本原因。他们知道，就这个观点而论，这也是一个冒险，但是，他们争辩说，由于封锁了许多年都起不了作用，何必不打进里面去，也许可以使一大部份的古巴人民腐化。

可是，卡斯特罗主义者们的经历显示，他们非常清楚这些风险。但是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和对革命的责任心来试图突破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封锁。

而且，我们对古巴革命家们所知的一切，也就是以上所说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他们深刻地了解，他们目前的贸易政策，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法。

上面曾提过的卡斯特罗1998年7月26日的演说告诉我们，古巴的前景，仍然是与他们从革命开始的第一天就定下的前景一样——将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全世界。但是，经验教育了他们：他们早先的战略有很大的缺陷。同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开展中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它就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触发一段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时期。

当世界危机爆发的时候，它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把世界上的革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野蛮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之间的全球性斗争中，带到古巴的一边。

没有人能够预测，当世界资本主义的平衡崩溃的时候，古巴的革命行动家们，或者就这件事情而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任何其他派别——包括许多声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派别——将会做什么。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事先贬低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领导层之奋起迎接那个对他们的革命前途以及人类前途有决定意义的挑战的能力。

在六十年代初期，古巴革命的卡斯特罗／格瓦拉领导层，主要是寻找将他们的革命扩张到拉丁美洲去。这个前景，对他们而言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拉丁美洲的工农们，在古巴革命的感召下，是处于革命之前的酝酿时期中。

可是，由于古巴革命行动家们的错误的游击战略以及由于他们没有与拉丁美洲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搏斗，他们就错过了那个机会。

这一次，他们承诺要用不同的做法。除了从他们的错误学到了东西以外，在帝国主义世界中日益高涨的阶级斗争动力，有希望使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比较容易地接受以第四国际《过渡纲领》的方法为基础的革命无产阶级斗争战略。

虽然在目前我们的世界运动还小，我们可以扮演一个主要角色来帮助古巴共产党在将要来到的斗争过程中得出正确的教训。但是，除非我们仍旧站在第四国际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纲领的坚实基础上，否则，以上这点决不能做到。

前苏联及其他蜕化中的工人国家

欧、亚蜕化中的工人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困难得多。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们都承认，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真正由市场来推动之前，亦即是真正变成资本主义之前，还有一段长长的道路要走。

虽然它们在走向私有化的道路上，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这些社会的生产力基本上仍然是停滞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中，群众的生活水平——除了狭小层份的企业家、官僚和小资产阶级之外——已经走向严重的衰退。

即使这些经济中的某些部份有所扩张，它往往是限于经济中的商业、财政部门和轻工业制造部门。

然而，重工业部门仍然很难私有化，因为，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将这些古老的苏维埃式的工业恐龙现代化，将会是无望地昂贵呀！

帝国主义试图摧毁这些国家的基础工业。在今日的收缩中、高度竞争性的世界市场之中，把它们私有化、现代化不能被认为是好办法。就算这些国家建造了新的、最新水平的钢铁厂、汽车厂和其他基本工业的工厂，被关掉的旧工厂工人太少会被重雇，因为今日电脑化了的工厂只需要先前工作大军的小部份。

使坏事情更坏的是，从基本上仍是国有的重工业中所得的利润，最后就进了日益壮大的企业家阶级、变质了的官僚和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外国银行户口。

但是，这些掠夺物的极大部份进了他们的帝国主义伙伴们的账户，极小部份，如果还有剩下的话，重新投资在工业发展上，这极小部份是工业发展的唯一真正的来源，因此是更合适地满足群众需要的一个根基。

在这同时，当工业工人实际上收到支付薪金的支票时，他们的工资，往往是低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做类似工作的工人所赚取的工资水平，更不必说西欧、日本和美国等先进国家了。

况且，这些蜕化中工人国家所生产的输出品的有竞争力的价格，事实上，是由国家为著官僚、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而津贴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津贴的泉源，就是这些社会还剩余的社会战利品。那就是，像非常低廉的房屋和公用事业、免费医疗服务、廉价公共交通——以及甚至于替代工资的实物支付——那样的福利，都是隐藏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没有加进卖到世界市场上的货品价格中去。

蜕化中工人国家的农业

这些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在国有集体农场的基础上经营的。

这些国家的农业已经证明是比工业更难私有化——因为小家庭经营的农地，即使有拖拉机，也比不上大型机械化集体农场的高效率。

再者，小型、私人拥有的家庭农场会很快地被迫破产，如果土地被回复为可以被抵押、被买卖的商品。

而且，如果资本主义式、大型工厂式的农场开始吞没濒临破产的家庭小农场，大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会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于是，我们就会见到数以百万计的、以前是相对地宽裕的集体农场工人们（那就是他们在前苏联集团国家中的身份）堕落到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那种集体贫穷。

即使如此，尽管集体农业的残存，它的剩余产品的相当多部份，结果会通过这个或那个管道，落在官僚及其他寄生虫的手中。这些产品也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

因此，这些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成果，也作为津贴农业输出品之用，使它们的价格可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前苏联集团正在经济上社会上被转变为依赖他人的国家。因此，如果复辟者们成功地使这些国家完成向市场推动的经济过渡的话，那末，它们就会变成为在帝国主义资本的支配下的半殖民地——不会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

注：

我们对古巴的立场仍然是与我们过去的决议一致的。这些决议包括韩生的《古巴革命的动力》（纽约，寻路人出版社）一书中所收集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979年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保卫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者行动1992年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受包围的但是无畏惧的古巴革命》。

最后一个文件已被Walnut出版社出版为一本小册子。

中国

自从斯大林主义崩溃、苏联解体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在兴高彩烈之中。但是，像这个世界的其他事情一样，外表常常是骗人的。

现在，美国和世界的帝国主义开始领悟：总的来说，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之企图重新引进市场推动的经济制度，不但没有扩大了它的世界帝国主义，反而——直接、间接地——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收缩的内在倾向。

跟随著帝国主义的冷战胜利而来的兴高彩烈，已经转变为它的相反面了。

第一，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收场，在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之间，放纵了一向被抑制的、尖锐化了的、争夺收缩中的世界市场的更大部份的竞争。

第二，在蜕化中的工人国家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推动的经济制度的转变，不但受到仍遗留的反资本主义机构的日益增大的抵抗，而且受到工、农业工人阶级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起的日益上升的抵抗。

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直在快速的进行，而且（与俄国不同）它的经济一直在扩张，但是，它的发展是极为扭曲的，而且将会像东南亚和日本所发生的那样突然收缩的。

再者，像前苏联集团的国家那样，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在商业和商品化的建筑、现代化通讯系统的发展、原材料和能源的采掘与输出、轻工业生产的扩张以及建立为新、旧精英份子、新生中产阶级而设的超级市场、时装商店和奢华购物中心。

但是，在中国让资本主义渗透的这种可疑的开放的背后，它的基本的工业基础结构——例如钢铁、电力、汽车、卡车、拖拉机、金属制造等等工业——所需要的资本，也就是仅仅为了维持它的过时的工业基础结构所迫切需要的资本，却正被耗用了。

（这些工业的现代化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世界市场上的产品更加过剩。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决不会让它的资本用在这种目的上。）

没有它的工业基础的现代化，中国及其他蜕化中的工人国家只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在经济上受帝国主义世界的支配。

在这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先前受雇于巨大的国有企业的中国工人、数以千万计的农场工人和农民，正被从工厂和集体农场颠沛到街头、从乡村颠沛到城市，白费气力地寻找根本在那里也不会再有的工作。

但是，在中国，正像在所有这些蜕化中工人国家一样，国有工业基础结构，虽然一直在被磨损，但仍然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在这些国家发展生产力的顽强障碍——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化的这个时刻，这样一种发展（即在这些国家以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的！

美国认为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太慢

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底到中国去，为中国之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了他的条件。克林顿政府一直在要求中国更快速地移除让美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中投资的一切障碍。

美国帝国主义目前的要求可归纳为两点：一、更快速地拆去中国的国有基本工业；二、中国必须对国内外的产品、对美国及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结束它的大部份仍然是未经触动的中央政府控制。

尽管这个斯大林主义政府准备慢慢地满足这些要求，克林顿却不顾一切地要它走得更快——而且当然要它在规划中的、帝国主义接管中国经济的最好部份的时候把首位预留给美国公司。

（那就是资本主义传媒独占关于美国要求「中国停止违反人权」这种宣传的真谛。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古巴和伊拉克——这里只举出太多受其害的国家中的三个——之违反人权是太出名了，难道认真的人真会相信他们要「保卫」中国的人权吗？）

（美国资本主义也是以世界上从以色列到非洲、亚洲、中南美洲、甚至美国本土最坏、最血腥的人权违反者的主要保护人出名。）

而且，使中国统治集体的不牢靠的地位达到最高点，他们正以极大的恐慌观察亚洲崩溃的经济。他们看到，日本和太平洋周边的国家正以贬值的货币和更廉价的输出品，不但使整个世界市场不稳定，而且大大地削弱他们的输出。

（中国威胁要贬值人民币，迫使美国和日本支撑日元，至少直至克林顿访华以后。）

再者，中国的政府，怀著严重的预感，观看帝国主义怎样通过它的贸易、贷款机构把「紧缩措施」强加给世界的依赖国家。

它看到国际货币基金会怎样毫无顾虑地迫使印尼把严苛的紧缩措施，强加给该国极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低下中产阶级。它也看到那件事情怎样导向一种「社会不安定」，迫使那个专以屠杀来镇压人民的苏哈托独裁者退位。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统治集体知道，印尼的「社会不安定」只是暂停而已，所以，群众们在获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以后，会评估这个新局面，当他们明白「新」政府不能也不会结束他们的痛苦的时候，另一个更广大的暴动一定会发生的。

因此，中国斯大林主义复辟主义政权虽然想达成协议，它还是很怕太快地把太多人赶离他们的工作。他们完全了解，资本主义传媒所称的那个「社会不定安」，正在蠢蠢欲动，正在他们自己的镇压政权的盖子下，积累著爆发的压力。

1998年6月22日的《纽约时报》展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看法：

中国对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所必需的经济改变还没有准备就绪……，虽然希望成为这个全球贸易团体的会员国曾经是中国领导人们的政治目标……。

在一个大部份仍然是国管的官僚经济中，有些部门和工业不但担忧国内境况不佳的工业过早暴露给外国的竞争，而且担忧国营的商品贸易商（2）和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服务部门的独占地位会完结。

该报较早前（6月17日）的一篇报导日本下降的币值——这使它的输出品更便宜，因而伤害到中国的输出——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慢意味著失业的剧增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定的可能性。」

这份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喉舌埋怨说：「中国与大多数其他亚洲国家的一个主要不同是，它的货币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因此不容易受到投机性的攻击。」（3）

所以，中国的货币是否贬值，不是要看投机者，而是在于它的政府的决定。因此，中国这边也有力量，克林顿也必须作出让步。

因此，据报导，克林顿必须在访问中国时，试图说服主人「抵拒任何要它贬值的诱惑」。

1998年6月28日的《纽约时报》引用了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Fred Bergsten的警告：「中国一定要守住这个堡垒。如果守不住，如果〔阻挡全球货币混乱的〕强大中心垮掉的话，马上就会一片混乱。」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对它的货币以及对它整个经济的还遗留著的控制，以及最终地中国对其所有内部事务的政治控制，不是让位给帝国主义的要求，就是让位给中国工农的革命要求。

蜕化中工人国家的综合革命

不管朝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快将来到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摧毁这些混合社会。国有工业、国有集体农场受危机的影响可能会最小，而且更能够保持生产——因此证明它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国有的优越性。

官僚管理及其贵族层，因为早已被人看不起，就会开始自动变弱，因此会比较容易被推翻。被偷盗的国家财产将会倾向于再度被受苦难的工、农业工人所没收。

紧急援助这些经济，即使在目前，也是超出资本主义世界的负担。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一次崩溃的时候，祈求帝国主义来紧急援助这些或任何其他国家，更是不可想像的。

唯一的力量，能够阻挡反对官僚——资本家及来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混合政权的一次综合革命的，可能会是帝国主义的军队。

但是，进行这样一种反革命干涉到底需要多大的帝国主义兵力，是难以想像的——不过其规模一定会在越南、其他殖民地国家或前南斯拉夫所需要的大得很多。

然而，如上面所指出的，世界帝国主义之把北约组织深深地扩张到俄罗斯近邻的前苏联集团国家，就是准备让它的军事力量去镇压将来必然会兴起的综合社会、政治革命。

但是，美国、欧洲军事力量企图在起义的前苏联集团国家重新建立表面上的秩序，可能会面对极大的潜在地革命的力量。再者，仅仅因为革命起义而派遣军队去镇压，首先就会引起几乎是全球的反干涉运动，也许甚至在开始开枪以前就会发生。

把不断革命的逻辑推衍到它的终极的结论，北约的军队，也许终极地会被派遣去镇压世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的起义。

在帝国主义世界的各地，革命工人与侵占部队之间的亲善，会难以防止，因为语言文化的隔阂要比在亚洲、非洲小得多，更不必说阶级团结这种社会本能的革命影响力了。

最后分析起来，世界资本主义前途暗淡的程度，在帝国主义心脏地带，不比在东欧、亚洲、非洲少些。危机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不解决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问题，最有利的革命时机也将会失掉的。如果那情况发生的话，历史将会进入一个可怕的资本主义野蛮主义时期。如果它不是被烧成核子炭渣或者被辐射尘所破坏的话。

但是历史有另一条道路能够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四国际是1938年由托洛茨基创立来实行将近一个世纪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始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斗争的。它的建党的纲领文件，《走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它由《过渡纲领》的开头几句简洁地总结如下：

「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之经济的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了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与改革已无从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准。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恐慌的条件之下，行情性的经济恐慌嫁给群众的剥夺和痛苦更其沉重。而不断增长的失业反过来又加深国家的财政恐慌，且破坏不稳定的通货制度。民主政制与法西斯政制一样，狼狈地从一个破产走到另一个破产。」

没有群众性的世界革命工人党，社会主义革命及它的充分兴旺是不可能的。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才能挽救人类。

注：

（1）见Walnut出版社的卡斯特罗1962年3月26日演说词的小册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谴责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2）「国营的商品贸易商」是指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余留的、虽然已被减弱的成果之一——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3）这代表他们的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另一个仍然余留的成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