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

伊萨克．多依彻著

王国龙、周任辛、施用勤、张冰、刘虎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出版

〔编者按：据读者报道，北京中央电视一台最近在「读书时间」栏播出：1999年全国十大好书中，多伊彻这套《先知三部曲》获名列第七。从这个讯息可见此书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程度。〕

多依彻著的《先知三部曲》分别在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在英国出版了，该书立即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最详尽、最全面的托洛茨基传记，早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今天在中国翻译出版，使中国读者能够欣赏到这本优秀的作品，对研究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

书名用「先知」三部曲表明托洛茨基不少的预言得到应验了。但托洛茨基不是万能的「先知」。多依彻同样指出了托洛茨基没有应验的预言。由此可见，作者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论托洛茨基。

作者为了写好这本传记，博览群书，取材非常广泛，除了《托洛茨基全集》，托洛茨基档案之外，还使用了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日记、札记、著作、多种报章，杂志，以及多种会议记录，还访问了托洛茨基夫人、秘书及托洛茨基的友人、相关的政府人员、政党人员等。

作者正是在广博的资料基础上描绘了俄国革命的壮丽场面，托洛茨基机智、灵活、勇敢的领导了十月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阻力创建了红军、进行艰苦的战斗，战胜了白卫军，取得内战的胜利。

作者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托洛茨基的误解和歪曲。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的重要理论。人们长期以来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说是抄袭了德国帕尔乌斯的「不断革命论」。1904年，托洛茨基在德国帕尔乌斯家里住了一个时期，这更使人们相信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来自帕尔乌斯。帕尔乌斯提出俄国革命建立工人政府，而托洛茨基不是也提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吗？表面上来看，帕尔乌斯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相似的。但是多依彻指出，帕尔乌斯要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托洛茨基要建立的工人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帕尔乌斯认为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则认为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故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帕尔乌斯的「不断革命论」有本质上的不同。

无疑，帕尔乌斯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都是来源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托洛茨基1904年住在帕尔乌斯家里时，还没有形成「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据1905年俄国革命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实际革命经验，在1906年监狱中酝酿而成的。他是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结合俄国1905年革命经验发展而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精辟的阐述了俄国的不断革命，并不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才有不断革命论思想。作者指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已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或者「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的出发点，通过不同的过程向前发展，走向他们此刻的会合点。」（《先知三部曲》（以下简称《先知》）第1卷第285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宣称，对俄国革命问题「正确的是托洛茨基，不是我」。

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个组成部份，于是有人攻击托洛茨基要输出革命。作者指出，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是反对输出革命的。他反对进军波兰华沙，「他（托洛茨基）在谈到波兰战争的后果时提出警告，反对用武力输出革命。这种警告像一条红线般地贯穿在他这个时期的文章和演说中。」「在一次辩论中，他愤怒地指出，有谁想靠红军作战取代外国的革命，那么，就让这个人给自己脖子上挂上磨盘投身到海里去更好。」（《先知》第1卷，第516-517页）。

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确信欧洲、美洲的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处境所驱使必然走革命的道路。「任何代替他们的革命或用刺刀试探和促使他们革命的企图都是绝对有害的。」（《先知》第1卷第516页）。所以，托洛茨基的「推动世界革命」并不等于「输出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红军占领进行的「输出革命」，最后的结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首先脱离苏联独立，恢复资本主义。随后是东欧诸国先苏联而瓦解，走向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八十年代，苏联对斯大林批判的时候，有些苏联学者，批判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实行了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多依彻仔细地把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农业集体化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工业化计划、农业集体化计划的主张区分开来，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并不是实行托洛茨基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纲领。

1925年至1927年托洛茨基或联合反对派多次提出工业化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计划。早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就指出，工业生产缓慢，远远落后于私人农业经济。工业品价格高而农产品价格低而形成的「剪刀差」越来越大，这就会破坏工农联盟。要缩小「剪刀差」就应降低工业品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故此，就要使工业合理化、现代化，就要进行工业化计划，进行计划经济。

1926年7月，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反对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税制改革，提高产业工人工资，对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按照利润交纳高额税（累进税）。而在农村，对富农征收高额税（累进税），对贫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免税。应该开始进行农业集体化。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长期的农业集体化。政府以信贷政策资助农民购买农业机器。同时，反对派提出加速工业化，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中央委员会拒绝反对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资；拒绝免除贫农捐税、提高富农税额，也拒绝加速工业化的要求。

到了9月，当权派为了免使工人为反对派争取过去，抢先允诺提高低工资工人的工资。「斯大林开始盗用托洛茨基关于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时，进一步混淆这个问题。他到那时为止，还丝毫没有准备去实现全面工业化；但在形成的决议和声明时，他却从托洛茨基那里抄袭了大量的提法，甚至整段整段的文章。」（《先知》第2卷第308页）

1927年11月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制订五年计划、工业化及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提出的《政纲》，批评斯大林的中央准备向大会提出的《提纲》。托洛茨基批评道，中央的提纲提出了工业化，制定了五年计划，进行农业集体化，报刊上宣称「向左的急剧转变」。其实，恰恰相反，口头上宣传「转变」，实际上仍像以前一样向左派开火。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央提纲。决议开展农业集体化及工业化，通过了五年计划，规定年增长率为8-9%（托洛茨基提出将速度提高到12-18%，而被否定）。正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之前所指出的，中央并没急剧转变，只是口头上宣称要进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1928年，粮食问题更为严重，国家的粮食收购任务没有完成。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右派的同时，号召向富农进攻，要加速工业化。1929年4月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五年计划方案，进行工业化计划，采用了托洛茨基工业化计划的一些指标，以及电气化计划、建设水电站，开展农业集体化。1929年11月，斯大林提出全速实行农业集体化。

五年计划实施一年后，工业化计划取得了进展，成绩显著。斯大林在1930年提出加速工业化，抛弃托洛茨基的指标，从工业化12%提高到30-48%，并且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对农业集体化更是不顾农民是否自愿，不顾工业是否能提供农业机器，用鞭子把农民赶入集体农庄。对富农则是扫地出门，把几百万不愿意农业集体化的富农、中农、贫农赶出家园，遣送到边远地区。强行农业集体化，使农村呈现一片悲惨景象。先是农民大肆屠杀牲畜，大吃大喝，到后来是饥荒。

1929年在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得知中央反右派，进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都很高兴，认为反对派的纲领得到实施了，中央会召回反对派恢复工作。托洛茨基持冷静的头脑，静观事态的发展。1930年得知工业化不顾人力物力，不顾各个工业部门的平衡发展，过份侧重于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为了实现过高的生产指标，追求产量而不顾产品质量，造成大量废品，浪费了物资与人力。农业集体化更不是按照托洛茨基主张的，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以工业能提供农业机器为前提，长期的逐步的进行；对富农征收高额税而不是消灭富农。那就完全不是实行托洛茨基的纲领，而实行的是斯大林的纲领。托洛茨基批评道，斯大林是「从右倾转变为冒险主义」。（《被背叛的革命》，第34页，春燕出版社，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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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长期为俄国革命而斗争，1905年革命，他就是俄国第一个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1917年10月革命，就是在彼得堡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领导之下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多依彻称誉托洛茨基是「共和国之父」）。在内战时期，托洛茨基创立了红军，转战各个战场，抵御多个国家的干涉军，消灭了反革命的白匪军，取得了内战的胜利。托洛茨基对革命对苏维埃国家作出卓越的贡献。托洛茨基在苏联人民中得到了崇高的地位，仅次于列宁。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托洛茨基与列宁是苏联人民经常欢呼的两个名字。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逐渐地被孤立，被排挤，被革职，被开除党籍，被流放，最后被驱逐出国。

有著崇高地位、卓越功勋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传记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多依彻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详尽的描述托洛茨基失败的整个过程；用各种色彩的线条、从各个角度描画出托洛茨基的「失败图」。

1923年列宁中风，病倒在卧榻，不能视事。掌握党中央决策权的政治局七个委员中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抱成一团，被称为「三驾马车」。其他四人：列宁病倒，布哈林，托姆斯基是附和于三驾马车，加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一个六人的秘密政治局，把托洛茨基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预先在这个秘密核心组织中作出决定。他们订立了攻守同盟，保证彼此不进行争论、攻击，而要找寻根据、集中攻击托洛茨基。在地方组织也有类似的秘密核心组织，以严密纪律与莫斯科的「六人集团」联系，他们使用密码联系。党和国家干部的任用都要经过选择，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即要反对托洛茨基。这个组织在列宁病逝后就公开进行，人员的选择直到基层组织，如不表现为反托洛茨基的人，就不能担任基层的负责人，（参见石翁等译《托洛茨基自传》第436-437页）

斯大林是政治局委员又是组织局书记处总书记。实行的是委任制，人事的安排是由书记处任命。斯大林掌握了任命人员的大权。党十二大后，斯大林加紧把可能追随托洛茨基的人，从中央到各省的重要职位上清除掉，然后任命追随三驾马车的人。那些被任命为地方党书记的人很明白，他的地位不依赖当地党组织，而是依赖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他们俯首贴耳地听命于总书记，由书记们组成的群体逐渐以自己「取代」党，他们习惯于在总书记的命令下行动，这个总书记到后来就取代党。在表面上党仍然是受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支配，但后来党代表大会仅仅成为骗人的招牌。照例只有总书记任命的人才有机会当选为代表。党代表大会成为总书记操纵的代表大会，那就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会了。

1923年2月初，列宁在病中严厉批评工农检查院，并将此事通知政治局。虽然斯大林早已离开工农检查院，而列宁的批评是指斯大林任职期间的错误：「官僚主义恶劣作风」、「反复无常」……等等。列宁要工农检查院作一次大检查，缩减编制，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来执行工农检查院的职能。托洛茨基要求公布列宁的批评，但政治局拒绝了。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提出对中央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进行大改组计划。托洛茨基的方案与列宁的方案有所不同。三驾马车竭力夸大这些不同。三驾马车认为若要毁掉托洛茨基作为列宁的接班人，最好搞一场流言攻势，说不论什么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是反对列宁的。他们对托洛茨基的这些指控，写进政治局会议的记录里，然后借口要检查而向全体中央委员公开，而中央委员很快又秘密地泄露给下级。于是造成了无论什么问题，托洛茨基都是反对列宁的假象。

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有些委员……说列宁同志的方案在维护党的团结，而我的方案则是制造分裂。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是由一个小集团泡制出来的，而这个小集团却向全体党员隐瞒列宁的信件。我向政治局提出发表列宁的信件，政治局却不同意发表。」最后他说：「如有必要，我保留在全党面前揭露事实真相的权利，驳斥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托洛茨基只是采取威胁的态度，他并没有实行把列宁的信件公之于众，也就不可能击破那些流言蜚语，含沙射影。

1922年12月，列宁与托洛茨基一次谈话，列宁要与托洛茨基「联盟」来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列宁得知托洛茨基同列宁一样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准备好在党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列宁敦促托洛茨基不可有任何软弱和动摇，不要相信斯大林可能作出的『不可靠的妥协』……要不发出警告就向斯大林及其同伙进攻」。（《先知》第2卷，第99页）。列宁决定要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

三驾马车得知列宁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猛烈反对斯大林。3月6日，加米涅夫代表三驾马车来看望托洛茨基。他显得垂头丧气，准备接受惩罚并安抚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以德报怨。他忘了列宁的告诫，接受三驾马车的「妥协」。列宁打算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撤职，把奥尔忠尼启则开除出党至少两年。托洛茨基却向加米涅夫保证，他本人不会建议采取如此严厉的报复举动。他说：「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的职务……但我实质上同意列宁的意见」。他所要求于斯大林的仅仅是改正自己的行为方式，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停止侮辱格鲁吉亚人，修改格鲁吉亚问题的决议案，并保证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权利。基于这些条件，托洛茨基准备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

列宁对斯大林雷霆之怒，使斯大林面临著政治毁灭的威胁，如今托洛茨基向他伸出宽恕之手，真是感激涕零，于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提出的条件完全一一照办。（《先知》第2卷第97-102页）

托洛茨基没有按照列宁所嘱托的坚决的毫不妥协、动摇的反对斯大林等人，撤他们的职。托洛茨基却去和三驾马车妥协，铸成了大错！完全可以借助列宁的权威把斯大林打下去，而取得胜利，却去宽恕斯大林，挽救斯大林，真正是「姑息养奸」（注）最后托洛茨基的失败，这是关键的一著错棋。

斯大林不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沉默寡言，不善言词，托洛茨基不把他看在眼内。列宁从斯大林粗暴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的事情上看到了斯大林暴戾的本质，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而托洛茨基却没有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质，没有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是把季诺维也夫看作为政治对手。

1923年4月，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列宁再次中风，不能出席大会。托洛茨基并没有遵照列宁所托在大会上向三驾马车投放「炸弹」，托洛茨基遵守他对三驾马车的诺言。他在大会上没透露他与三驾马车的分歧，而默默的坐著，而三驾马车的代理人却在代表中间散播谣言，说托洛茨基会是法国革命的「掘墓人」波拿巴，以此来抵消在开幕式上自发的向托洛茨基致敬，及党组织、工会、工人和学生团体向列宁、托洛茨基致的贺词。

三驾马车在大会呼吁加强纪律和团结一致。季诺维也夫宣称，「对党路线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所谓『左』的批评，目前在客观上都是孟什维克式的批评」。季诺维也夫定下这个调子就是不容许对党中央任何批评。如果批评党中央就被视为孟什维克，是党内的反对派，就要遭到镇压。季诺维也夫这个「加强纪律和团结一致」却为大会所通过。就是这样，及后的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镇压。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扩大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托洛茨基没有阻碍这项任命。斯大林逃过了列宁的难关，保住了原职，保住了人事任免的大权。这是后来斯大林取得胜利、托洛茨基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4年《托洛茨基全集》中的一卷出版，序文是《十月的教训》，揭露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十月革命起义，刺痛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疮疤。季诺维也夫暴跳如雷，他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来回击托洛茨基，于是掀起了《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三驾马车在群众中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歪曲，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不要农民；说《不断革命论》要鼓吹世界革命，输出革命。

苏联人民经过世界大战，三年内战的困苦，苏联人民已疲乏不堪，他们不愿意打仗，他们祈求过著安稳的日子。当三驾马车把《不断革命论》歪曲，说托洛茨基又要发动世界革命、输出革命的时候，群众就不愿意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三驾马车也就达到把托洛茨基的威信打下去的目的。

托洛茨基对此说道：「列宁的病，以及等待他的康复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使不确定的临时局面长达两年之久。如果革命发展处于上升阶段，这个拖延对反对派将是有利的。但当时革命正在国际舞台上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这样的拖延只能是对民族改良主义有利，自然而然地巩固了斯大林官僚主义，而对我和我的朋友不利。

「以彻头彻尾的庸人眼光看待不断革命论，对它一无所知甚至愚蠢地造谣攻击，就是从这些心理源泉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时时事事都为革命，也应该为自己』这种思想情绪可以译成：『打倒不断革命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严格要求和政治严格要求的斗争，在这些人手中，逐渐采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方式。在这面旗帜下进行著布尔什维克中的市民解放。这就是我丧失权力的原因，就是它决定了丧失权力发生的形式。」（石翁等译《托洛茨基自传》第440-441页）。

1924年1月16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托洛茨基评击老近卫军的《新方针》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还没有发到各地方支部。托洛茨基因病遵医嘱去苏呼木养病，没有出席代表会议，而三驾马车准备好一个决议，谴责托洛茨基及46位签名者是「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性」。由于会议的投票完全被书记处操纵；因此，只有3票反对谴责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各党支部多数票赞成反对派，首都卫戍部队党支部有三分之一赞成反对派，学生支部也是如此。

列宁逝世，斯大林故意把列宁出殡日期说是星期六（1月26日），其实出殡日期是1月27日举行。斯大林用此诡计，使托洛茨基不能赶来参加守灵和葬礼。出殡的行列不见托洛茨基，三驾马车以此来使群众猜疑托洛茨基与列宁有芥蒂，托洛茨基不会是列宁的接班人。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落实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反对托派反对派的决议，越来越多的反对派拥护者被开除、降级或受到惩罚。

为纪念列宁征收新党员，有24万名工人参加党。其中有真诚为共产主义奋斗，也有不少是投机分子、钻营者。「『为列宁征集新党员』，在实际上给三驾马车输送了一批俯首贴耳的追随者，他们很快就要驱使这批人去与反对派斗争了。」（《先知》，第2卷第148页）

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样操纵在书记们的手里。代表的选举是间接的，需要通过好几级选举才能产生。而在每一级，书记们都盯著有多少反对派的同情者当选，然后他们想方设法在高一级选举中使其落选。莫斯科基层支部选举中投票赞同反对派的选票究竟有多少，从来没有公布过。46人声称：在比基层支部高一级的地区会议上，他们获得的选票不少于36%；而在更高一级的州会议上获选比例减少为18%。这个说法没有被否认。反对派的结论是：如果它的代表人数从基层支部到最后选举一直按照相同比例减少，反对派仍为莫斯科组织最大多数（《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1-133页）。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是真实的；不过，高踞于最大多数之上的却是书记们。

在表面上是民主讨论，民主选举，实质上总书记斯大林操纵了会议，控制了各级党支部的选举，任何民主讨论、民主选举的「民主」都成为掩饰物。托洛茨基反对派及后来的联合反对派，不管意见是多么正确，也无法冲破这个怪圈。在一切讨论、一切选举中，反对派就必然归于失败。

2000年1月12日

（未完待续）

注：

后来托洛茨基解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及他的遗嘱还无人知晓。倘使我独自行动，就会被说成是我个人要争夺列宁在党内和国家内的地位。一想到这，我就会不寒而栗，我认为这会在我们队伍内引起相当大的混乱。即使是我们胜利了，我们也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我的生平》下册，第5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