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月，有2万名矿工把辽宁省杨家站占领了3天，直至解放军镇压才结束。导致工人占领这个开采钼矿的市镇，是由于矿山因推行私有化而裁员，而工人只能领取按工作年资计算每年560元人民币的补偿费。辽宁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该省有6成国营企业严重亏损，工人失业率高达3成。所以，受到解雇威胁的员工，无疑等于被判终身贫困。

像辽宁省这般的高失业率，现时在中国比比皆是，只不过辽宁省作为工业重镇而更加突显而已。朱镕基政府在工业部门决断地推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是造成高失业率的主要成因。

自从中国政府在1996年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调整，大幅度向国营企业开刀，已经有3千万工人被裁员。政府在今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更表示，单是在2000年这1年，便会有1千万个工作岗位被取消。中国工人没有忍气吞声地接受这个现状。来自香港的监察团体报导，单是在1999年，在中国便发生了10万宗群众示威、罢工和抗议。

中国政府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心，不仅表现在削减工作岗位方面。据世界银行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政府把计划经济部门打破的政策，以组成所谓的「企业集团」，也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些「企业集团」在重组之后，有独立的决策及经营权，不管名义是什么，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1997年，已经有120个这样的集团，其中有66个已经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至于没有变为托拉斯的国企工业，则是陆续倒闭，或转为私有化。这个变化令企业经理及党干部大大有机可乘，蚕食工人工资、变卖企业资产，换个名义地把企业转倒他们自己或近亲的个人名下。不过也不是所有干部官员能挣得好处。例如在1998年，政府下令解放军须脱离商业和工业利益，便导致军部损失了许多作为支付工资的经费，因此而令军队与国家机器之间产生分歧和紧张。

杨家站矿工的斗争

杨家站矿工兴起的消息传出后，国际间的资本主义新闻媒体对中国劳工的斗争立即响起了警号。美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报《纽约时报》在4月7日的社论里，尖酸地承认「现阶段售卖国家的企业和矿场，给许多长期的雇员制造了困境」，又教诲北京「应该正视杨家站所发出的讯息」。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们，正确地认识到，在中国这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复辟资本主义，推行「市场改革」，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最主要的障碍。

杨家站位于中国东北部，距北京250哩。在1999年11月，位于杨家站的大型国营钼矿关闭，大批工人聚集到矿场总办事处，希望就低微的遣散费与管理层谈判。可是这所国营企业的管理层没有站出来与工人交手，却是由杨家站市长出来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更激起工人的义愤。到今年2月，工人及工人家属共约2万人走上街头，堆起街垒，焚烧汽车，捣毁政府楼宇的窗户，并且向油鼓纵火。

市政府的反应是谨慎行事，因为恐怕工人把矿场炸毁以自卫。工人奋力反抗公安武警两天，最后，终于被解放军部队镇压下去。军队是荷枪实弹的镇压工人，直接向示威抗议者的头部发射。

关闭的国营矿场单方面决定，发给工人的遣散费为每年工龄得560元人民币。这560元人民币，即使在一个日益萧条的地区，也仅能担负一个家庭3个月的生活费。更何况，被遣散的矿工需要从这笔钱中挪出一部份以支付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的供款。一位在矿场工作了35年的矿工说，他与妻子两人合得的遣散费，只会够用作10个月的生活费。他问道：「那之后，我怎么办好？我们吃什么呢？」

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去年曾经拿采矿场点名，说矿业是一门亏本生意的头号例子，所以有必要关闭。可是，其实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措施使到采矿「无利可图」。钼金属是用作加强钢铁坚硬度的有价值金属，但矿场经理们则把部份矿场吞占，并且把矿场分批变卖给他们的亲朋戚友。就是这种私有化，使一个国营企业的有价值金属变得「无利可图」。一名工人指出：「他们把部份矿场卖给他们的亲友，他们出售了矿场的全部货车，但我们从来不曾见过那些钱……他们把那些钱吃光喝光了。」《华盛顿邮报》4月5日）

「自由市场」的持续深化，正在给斯大林主义官僚之与无产阶级及农民大众之间的重大斗争设立舞台。据中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单是去年，便有12万宗劳工纠纷，这些纠纷包括请愿和罢工等等，较1992年的劳工纠纷人数，多出14倍（《日本时报》4月25日）。

安徽省一名高层武警报告说，在该省，已经愈来愈常有「工人集团包围企业领导人，出言侮辱，甚至在胁迫下把他们拘留起来。」

在去年12月，在中国北部，有1千名矿工因抗议欠薪多月而堵拦铁路，并且与公安武警搏斗。大约在同一期间，在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有2,000名退休钢铁工人封锁通往钢场的道路，抗议被削减退休金。

《华盛顿邮报》在报导杨家站的抗争时表示，这次斗争「在中国的城市里是一次严重的动乱，预示著纠缠中国共产党的乱局」，该篇报导又观察到，「不过，在农村，当局看来是更愿意下令保安部队把民主抗议捣碎，并且向示威者开枪。」

杨家站的一些矿工明白，他们之所以被解雇和陷于贫困，是由「市场改革」造成的结果。一名矿工便说：「自从革命以来，我们矿工向来是为中国、为共产党而工作的。现在，我所在矿场突然的变成了私有。」

人民不满日渐高涨

许多工人和官员都纷纷缅怀工作安稳的昔日，这是不足为奇的。有许多报导说，在一些失业严重的城市，出来抗议反贪污腐败的人民都高举著毛泽东像。至于宗教团体法轮功的发展，亦同样是人民不满的表现。

台湾最近的总统大选的结果，被北京视为中国大陆境内一个省的叛逆，给它提供了宣扬民族主义及在军事上摩拳擦掌的机会。国家主席江泽民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向解放军的财政预算作出重大让步，借此补偿军队在工业方面的损失。

可是，不论有多少的摇旗纳喊或多少的扩大拨款，皆无法弥补由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官僚的领袖们，或可会相信，他们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是能够维持一个独立的角色。但在长远来说，这将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一个膨胀臃肿的寄生性的官僚体之所以能够存在，乃是国家在昔日把资产阶级铲除掉以后，把工人阶级置于党的政治——军事独裁的统治下的结果。党对国有经济的控制令国家机器得以壮大，然而，在经过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之后，国有经济无法超越原有的水平。

现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得以生长，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基地之余，并且与海外及香港的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官僚体唯一的重要角色，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工具，继续维持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目前的力量对比或可在一段时间之内，容许官僚作为国家资产阶级的主人而存在，但这种关系并没有长久的保障。

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与美国达成的交易，将会在未来损害到官僚体的聚合力。在现实上来说，中国向国际银行开放金融市场，便势将促进由国营部门所创立的托拉斯的破产。而更为即时可见的，则是资本主义部门的继续发展，及向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进攻，从而令全国工人的起来抗争节节上升。

这个形势，无疑将会令党和国家机器的分歧增加，而其中的一些派别将会借助工人的斗争来增强本身的势力。

工人须有自己的独立组织

工人最大的需要是拥有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而这个独立性的形式是由工人自己有一个党而体现出来。在中国，一个革命的党必须是从日常的斗争里建立起来，它不仅从过去10年的反官僚斗争中汲取教训，并且也从前苏联及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中汲取教训。

人民的愤怒早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爆发。工人和学生的起义令政府的根基动摇，统治者更犹如惊弓之鸟，唯恐再次爆发同类事件。所以政府对待每一次抗议都是动用铁腕政策，而且坚决不容许有独立的工会产生。

人民试图组织独立社团和政党的活动不断发生。在去年，便有多人因企图组织中国民主党而被判监10年以上。

尽管政府无情镇压，但工人仍然坚持组织，例如，在天津诞生的「保护劳工权益全国协会」，便在全国纷纷冒起。

直至目前为止，工人的抗议仍然是在局部地方发生，而且都是针对一地的老板而不是政府，而要求也主要是经济性的。暂时仍没有迹象显示，不同产业不同公司的工人正在共同联系起来，组成共同的运动，就如1989年所见的工人自治联会那样。

（史丹综合译自2000年5月号的《工人权力报》、《工人先锋报》和《社会主义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