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评介
马腾云
(二)
在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前，全体中央委员会以及资深的代表于5月22日集会。克鲁普斯卡娅在会上宣读了列宁遗嘱。遗嘱严厉批评了斯大林，并要撤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搭救他，说错误并不严重，斯大林已改正了错误，说服同志们，不要把斯大林撤去总书记职务。众人都看著托洛茨基，可是托洛茨基一言不发。于是列宁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未被采纳。托洛茨基又一次错过时机，不利用列宁遗嘱把斯大林打下去。这次错过时机以后就再没有可能使用列宁遗嘱把斯大林打下去了。
由于没有接纳列宁撤消斯大林总书记的建议，列宁遗嘱就不能公布了。尽管克鲁普斯卡娅提出抗议，中央委员会仍然以多数票通过，将遗嘱扣押下来不予公布。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帮助之下，逃过了这次险峻的难关。斯大林再次得救了。
5月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整个大会是谴责托洛茨基，咒骂托洛茨基。在几个月前季诺维也夫提出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甚至逮捕他。在这次大会上，他要托洛茨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要一个党员改变观点、缴械投降是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斯大林也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联合反对派）。
「托洛茨基只为自己辩护了一次。他的发言平静而有说服力。他含蓄地承认失败，但他坚决拒绝收回他的任何批评……他的一切批评都是根据政治局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并且他说过的和写过的一切没有不是他的政敌们用这样或那样方式说过或写过的」。「在他那充满巧妙推理、犀利论据和动人呼吁的发言中，这些话以其极度质朴和坚定不屈而显得格外突出。托洛茨基的平静和克制激怒了党的书记们。服从而又不服从，遵守纪律而不忏悔，反而更冒犯了他们。」（《先知》，第2卷第152页及153页）。
1924年，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权，一点一点地从托洛茨基的手中失去了。三驾马车通过伏龙芝和温什利赫特逐渐控制军队的全体政治委员。在召开全国政治委员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解除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部主席职务。
所有的宣传机构开展一个宣传运动，「使全党都能了解……从1903年开始直到《十月革命的教训》为止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性质」。同时，要使全体人民及党员都知道，托洛茨基对工农联盟的危险性。却不容许托洛茨基进行申辩。这就使人民群众单方面错误的理解托洛茨基一向是反布尔什维克，是反对工农联盟的。
「就这样，带著被涂满耻辱的一世英名，伴随著震耳欲聋的叫骂声，甚至不许自己申辩，他离开了他在漫长而又关键的7年里所领导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和苏联红军。」（《先知》第2卷第178页）
1925年4月三驾马车开始出现裂痕。斯大林提出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表示反对。夏天谷物上交未达到预定的数量，城镇粮食短缺，粮价上涨。布哈林要向农民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布哈林向农民号召「发财吧」！他坚持要取消对农业资本积累的限制。列宁格勒人愤怒的反对布哈林对富农的庇护。列宁格勒党人要求党向贫农呼吁去反富农，而斯大林则坚决制止在农村中发动阶级斗争。
于是，因为这些问题三驾马车分裂了。斯大林与布哈林、李可夫联合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寻求与托洛茨基结盟。托洛茨基早就主张向富农征收重税，贫农和中农免税的农村政策。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早就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内容之一。
在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斯大林又施展他那总书记人事安排的权力，悄悄地把加米涅夫在莫斯科党委员会里的人员撤换，用斯大林、布哈林可靠的支持者代替。列宁格勒斯大林一时无法更换季诺维也夫的人。10月到2月间，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展开鏖战。
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两派都拉拢托洛茨基，向托洛茨基说好话。托洛茨基在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静观两派的争论，并不表示态度。他觉得列宁格勒人的发言所说的是托洛茨基早已说过的，早已批评过的对富农的右倾政策。
斯大林操纵十四大。1926年初列宁格勒反对派被粉碎了。列宁格勒人不得不服从斯大林的命令，反抗他的命令就是等于向支持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挑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打算这样干。
直到1926年4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私下会晤。「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晤，充满著内心的反省，惊人的忏悔、悔恨与欣慰的叹息、预感，悚然的警惕和充满希望的计划」。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描绘斯大林的狡诈、刚愎自用和残酷。「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在1923-1924年没有干掉托洛茨基仅仅是因为害怕一些年轻狂热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进行报复。」（《先知》第2卷，第288页、289页）。
此时，托洛茨基才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质，但是已经太迟了。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充满不切实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三人团结起来，就足以唤起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引导党回到正确的道路来。「托洛茨基摇摇头，他对他们的乐观情绪很不以为然。他比他们更了解失败的滋味。这些年来当党的机关开足马力反对他，把他赶下野的时候，他已感到了它的全部重量。「官僚集团的堕落，党机关后面旧俄尚未被驱走的深不可测的野蛮。他还担心他的新的盟友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他无法忘记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慷慨地宽恕了他们，而且尽量鼓舞他们去进行一场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的意志」。（《先知》，2卷第290-291页）
1926年7月14日联合反对派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托洛茨基宣读了联合反对派的政治声明。他们宣布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党从其「机关」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争取恢复党内民主。他们要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富农，反对新经济政策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当前迫切的要求提高产业工人工资。进行税制改革，减轻贫苦人的负担、对资产阶级按照利润支付高额税，对贫农和30%-40%小土地所有者免税，其余农民缴交累进税，提高对富农的税率50%。发行强制性的粮食公债。实行农业集体化，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长期的逐步的集体化。加速工业化，制定一个综合的具体的五年计划甚至八年计划。
联合反对派的声明引起激烈的争论。中央委员会拒绝反对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资的要求；拒绝豁免贫农纳税、加重其他农民的税率，并抵制加速工业化的要求。
斯大林指控反对派领袖在党进行派别活动，是违反党禁止派别的规定。他指责季诺维也夫滥用共产国际主席的职权，从自己总部内进行反对派活动、举行秘密集会。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反对派的奥索夫斯基开除出党，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部，免去季诺维也夫政治局委员职务。
联合反对派在第一次交火中就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联合反对派无法冲破斯大林所控制的中央会议，他们只有向下层党员、工人群众宣传反对派的政纲，以便取得基层党员、工人群众的支持，而向中央施加压力。1926年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指示他们的支持者，要使全党知道他们的政治、经济的主张，散发政治声明、传单和提纲。反对派领袖们亲自下工厂和车间向群众演讲。「党的机关跑在了他们的前头。它的奸细、狂热分子和挑衅者到处用嘲弄轻蔑迎接他们，用可怕的嘈杂声音淹没他们的演讲；恐吓群众，破坏会场，使群众根本听不清演讲者的话。托洛茨基发现自己面对群众束手无策，这还是30年来的第一次……面对辱弄鼓噪、偏执的嘘声起哄，他那出类拔萃的辩才，天赋非凡的说服力和高亢洪亮的声音都无用武之地了，而其他的演讲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显然，反对派第一次同心协力诉诸党内舆论的行动遭到失败。」（《先知》第2卷第307页）
反对派指责斯大林煽起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流氓无产者及暴徒、无赖，他们不能容忍正直的党员群众接受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为了破坏反对派向群众宣讲反对派的主张，是什么手段也使用得出来的。不过，这并不能充份解释反对派的屈辱遭遇。「这批流氓无赖之所以能够破坏大型集会，是因为多数人即使不是赞成他们这样做，起码也是漠不关心」。如果群众有热情于听反对派的演讲，他们会制止捣乱分子捣乱，维持会场秩序。可是，「在那些流氓无赖及其嘘声的背后站著的是沉默的人群，他们是那样驯服和冷淡，……归根到底，正是基层群众的麻木使反对派遭到了惨败。」（《先知》第2卷307-308页）
为什么工人群众这么麻木、冷淡？多依彻解释这种现象是由于工业战线上的数百万新工人主要是来自农村。他们把农村的文盲、驯顺和宿命论带到了工厂居民区。工业生产机制很快改变了他们，使他们习惯于工业的节奏和纪律，把党的金科玉律、禁忌和口号牢牢刻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没有意志和力量形成自己的抗议。在工人阶级中仍存在有十月革命那一代幸存者和20年代培养出来的年轻工人，不满意农民个人主义对企业的侵袭，不屑于为工资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奖励而进行斗争，但这些人只是少数。国家把那些有教养、精力充沛的优秀工人调到管理机构和行政部门工作，失去精华的工人阶级不断分裂。（《先知》第2卷116-118）
反对派向基层党员群众、向工人群众呼吁遭受到失败，也就最后决定了反对派不可能取得胜利，终归失败的形势。
及后，斯大林挥舞大棒，把反对派一个一个打下去。把托洛茨基赶出政治局，取消中央委员职务，到最后开除出党，流放，驱逐出国，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砍死。
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长期的搏斗中，最后，斯大林胜利了，斯大林是丑恶的胜利者；托洛茨基是失败了，托洛茨基是闪耀著熠熠光辉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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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事件的议论，对人物的评论占了本书很大的份量。那些议论有许多真知灼见；对人物的评论更是入木三分。但也有个别的问题不见得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顺手拈来数个问题，分述于下。
作者说「托洛茨基态度傲慢，独断专行」。（《先知》第1卷第377页）。对托洛茨基这个评论是不恰当的。托洛茨基对人的态度虽然没有「和霭可亲」，也并没有「骄傲自满」的傲慢态度，更没有「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至于说到「独断专行」，更是不合事实。作者没有举出任可一个实际的事实来说明托洛茨基是「独断专行」。「独断专行」就是没有民主，不经过民主讨论、民主决定而「独断专行」。这个与作者多处说到托洛茨基要求党内民主、要求无产阶级民主，要求民主集中制是相矛盾的了。
作者没有举出实际的事例来说明托洛茨基是「独断专行」。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在内战时期，托洛茨基乘坐铁甲列车奔走于各个战场指挥作战的时期。对每个战役的作战计划、战斗的布置不可能召集全体指挥员、政委来讨论决定，尤其是当战机紧迫的时候，托洛茨基是「独断专行」的。这种「独断专行」谁也不会去责备托洛茨基。但是重大的战略决定，全局的军事布置和各条战线高级指挥员的任免，托洛茨基则提出政治局作决定。他并没有以军事委员部主席的权力来「独断专行」。
伏罗希洛夫等人攻击托洛茨基最多的是托洛茨基枪杀共产党员的指挥员。其实，被枪毙的只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司令员，他擅自率领部队撤离阵地，造成不利的军事形势，被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法庭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例只有一个，而且并不是托洛茨基「独断专行」枪毙他的。
1920年发生工会问题的争论。进行争论的是列宁为一方，托洛茨基为一方。这次争论是十月革命后发生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争论甚为激烈。这次争论对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关系投下了阴影，对托洛茨基有重大的影响。后来，斯大林派等人借用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话来攻击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后来说：「不可否认，所谓工会问题争论一度损害了我俩的关系」。又说：「在这场争论的政治内容里，现已被倾倒了这么多的垃圾，因此，对于将来要搞清事实真相的历史学家，我不会感到妒忌」。（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下册，第5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多依彻在第二卷的「前言」里提及到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堆起一座垃圾山，作者写这一本托洛茨基传记就是要推倒这座垃圾山的。可是，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作者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希望那样去清除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对这个重要的争论，并影响了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作者只作了简单的论说（第一卷547页-558页，第3卷的555页），而且完全没有提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争论。
工会问题的争论，开始时，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改组工会而引发起来的。列宁参加争论后，转到工会成为国家机关的问题的争论。工会成为国家机关是列宁制定的《党纲》所规定的。历次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都遵照党纲所规定而作决议工会国家机关化。列宁也曾多次说工会成为国家机关的话。托洛茨基是按照党纲的规定，提出逐步实行工会国家机关化。而列宁改变了意见，反对工会进行国家机关化，即使是逐步进行也不应该。工会要成为国家机关，应在很远的将来。争论中列宁用了不少激烈的言词批评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受到很大的屈辱。对于这些事情，多依彻并没有提及到，并没有把争论的真实过程叙说出来，更没有清除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详见本刊总第188期开始刊登的刘丹青《苏共党内工会问题的争论》）
后来列宁多次要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多次拒绝了。托洛茨基不愿意当列宁的副手，和这次工会问题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
作者说，布尔什维克是篡权者（《先知》第2卷第11页，12页）。他说工人阶级已经涣散了，布尔什维克就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来掌权，布尔什维克党就是篡权者。
这样的论断是不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党组建政府，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授权的，是合法的，并不是从谁手上篡夺政权。经过三年内战，优秀的工人都到前线去作战，而补充到工厂工作的是农村来的农民，带著农民意识的工人是成为战后工人阶级涣散的原因。但当农民进入工厂当工人时，不管他仍保有农民的意识还没有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意识，作为阶级的划分，他们只能作为工人阶级。而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人党员，布尔什维克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也就是工人阶级执政，就不能说布尔什维克党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政权。至于后来斯大林凌驾于党、苏维埃、工人阶级之上的独裁政权，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政权的问题了。
作者说：「必须强调的是，归根到底，托洛茨基的力量与弱点都同样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他的失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一种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在「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所有制关系时，革命才会发生。」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先知》第3卷第554-555页）。
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发生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尖锐化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是生产关系已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认为英国是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客观条件，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英国发生。但马克思认为，不用等待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尖锐化到剧烈程度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比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法国及德国也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而且，马克思估计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开始于法国或德国（《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机密通知》，仝上，第16卷，第472页；《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48年11月8日的信》仝上，第36页，第230-231页）。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比不上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和德国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在1917年当然也能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进程相脱节。
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共产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40页），即使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其他国家也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共产主义只有在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共产主义才能存在并能继续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了，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革命一个一个失败了，没有实现多个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所以，托洛茨基的失败并非根植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的失败是由以上所说各种条件、各种因素汇合而成的，并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至于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其他国家的革命没有成功；或者第二次大战后，希腊、法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都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优越形势，但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都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而是领导的错误。
作者说：「早在20和30年代中托洛茨基就认为，官僚集团或它的一部份是资本主义复活的代理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早在30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便已推翻了官僚集团会变成新的有产阶级的假说」。（《先知》，第3卷第330页及331页）
作者没有活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如果作者亲眼看到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就会改写上面这段话了。
斯大林官僚集团是寄生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阶层。他一方面为追求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公有制；另方面又要保护它的寄生体——公有制。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有时候保护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有时候损害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集团是潜在的资本主义代理人」是没有错的。当到政治气候适应于官僚集团向资本主义的追求时，官僚集团就会挣脱公有制度的束缚，甩开公有制这个寄生母体，复辟资本主义。苏联解体后我们已经看到各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首脑人物都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原本官僚集团中的一员。
托洛茨基早就指出，苏联的前途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不幸应验了资本主义的前途。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正如托洛茨基在五十多年前所预言的那样：
「如果苏维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之废除。而托拉斯与其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破产。那些成就较大的企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会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场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伴著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被背叛的革命》第218-219页，春燕出版社）。
本书虽然有上面指出一些错误、缺点和不足的地方，但从全书来看，依然是一本优秀的传记作品。
多依彻的《先知》出版后，法国托洛茨基研究学者佩里、布鲁耶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写了《托洛茨基传》巨著，于1988年出版。第四国际活动家、政治经济学教授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对多依彻和布鲁耶这两本托洛茨基传记作出评论，他说，多依彻的《先知三部曲》是侧重于评论和议论，而布鲁耶的《托洛茨基传》是作历史的叙述。
希望中国翻译界能早日把佩里．布鲁耶的《托洛茨基传》翻译成中文出版，使中国读者能从这本巨著中来加深认识托洛茨基这个俄国革命的伟人。
2000年1月12日
注：后来托洛茨基解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及他的遗嘱还无人知晓。倘使我独自行动，就会被说成是我个人要争夺列宁在党内和国家内的地位。一想到这，我就会不寒而栗，我认为这会在我们队伍内引起相当大的混乱。即使是我们胜利了，我们也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我的生平》下册，第5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