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一周年看中国社会的抗争
张开
民运火炬在传送
尽管「六四」已过去了11年，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在打压不同政见人士，但是，继承八九民运精神、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反对专制迫害的抗争，依然在中国国内和国外持续进行。
受害深重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共100多个家庭，联同多个关注人权的组织，开始一项「天安门母亲」的争取公义运动，她们加入阿根廷、智利及南韩光州事件等难属的行动，从事名为END OF IMPURITY（终止不公义）的行动，要求政府停止摧残人民。这意味她们已抹去眼泪，与国际人士团结起来继续斗争。
同时，六四死难者家属今年再次致江泽民、朱镕基公开信，重提要求调查「六四」，并作出解释及赔偿死伤者，等等。
吉林省8名异议者和著名民运人士刘晓波等人，分别发出公开信，继续要求平反六四，释放在押异议人士，给六四死难者以人道赔偿，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制。
在四川、重庆、河南、河北等地，以及在美国华盛顿的民运人士，国内外各有几十人绝食24小时，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在6月4日，已知全国至少有15人因试图悼念六四而被捕，包括两位在北大点燃蜡烛追悼的大学生。
在官方非常严密戒备的天安门广场，不畏拘禁的中国民主党支持者沈志道，继去年同日同地打开写著「民主、人权」等标语的太阳伞而被拘捕，今年又显示写著「推翻暴政」、「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衬衣而再被捕。
人民利用互联网悼念六四，使得中国统治者下令严加监控，连一些隐晦的讯息也要予以封杀，不许网吧让客人浏览；但这并不能根本阻遏异议者的声音，它的黑手更不能伸盖得住海外的网站，阻不了「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征集全球签名。广大网友仍可在大陆浏览到海外上网的民运等资讯。
在香港，有2,000人参加大游行、45,000人参加六四烛光集会；今年的集会提出「薪火相传」的口号，要「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近30名小朋友上台接过民主火炬，高声朗读民主宣言。大会播出了「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教授给香港同胞的信，和香港记者突破北京官方封锁而访问了丁子霖的录音，她表示感谢香港市民11年来对「六四」受害者的声援，更希望大家坚持信念，「为死者讨回人间的公道，为生者争取做人的尊严。」
在台湾台北市，举行了11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党派「六四」烛光集会。澳门的集会则有数百人参加。
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也有许多人举行六四集会。而据悉，在美国多个城市（哈佛市、纽约、华盛顿、三藩市等），出席人数比10周年时更多。
尽管香港等地今年悼念六四的参加人数比去年10周年时减少，但这并不表示没有参加的人都已遗忘了、不支持民运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已经写入史册，不可能涂抹掉。而所有上述的悼念活动，则明确地向社会、向人民（包括新生一代）传递一个讯息：必须继续努力争取民主、自由、人权，这支火炬是不会熄灭的。这也是与大陆人民日增的示威抗争行动相呼应，向官僚层继续施压挑战，不断威胁其统治地位。
社会抗争继长增高
怨愤和要求伸张正义的六四死难者家属，虽然人数不多，表面看似力量微小而孤立，其实却代表了、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当局镇压民运的不满和诉求；这些已构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众多不满的一部份，各种不满来自一般民众、工人、农民等各方面，不满的反对的对象都是各级的统治者，他们的官僚主义专横行为、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政策措施、贪污舞弊、人民百姓受苦而他们却生活奢侈腐化……。所有这些错误正是酿成八九民运爆发的原因。学生、工人、民众们要求肃清贪污腐化，实行民主政制改革，这些诉求是中国迫切需要予以实现的，但却遭到中共的死硬领导层所拒绝（包括拒与学生对话），而且出动军队对付，使八九民运被残酷镇压了下去。可是，当时所提出要反对的贪污腐化、官倒、官僚专制，后来却发展得更加严重。随著中国的日益资本主义化，无数大小官僚干部的私人财富也日益增加，许多干部更是资产阶级化。由此从反面证明了八九民运诉求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而在另一方面，这个官僚政制所造成的社会分化日增，贫富悬殊扩大，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因而爆发更多的抗议、斗争。这从以下的具体数字可显示出来：
（一）大陆民众以上街游行示威方式表达不满的数字日益增加。据官方内部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全国各地至少发生10万宗示威游行，平均每日就有270宗，比前年有关数字多出7成。日前北京及沈阳均相继有民众因民生问题上街示威，以阻塞交通的方式向当局表达不满。（6月12日《苹果日报》综合报道）
（二）1999年中国劳动纠纷达到12万件，是1992年的8,150件的14倍。去年比诸1998年，则增加了29%。至于集体劳动纠纷（包括游行、示威等），1998年达到6,567件，有251,268工人参加，是1993年的9倍。在北京，1999年上半年的劳动纠纷是1998年同期的两倍，而集体纠纷则是98年的4倍。（2000年4月23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转引自《先驱》季刊第56期）
（三）1998年共有216,750次罢工，共计350万工人参加，有627次是直接攻击党政机构，有459次发生同警方的暴力冲突。（香港《中国劳工通讯》1999年3-4月号，转引自《先驱》季刊第56期）
上引的第1项数字包括了城乡居民由于不满生活上的问题而产生；他们面对生活水平降低而且困难，使多年来积累著的不满，不再像以前那样「敢怒不敢言」，而是遇到一些即使是较小的事（如暂停供水或无电力几天），也上街头静坐或游行，以阻塞交通，引起社会注意，迫使当局解决问题。因而在许多城市，近年来掀起了一种示威风，越来越旺烈。在农村，农民权益大受损害，捐税摊派沉重，生活难以改善，成为抗争加剧的主因。
第2、3项数字是工人方面的。这些数字巨大，而且逐年大增，是由于下述一种甚至几种原因所激发成：1.企业拖欠工资；2.不满福利待遇、工作条件或安全卫生恶劣；3.工人权益被侵夺；4.下岗或离退休后却得不到合理补偿；5.国企被贱卖，令领导人中饱私囊，而工人则失业且很少补偿；6.国企推行结构重整或私有化而裁减职工；7.对干部的贪污腐化和专横行为非常反感；等等。
抗争的根源
工人阶级和城乡民众抗争频密的重要根源，是中共的官僚专政，又日益推行走向资本主义、有损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各种改革，包括国有企业、体制、住房、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中国改革报》今年2月29日刊出苏北写的《世纪之交国企职工心态》一文，在报道了「国企广大职工」对上述各种改革不利于工人的具体缺点之后，跟著指出「还有教育改革、物价改革、人事改革等，改来改去，似乎都在职工身上打主意。因此，有少数职工说：『改革越深化，职工越害怕。』」尽管作者编者们可能顾虑到党官的反应而用词较温和，但广大职工「担心改革」，不满各种改革对职工权益的侵夺，则已跃然纸上。
上述的各种改革，不但是对全体工人，而且许多都牵涉到其他阶层民众的权益，与人人都有利害关系。同时，工人和城乡居民的抗争行动，又互相影响、激励、促进，从而引发更多的斗争。当局在自己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面前，再也不能一一用铁腕高压把动荡或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多年前官方常说的「豪语」），而要被迫加以容忍，甚至让步了——虽然有时也必须出动军警予以顉压，例如今年2月对辽宁省2万多矿工占据街道3天、阻塞铁路和烧车的武力镇压。
北大学生的一次胜利
受到众多社会斗争的感应，北京大学学生也以举行追悼会为导火线，在六四之前10多天爆发了斗争。由于北大女生邱庆枫在从分校返正校途中被杀害，校方起初鉴于迫近六四，安定第一，将此事定性为「校外发生的普通刑事案件」，且不许学生戴白花哀悼，禁止在校内举行追悼活动。由此激起学生们异常的愤慨，在平日积累著的不满之火上加油，他们指责校方宁可花钱装修办公室等，却长期漠视校区的安全问题（包括不安装路灯等），对这次邱庆枫被害应负有一定的责任。2千名学生在校内集会并游行抗议，大部份学生更企图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才迫使校方和政府让步，容许在校内举办追悼会，有6千人参加，清华等校学生也来悼念。这次的斗争胜利，将会重燃他们的传统斗志。跟著在校内贴上要求平反六四的大小字报，和在六四晚上燃点蜡烛悼念，便是一些已见的迹象。
统治者十分明白民间怨愤不满的严重化，惧怕「不稳定因素」的普遍表面化，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企图先发制人，把法轮功封杀，继而又取缔中功及一切气功团体，不许人民炼气功，以为这样便可重新稳定它的统治。但实际上，这些无理压制只能制造更多更大的民愤和反对者，他们和广大的不满人士一样，将等待时机与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其他阶层民众共同抗争。在各种抗争汇合成强大力量争取到胜利的时候，六四死难者家属和民运人士10多年来所坚持的要求也定会达到。
2000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