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杀人累累

    ——从多佛港中国偷渡移民的悲剧谈起

                     《阶级斗争》

 


    58名中国移民在多佛港的一辆货车里窒息致死,令许多人震警不已。这宗事件残酷地显示了移民的凄凉景况。移民在本国的处境绝望,因此挺而走险,不惜经历惨无人道的偷渡条件,冒著生命威胁,只为了避过过关的移民管制,追求他们以为在英国能有的较佳的生活。

    多佛港的悲剧的震撼之大,使到那些渣滓小报也放下一向把「非法」移民当作代罪羔羊的谩骂,改而对偷运人口的贩子进行攻击,指他们不应把那58名中国移民从比利时偷运出口。只不过,在这种道德责难的背后,其实仍然是把矛头指向那些因「贪婪」而来英国「捞油水」的「外国人」,指他们把英国人民的资源吃掉。它们的论调仍然是那老一套的仇外情绪,只不过这次是披上了道貌岸然的外衣罢了。

       英国和欧陆政府排外

    英国工党政府及它在欧洲大陆的同道中人所采取的路线,实与传播媒体大同小异。英国首相贝理雅及欧洲其他国家元首,在葡萄牙举行的欧盟高峰会议的讲坛上,为多佛悲剧的死者洒下伪善的鳄鱼泪,之后,他们便立即呼吁加紧对全欧洲的边关管制,加强对偷运人口的贩子的镇压。而由于往往不易在偷运者的行动过程中把他们捉拿,所以上述呼吁实际上就等如是加强对「非法」入境者的镇压。

    欧洲政府向偷运人口的贩子发动战争的宣言,是一场犬儒主义的闹剧。要是没有这些富裕政府的压迫性的移民法律,这帮偷运人口的贩子还能够存在吗?像那58名多佛港的死者,还会冒生命之险把自己生命交给那批恶棍吗?事实是富裕国家的压迫性的移民法律令偷运人口的行业得以肥大。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这行业的营业额高达每年度3-4亿英镑,这宗金钱全部都是由来自贫国的人民支付!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府之手,是和它们所谴责的多佛港的偷运人口的贩子的双手一样,都是血淋淋的。尤有甚者,西方政府每次加紧移民管制,皆是在它们向选民鼓吹仇外情绪,企图挑起选民间的仇外意识而实行的。

    这些政府宣称,加紧移民管制会防止多佛港悲剧的事件再发生,会增加对「非法」入境者的保护云云,这实在是伪善的假大空话。统计数字说明,实际情形是正好相反。在经过20年来一再加紧移民管制之后,不仅试图非法入境的人不断增加,而且冒著生命危险付费给偷运人口贩子以进行偷渡的人也是不断增加。

    西方政府道貌岸然的虚伪性,尤其表现在它们对本国内部剥削这些现代奴隶以自肥的资本家所采取的不闻不问,不作一事。譬如在英国本土的二手市场,向来都是依赖于来自亚洲及近期依赖于来自土耳其的「非法」移民,这方面早已是声名狼藉。又如在建筑业,是广为雇用来自东欧的「非法」移民,在饮食业里则是中国移民。但在这些血汗工场里,又有多少个雇员被判刑以至有多少个雇主被起诉呢?这些雇主不仅破坏移民法,况且也破坏保健、工作安全及国民保障制度各方面的规例。

    但是对于英国的部长们来说,把「非法」移民强行遣返是一回事,而要向老板剥削工人的权利来挑战却是另一码子的事了。

          移民潮的成因

    西方政府时常吹嘘它们在限制移民潮方面的成就。但在现实里,它们对行之已久且愈演愈烈的移民现象却是束手无策。西方政府的压迫性的措施,只是能够把移民潮压往地下发展,仅是在门面上看不到暗里的潜流而已。

    对于许多移民来说,他们亦唯有非如此冒险不可;对于他们,离国到英国或任何欧洲国家居住,实在不是一个轻易的选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本人或留国亲人的基本生存。他们全部都是出于一系列互为有关的因素而被推上前往富国之路: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过去多年来陷入了一再恶化的贫困境地,战火连年,独裁者或军阀的凶残统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由富国政府通过经济、政治、并且往往是军事手段所维持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资本主义在这个星球上的巧取豪夺而造成这许多地区的赤贫,而又是这种赤贫反过来造就了在穷国里的大部分的地方冲突,为这些冲突造就了军队。而最后,更通常的是由于帝国主义间的争夺而使贫国里的冲突火上加油。

    不过,向富国奔流的移民潮不仅来自于遥远的第三世界。自从10年前开始,欧洲也产生来自本土的难民大军。

    这首先是从东欧的倒台和苏联的崩溃而开始。原先在整个东欧集团间进行劳力的国际性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滑落到乱局里。在7年之间,即从1988至1995年,每日维生费用不超过4美元的人口从4%躣升到32%。从而便开始了来自波兰、罗马尼亚、俄国及其他东欧国家的「非法」移民潮;这些人在西欧国家的建筑地盘业内寻找工作。至于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则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寻求更佳的事业前景。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在南斯拉夫,你争我夺的政治,又再重新逐鹿铁托的宝座,再度挑起旧有的民族紧张。这些政客得到了西方强权的青睐。而在西方大国看来,南斯拉夫联邦的四分五裂,正是大好的机会,以便把一个能够相当地抗衡帝国主义奴役的强大国家从地图上一笔勾销,并从而扩大西方影响的幅度。南斯拉夫最终是朝内爆破了,而且还有两场延绵十载的血腥战争。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了。南斯拉夫的状况与非洲最恶劣的冲突大可比拟,而且幅度更大,整个市镇、整个村庄的人民,在枪杆子下被迫流离失所;他们蒙受恐怖主义的手段,或干脆被纵火焚毁家园而被逐离本乡。在南𬬱拉夫内战的第一阶段,战火从克罗地亚广及波斯尼亚,产生了350万难民;这些难民或是在本国内到处迁移,或是流往国外。在战争的第三阶段,在科索沃,由塞尔维亚民兵和「北约」的轰炸,又制造了150万名人民丧失家园。与此同时,在塞尔维亚,有10万人前往西方找寻护身之所。

    由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把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范围推回到上百年前的局面,令大部分人民贫苦无告。还不过在10年前仍然是个半工业国的国家,现在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所以使很多人除了离开国家到别处寻找较佳的生活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欧洲围城

    欧洲联盟从1985年开始,在它们的国界范围树起了名为「神根区」的无形围墙。从表面来看,新制度相当自由开放,因为任何一个非欧洲公民「只要」取得「神根区」内的任何一国的签证,就能在「神根区」各国内通行无阻。只不过,设立这项制度之时,却也同时收紧对旅游入境证和居留签证的签发,而这又由各国警察使用高科技的电脑资料来加强,所以实际上是制造了更加严密的边关管制。

    而即使这样,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及现行的贝理雅,皆选择厕身在「神根区」之外。这个做法,一方面是为了讨好保守党的反欧洲派的选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留英国国家对入境者的选择权,以便能采纳某些第三世界的人士而排斥其他。

    而结果,随著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日渐增加,「神根区」是一再收紧入境管制。欧洲政府在1991年达成协议,订立了一张所谓「安全」国家的名单;来自这些「安全」国家的寻求政治庇护者,将毋须经过审理而立即被遣送回原地。从那时开始,便在包括东欧和南欧国家的欧洲国家的范围里,订立了一个缓冲地带。

    过了数年,在1998年,有2千名库尔德族难民乘坐小艇在意大利的海岸线登陆。这件事令欧洲再一次收紧大门。这一次,欧盟政府向土耳其提供金钱和技术协助,以让土耳其加紧本身的边防控制,并且为「非法」移民设立拘留中心。土耳其向来就是来自中东和亚细亚移民的转口站。此外,欧盟也向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国提供同样的协助。

    在「神根区」的外围,同时亦设立了监视线。这监视线在德国与波兰的边界尤其严密,仿佛铁幕国的历史重现,只不过这一次是方向对调而已。而从德国与波兰边关,一直伸延到西班牙的南海岸线,直达直布罗陀海峡。在这个海峡,本来用来监视海底潜艇的高科技系统,现在被用来监视从摩洛哥开来的载有移民的船只。

    继此后,欧洲政府还实行了其他方案。其中之一,是把第三世界政府扯进其中,运用撤回欧洲援助的威胁,强使第三世界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严防潜在的「非法」移民离境。而这一点,其实是从英国帝国主义方面学来的。英国对其下的许多英联邦国家已经施用这套方法经年,使许多可能留境者不能进入英国旅游。

    所以,欧洲是一砖一瓦的砌起了围墙;英国是在这堵围墙之外,但它们的调调儿是不相伯仲。富裕的欧洲国家,把它们国家的资产阶级向全球散布的贫穷和绝望堵截,自我围封起来。

         资本才是外来者

    可是,无论有多么严的镇压和监视,皆无法把欧洲国家密封起来。上述所有手段,只不过使移民的风险更大,费用更加高昂,使偷运人口的贩子的利润更大而已。

    问题的根源,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不平等正在与时俱长。富国愈富,则贫国愈贫。这种状况一天持续下去,则人们还是会冒著生命危险,企图在富国找得安身之所,以便寻得较好的生活,或干脆只是与免死于饥饿或土豪的枪弹下。

    欧洲最朝不保夕,最低劣的工资,对于他们也是要比在本土里活活等死的强。

    在今天,社会累积迄今的科技知识,已经足以把世界上大多数人民被迫过著的贫困生活彻底中止。贫困和社会剥夺实非必然。它们两者皆是由通过剥削大多数人,为极少数人生产利润的一个全盘地倒向少数富裕资本家的经济组织所造成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经济组织,从很久以来已经是无法应付人类的需要。它不能向人类提供未来,而只能提供欧洲围城的狰狞面孔,提供一个由芒剌和机枪守卫著的人工的「天堂」,而且只是向一小撮富人提供而已。

    在交通运输工具已经发展至能够让人们全无限制地在全世界各地通行旅游的时代里,民族国界的尚存及一再严守移民管制,只不过是维持一个已经过时的社会秩序的其中之一个手段而已。这个手段不仅是不公义和压迫性的,而且从人类总体的观点来看,更是荒谬而不理性的。

    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不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是那些为了保护那个阻碍社会前进的社会秩序的政客和政府。唯有在摧毁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之后,社会才能继续前进。

 

    2000年7月3日

 

(史丹摘译自2000年7-8月号《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