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干预的揭露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于7月间向外披露，港大校长郑耀宗透过副校长黄绍伦两次传话，说特首和校长不满他关于特首及特区政府表现所进行的民调，要求他停止这种民调，并答复何时停止。

这项披露使社会人士大为震惊。如果属实，就是当局公然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而港大校长则屈从于外来政治压力，加以奉承，强迫下属停止这种民调工作，成为扼杀大学学术自由的帮凶，丧失了作为校长的资格。

由于事态严重，而钟庭耀所提及的有关各人都对钟说的重要情节加以否认，校务委员会（下称校委会）于是成立调查委员会（下称调委会）对此进行调查聆讯。

钟庭耀的行动实际上是向社会控诉，挑战权贵和政治体制之压制学术自由，因而在初期遭到各方面的围攻，指责他提不出证据，无中生有，没有诚信。郑耀宗和路祥安的三个代表律师更运用其专业本领和特质，好像在鸡蛋里找骨头般，向钟猛加盘问，质疑钟的指控，以图替其「雇主」洗脱罪过嫌疑。

路、郑两人在聆讯时再次否认钟的指控，说他们并没有干预钟的民调工作，更无传话要钟停止调查，也未闻特首曾有此意。但钟提出当日曾有信交黄绍伦转复校长，认为「停止民调是不智的」。黄绍伦对此事并没加以否认，只是说该信和钟的另一有关文件都「失踪」了，而对于其他一些关键性事情又表示记不清楚（这种选择性地「失忆」，与郑、路如出一辙）。后来，港大副校长程介明和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麦列菲菲分别向调委会供称：99年5月11日，郑耀宗提及他与董建华直接会面，谈及三项「政治事件」，其中一项是董建华对钟的民调负面结果表示关注。程介明更说：「今年1月的高层管理会议有讨论过钟庭耀的民调，当时他在会上听过『接近特首的人』关注民调。在此之前的三、四次会议，他也听过类似的说法。他又在最少一、两个场合听过校长说有特首或接近特首办的人不喜欢大学所作的调查，而钟庭耀民调则最少被提及过一、两次。（8月16日《明报》报道）」

加上其他人的证供，使调委会最后作出报告：调查发现路祥安及郑耀宗均没有全面及如实地公开他俩会面的谈话内容，是「不好和不诚实」的证人；而路曾表达关注钟的民调工作，并引发校长采取行动，导致黄受命于校长，向钟传递一个构成抑制其学术自由权利的讯息。调委会认为，根据钟曾写信回复校长，其与上司吴启宏及陈婉莹的对话，均支持钟的供词，故调委会相信其供词，认为钟诚实可信。调委会这些结论，更加证明钟的上述指控是真实的。

校政要独立自主、民主化

部份真相被进一步揭发，也证明港大学生会一早提出要郑耀宗辞职的主张是正确的、必需的。赞成这个要求的人日益增多。超过半数港大教职员联署要求校委会接受调委会的报告（亦即肯定对郑、黄的指责）。许多教职员更提出郑应该辞校长职。全港绝大多数舆论也对他俩大加谴责。在多方面非常强大压力之下，郑、黄两人终于提出辞职了。这就是郑耀宗向上谄媚、向下施压、协助干预学术自由的可耻下场！在这次斗争中，以会长张韵琪为代表的学生会，起了勇敢而出色的先锋作用。

可是，校委会内的成员，大部份来自校外的商界，他们部份由郑耀宗选择而推荐（其中不少与郑有交情），部份由身兼校监的特首委任（这种制度同样在其他大学实行），他们又几乎都是保守的。这次连同少部份的校内委员，竟构成多数不同意校委会正式接纳调委会的报告，意图藉郑、黄辞职草草结束这个事件，使报告不了了之。校内师生主张接纳调委会报告的普遍要求，竟然受校外一小撮富人所阻挠。这又是外来力量干预港大内政的另一种表现，证明校委会必须彻底改组，应由港大师生民主地普选出全体委员组成，实现校政独立自主；校长也应由全校师生直选产生！废止由行政长官兼任校监！

必须彻查整个事件

由于特首以「尊严」为「理由」拒不出席聆讯，上述报告没有提及特首的角色；但在一些证人的供词中，已指称特首及路祥安与郑耀宗会面曾「关注」港大的民调。这就构成整个事件的起源。因此，即使报告不加指明，谁干预民调，港人也已「心知肚明」。

路祥安不但干预港大的民调工作，而且也曾干预中文大学的民调工作，只不过给中大校长和民调负责人拒绝而不得逞吧了。

但他拒不承认事实和错误，在矢口抵赖之余，还要浪费港人的金钱，聘用两位大律师（据估计超过50万港元）为自己强辩。既然事件由他造成，就理应他自己答辩；即使他要聘律师，也须由他自己付款，港人绝无义务要间接地付出这大笔费用。在校委会收到调委会报告，要开会决定是否公开它的时候，路祥安竟向校委会发律师信说它拒绝接纳报告，律政司则公然去函校委会要求暂时不公开它；同一时候，特首又与杨铁梁谈了15分钟，杨事后只说特首希望他「好好地处理」。这些都是当局进行干预的最新例证。

毕竟，两个大律师并没有只手遮天的本领，路祥安的所作所为已几乎是港人皆知，改变不了调委会的判断。由此更加激起港人普遍要路辞职或撤职的声音。

可是，在调委会报告公开之后，特首召开记者会，声称路祥安为人「诚实可靠」，完全适合继续做其助理。他这样的挺路而与调委会唱反调、相对抗，表现出他一直以来的任人唯亲，坚持错误，而完全不尊重港大校委会委出的调委会。

特首高官自恃大权在握，可以不顾民意民情，独断孤行。他们的权力，还包括对各大学拨款资助的任意决定权，指示教育资助委员会去运行，用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促使各大学当局为了争取得政府更多的拨款，不惜进行自我审查、约朿，迎合当权者的喜爱（这也是郑耀宗拍马奉承政府高层的动机之一）。

本来，特首和特区政府近年来的施政继续失误，引致民怨沸腾，声望不断下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几乎所有的民调结果都大致上反映出来。港府高层理应由此得到教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过失，而不应怪责于学术研究及民调工作者，并要他们停止工作，有如一个人的丑貌被镜子照出却迁怒于镜子，并要打烂它那样！

但是，希望港府高官认识和坦承过去的错失而加以改正，那等于缘木求鱼。因此，新组成的立法会，完全有责任委出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就钟庭耀事件作深入调查，传召一切有关人等出席应讯。这样才能使真相大白，挖出干预港人各种自由的「祸根」，保障港人的自由权利不受到侵犯。

不过，由于第二届立法会仍然会由保守的「保皇」党派和个人占了多数，他们势将尽力反对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去调查特首及其助理路祥安的干预学术自由角色。这是考验人们在竞选时口口声声「真诚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好试金石，很快便会暴露出投机政客的庐山真面目，需要港人密切留意、共同要求及促使立法会成立这个委员会，以便有权力去查出真相，有助于防止任何对学术自由、民调工作的专横干预！

200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