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本书（柘植书房新社出版，2,300日元）作者是战后点燃革命运动火炬的「读卖（新闻）斗争」的领导人，由他来对那些共同战斗过的人物写评传是很合适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书物成千上万，在日共的正统历史中，就有《五十年党史》、《六十年党史》、《六十五年党史》、《七十年党史》等。在日共党主流以外，有《德田球一》、《神山茂夫》等个人传记，但却没有像《史记》那样的列传。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关于日本革命运动持有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日本帝国军队式性质。本书可以说是日本第一本革命列传。

书评作者1947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历经两次被开除仍坚持劳工运动，他对于「日本革命史＝日本共产党史＝宫本显志史观」有深切的体会。除了「日本的列宁」（宫本）以及作为批判、迫害对象的「日本的毛泽东」（德田）、「日本的刘少奇」（志田重男）外，日共正统史观里的日本革命运动、劳工运动史上看不见「人」的影子。为了对日本革命的失败进行历史性的总结，首先必须不分功成名败对代表性人物进行综合评论。本书虽然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评判不一定正确，但从整体上看，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书列传的一百人中，有29名日共「职业」党员，两名非日共职业革命家（平冢、凡冈秀子）、11名劳工运动组织者（包括日共党员）、13名文学家、13名艺术家、10名学者、13名新闻界人士等。我虽然比作者年轻15岁，但也直接在书中30多人的领导下工作过，与书中数人也共同工作过。

除了山口武秀（农民运动）、铃本市藏（国铁工会与「2．1」总罢工）没有列入外，结集在列传中的人物代表了日本「革命党」第一流的良心、正义感、人格与事业。其中包括日共的德田、野阪参三、志贺义雄（所谓「三巨头」），金天海、神山茂夫、宫本、裤田里见、黑木重德、志田、椎野悦郎（所谓「再建七干部」）、春日庄次郎（社会主义革命与构造改革论）、西泽隆二、安齌藏治（「毛泽东派」）等；也有战后工运巨头细谷松太、高野实。书中特别提及在日朝鲜人日共干部（上列）金天海、保阪浩明、车永秀，冲绳人德田、高安重正。至于文学艺术家太宰治、河原宏等，今天的日本人一般只读其作品，不知道其政治立场。可以说，在战前天皇制国家、军国主义统治下奋斗的日共的道德与良知，在战后的民主革命鼓舞下一举开花结果。可悲的是，如书中所列大多数人物一样，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活动家，都被日共踢散了。

在1947年的日共创立25周年纪念集会上，中野重治作诗《那些人们》歌颂那些没有正式成为党史却为日共牺牲、奋斗的人们，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感动。那是对日本革命、对日本共产党充满希望的时代。可惜，中野三年后作为「国际派」被开除；后来虽然在日共六中全会恢复名誉，却于64年再与神山一同被「永久」开除，此后在日共党史等文献中再也见不到其名。「人民之敌」中野去世时，在宫本、藏原支配下的日共，没有人敢表示悼念。

今天，研究中野的单行本就有247册，这是任何日本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诺贝尔获奖者大江健三郎就公开表示：只要日共不改变对中野的态度，他就不会与《赤旗》交往。增山在书中高度评价中野：「我对于文学家中野重治曾经是日共党员这一事实充满自豪。我们之间当然有细微的差别，但日共党员中野的存在，本身就为日共的马克思主义增添了人性良心的光辉。」除了中野外，野间宏、佐多稻子、安部公房等等，都没有出现在日共的宫本史观中。日共的《六十五年党史》只提及宫本百合子（宫本显志夫人）的《播州平野》等作品。在宫本40余年专制性地支配日共期间培植起来的庞大的宫本史观，将来总会遭到彻底废弃，但我本人却是50年日共分裂时宫本的最热烈支持者。

书中的长谷川浩（原日共政治局委员、工会部部长）晚年表示：有上百万人脱离了日共。日本研究马克思、列宁、格拉姆西的泰斗石堂清伦也说有50万人脱离了日共。总之，这是非常庞大的数目，更令人寒心的是：这些人中，有95%以上的人都不愿再提日共了。我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位被开除的原日共东京都委员表示如果日共自己批判，愿意回日共。实际上，此书的百人中，竟然有60人是脱党或被开除者。

战败后的数年中，日本的民众为每日的食粮奔波。我这样48年成为党专职（职业革命家）的人常常领不到工资、空腹工作。井上光晴的「反党小说」《不能书写的一章》就写实地描述他在长崎县作为党专职工作人员的生活之苦。白川晴一（政治局委员）、渡边四郎、内藤知周（曾是宫本派中心人物之一，当上中央委员后脱党）等形容自己到70年代还是「赤贫如洗」，更不用说在日朝鲜人党员们的生活贫困了。车永秀80年以后与我亲交，告诉我他48年时在党本部工作时午餐就是一个干面包、一杯白水，但宫本在大家面前独自吃著白米加炒鸡蛋。志贺与野阪也同宫本一样，而志田、德球则与大家同食，很得人心。增山曾去宫本、志贺家作客，为其豪华住宅惊异。

比起经济生活的贫困，政治生活的变幻更令人心寒。小松丰吉可能是命运最悲的党中坚干部吧！他是东京的三大日共据点工厂组织的领导者，特别在朝鲜战争中作为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锋芒毕露。54年被志田委派与椎野、吉田同赴北京（后两者知道命运不祥拒绝前往），在北京被裤田里见彻底整肃，对党绝望之余以酒消愁。归国后无法工作，被开除后病死在路上，连家人也不认他。我当时所属的川崎市东芝堀川町组织，在4,500名工人中有380名党员，是「日本最大」的共产党支部。当时的支部长K才23岁，他后来与小松命运相同，死在横滨的街路上，无人认领。党中央的S也是如此。我自己想来，虽然自己应该负一部份责任，但多数的责任是由于日共党的政治方针从来没有为「专职党员」的生活著想。结果，那些把生命献给党的事业的人，或者死心塌地追随宫本迫害同志，或者被开除出党又没法在社会中生存。在日共，宫本的「辉煌」路线下，堆积著过去的同志们的累累尸骨。

（译者不由得对比托洛茨基临终前在逃过一次谋杀后对KGB的揭露，指出正是那些犯过错误但已经紧密依附党的机器、没有能力干别的工作并习惯于特权位置的人，可以被格柏乌变成唯命是从的工具，担当无恶不作的勾当。（注1））

（未完，待续）

（赵京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2000年10月23-30日号。）

注1：李时译《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斯大林谋害我的生命》，刊香港《十月评论》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