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调重弹
二、我国学术界研究托洛茨基问题的成果
三、甚么是不断革命论？
四、斯大林如何批判不断革命论？
五、俄国革命中的不断革命论和阶段论
六、中国大革命的不断革命论和阶段论
七、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八、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旧调重弹
人们常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向托洛茨基，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说成是“误入歧途”，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呢？
把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说是歧途，这实际上是斯大林的老调。在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中，大凡把托洛茨基和托派的主张和观点视为“歧途”的，大都是从斯大林在20年代攻击托洛茨基所写的著作或所作的演讲中搬来的。如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不要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混淆革命阶段”，“超越民主革命”，“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等等，都是斯大林的说法。在长时间里，许多人对于斯大林所说的这些话，并没有怀疑它的客观真实性。但对于每个存心要探究历史真实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理应直接从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的文献中去探讨托洛茨基和托派的思想和观点，而无需从第三者的批判和评论中去寻找依据；即使有这样的必要，也应当查对所研究对象的著述，看看是否和他的思想真正符合，这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态度，才不至于人云亦云。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一言一语，从来是深信不疑的；在大多数场合，这只简单地是因为斯大林居于党的领导地位，以党的名义说话，也以列宁的继承人资格说话；只要是斯大林说过的，就信以为真，不加任何考虑便全盘接收不误，还以为这样做就是忠于无产阶级的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是党性的表现了；这样久而久之，便逐渐地甚至完全地丧失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而把斯大林的思想当成是党的思想，也是自己的思想；把斯大林所说的话当成是党要说的话，也是自己要说的话，以至形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如同宗教信徒对待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主的一言一语一样。
可是，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著名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专制统治的暴行以来，四十年过去了，大量的事实证实了斯大林是个善于伪造历史、编造谎言的行家老手。他不仅善于纂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也善于随心所欲断章取义歪曲他所要排斥和打击的对手的思想和观点。因此，今天有头脑善思考的人，应当以审慎的批判的态度来审查斯大林的言论，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众所周知，发生在20年代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当时俄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诸如俄国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以及英国大罢工、中国大革命‥‥等等问题；而理论上的问题则归结为斯大林主张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斯大林先是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三人帮，后与布哈林又结为二人帮，为了纂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编造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给托洛茨基戴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而对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观点，则采取断章取义、歪曲、纂改和伪造的手法，进行连篇累牍的攻击，以败坏托洛茨基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以达到排斥托洛茨基的目的。上面所举的斯大林关于托洛茨基的种种说法，如“不要农民”等等，就是斯大林玩弄的卑鄙手法的最好例证。今天，人们还要搬弄斯大林的拙劣货色，只能说明思想的贫乏和手段更为卑鄙而已。
二、我国学术界研究托洛茨基问题的成果
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打破过去对斯大林顶礼膜拜的迷信，提出全面评价托洛茨基的问题。1981年10月14日，上海市历史学会世界现代史组与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共运史组联合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到会的专家学者达30余人。会后，《世界史研究动态》杂志记者武克全以《如何评价托洛茨基的一生》为题，详细介绍了会上我国历史学界对托洛茨基问题的初步研究成果，发表在1982年第二号《世界史研究动态》上。武克全的文章介绍了讨论会对20年代斯大林斥责托洛茨基“打著社会主义革命的幌子否认民主革命”，“否定农民的作用，混淆革命性质，超越革命的阶段”，“打著世界革命的幌子，否定在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等等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和异议，学者们根据自己对托洛茨基著作和文献的研究，得出如下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托洛茨基指出过，俄国面临的任务是铲除沙皇专制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俄国资产阶级无力充当革命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不能成为领导，唯一能领导的是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成熟到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领袖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托洛茨基又认为，农民尽管在社会方面和革命方面占有巨大的比重，但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尤其不能把革命政权集中在这样一个政党手中”；“如果不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自己的民主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根据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研究和对照斯大林的论述，学者们指出﹕“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混淆革命性质，超越革命阶段，似乎不尽符合他的原意”。学者们又认为，对于革命政权性质，“托洛茨基当时的分析似乎也是正确的”。而对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学者们也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分析：“正确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世界联系，估计到世界资本主义对苏联干涉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以上引文均见1982年1月号《世界史研究动态》第24页）。
由上述武克全介绍的上海市学术界讨论会的情况来看，在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只要本著实事求是的精神，依据他本人的著作和档案资料来进行探讨，就不难发现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的种种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谎言。
1981年10月的上海学术讨论会无疑是我国学术界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派问题的开端。十余年来，虽然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导（除陈独秀问题之外），但可以肯定地说，随著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亚洲的越南、蒙古、朝鲜、美洲的古巴和我国等的改革深入开展，这些国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事实上正是20年代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所遇到的问题，诸如党和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民主问题等等。只是这些问题在今天则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出来吧了。所以研究20年代由当时的现实提出的问题而引发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无疑对解决今天改革面临的问题将是一个极好的历史借鉴。
三、甚么是不断革命论？
20年代有关不断革命论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的争论是俄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一次重大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两条不同战略路线的争论，它反映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当权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反对派的两种不同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要弄清楚双方的观点和立场需要对双方的论述作客观的研究。
首先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我们当然不应当从斯大林对不断革命的批判和评价中去了解不断革命论，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能从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和文献中去了解。虽然今天我国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不多，已出版的也是少量内部发行，还不能公诸于众，可说是个禁区或半禁区。但从已出版的著作和别人著述中引用的资料，也可以使我们对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有个基本的了解。
托洛茨基最早论述不断革命论的著作是1906年写的《总结与展望》，1922年托洛茨基在《1905年》一书的《序言》中也概括地谈到他的不断革命论，而最详尽地系统地阐述不断革命论的则是他在1928年至1929年写成的《不断革命论》一书，在这本书的第十章《甚么是不断革命论──其基本要点》里，托洛茨基本人把不断革命论归纳为如下的十二个要点﹕
(1)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就是意味著﹕只有通过这些国家作为农民大众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完全和真正解决民族民主解放的任务。
(2)落后国家居民的大多数是农民，它在民主革命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不与农民结盟，无产阶级就不能解决、也无法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但，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做不调和的斗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不可能实现。
(3)不管各国革命的最初阶段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也就意味著，只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民主革命任务。
(4)十月革命的经验表明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的作用。但，农民既不能发挥独立作用，更不能起领导作用。他们或者跟随工人，或者追随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的旧公式“工农民主专政”只能被看成是领导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才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
(5)从阶级内容来看，工农民主专政作为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制度，只有在农民能够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党，能够制订自己的政纲，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下取得政权，才有可能实现。但，正如全部近代史，特别是近25年俄国的经验所证明了的，要创建独立的农民革命党，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因此，在一切决定性的场合，特别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总是与大资产阶级一道走，下层则与无产阶级携手共进，其中间阶层则在两极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因此，也就不会有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区别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存在。
(6)只要把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就会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大众中解体，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从而为民主革命的失败创造出最有利的条件。斯大林、布哈林把这个口号写入共产国际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传统的直接背叛。
(7)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迅速地面临解决与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密切相关的任务，民主革命便立即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形成为不断革命。
(8)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没有完成革命，而只是使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既以民族的，也以国际规模的阶级斗争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压倒优势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将使不论是在落后国家还是已经经历了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不间断性。
(9)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同民族国家的疆界不相容了。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民族的舞台上开始，扩展到国际舞台，并在世界舞台上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成为不断革命。
(10)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分工和世界规模的生产力，这就为世界经济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完自己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
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社会主义命运最终不是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主要是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11)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永远同不断革命论的理论相对立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只能导致大民族主义。世界性的分工、苏维埃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先进国家对亚洲原料的依赖，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12)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不仅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机械地割裂开来，也割裂了民族革命和国际革命。在前一场合，它会麻痺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从而妨碍了落后国家革命的胜利。在后一场合，按照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把共产国际降低为仅仅是与军事干涉作斗争的辅助性武器。（参看对马忠行著《托洛茨基主义》中译本第27-30页）。
从上面转述的托洛茨基本人归纳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要点来看，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的读者对斯大林硬说托洛茨基“不要农民”、“轻视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混淆革命阶段”，“超越民主革命”等等的说法，实在是难以认同。斯大林如此随心所欲歪曲托洛茨基的观点，为的只是更易于打击和排斥他而已。在这点上，斯大林是成功了。但终究一叶不能障目，只要一对照托洛茨基的著作，就不难看穿斯大林的骗人的把戏。
四、斯大林如何批判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时也引用托洛茨基的著作。如他在1924年10月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这本小册子中引用托洛茨基1922年为他的《1905》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正是在1905年1月9日事变到10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个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不仅会同那些在无产阶级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页）。
托洛茨基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相信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读者都能正确理解。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下，才可能得到解决。
第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侵犯封建所有制的同时，也必然会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即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会存在有“敌对的冲突”，即经济利害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决。（参看《瞿秋白研究》第五辑403页郑超麟著《瞿秋白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一文）
在这里，斯大林在引用上述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之后，却断章取义地抓住第三个论点中所说的工人阶级政权同农民会发生“敌对冲突”这一点来做文章，并拿来同被他砍头去尾歪曲了的所谓“列宁观点”来做比较，说列宁主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则说工人阶级会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他又把托洛茨基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决”工农之间的矛盾的话歪曲成﹕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吸取必要的力量”，并说是同列宁的“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吸取力量”的主张是对立的。斯大林还毫无道理地谎话甚么“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斯大林这种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手法简直就是无中生有了。斯大林这种随心所欲断章取义歪曲论敌观点的手法，确实蒙蔽了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人不能正确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观点。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制造过不少文字狱，靠的就是这种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凭空捏造的手法，但受害者大抵只是当事人，最多也只牵涉到他的家族。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受打击的不仅是托洛茨基及其一派人，而且由于他以伪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为掩护，欺骗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堵塞了广大党员和群众认识真理和接近真理的通道，这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斯大林最大的罪过。
五、俄国革命中的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将俄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03年至1917年2月，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后备军是农民”，“打击的方向是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第二阶段是从1917年3月至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后备军是贫苦农民”，“打击的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第三阶段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后备军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国党”（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133-134页）。斯大林给每一个革命阶段的起始时间，革命的目的、动力、打击方向等等都安排好了，可谓周详之至。但这明显是事后的主观安排，而不是俄国革命的客观进程的反映。这种关于革命阶段的划分实属主观主义历史机械论的典范。它导源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没有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前便提出来的“革命阶段论”。按照“革命阶段论”的说法，俄国应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主张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建立的政权应是工农民主专政。孟什维克则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争得的只是反对派的地位。其实，这种关于俄国革命阶段论从一开始就只存在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革命家们的思想之中，是主观认识的产物，不是已经实现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它能不能实现还有待于客观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检验。
从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斯大林关于俄国革命阶段的划分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就拿所说的从1903年至1917年2月的所谓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来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发生过1905年革命，但在革命失败后直至1914年帝俄同英、法帝国主义缔结协约积极进行第一次世界战争，沙皇的专制统治一直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在1907年
6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之后，出现了斯托雷平的反动时期，不仅布尔什维克，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都受到沙皇政府的严重打击，虽然革命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过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活动，但事实上并没有存在过客观的革命形势，当然也就谈不上存在甚么“革命阶段”了。直至世界大战进行了三年之后，由于帝俄在战争中屡遭失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人民愈来愈不满，才出现沙皇统治的政治危机和革命危机，从而导致二月革命的爆发。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却出现两重政权的局面，一方面成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方面工人、士兵却自动地组成了工兵苏维埃。这个为列宁称做巴黎公社式的半政权的工兵苏维埃从一开始便为孟什维克等的妥协政党所把持，按照“革命阶段论”的观点，孟什维克把苏维埃自愿地作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物，甘愿充当资产阶级政权的奴仆。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却无力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它不能给人民以和平，却继续奉行沙皇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把人民继续推向战争的深渊。它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却继续维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它更不愿人民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却暗地同反动的贵族、军官、士官生勾结，串通一气要向起义的人民进行反攻。这一切都说明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的统治，而革命的民主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还在向纵深发展，工人、士兵、农民群众还在为争取和平、面包、土地而继续进行斗争，客观的形势表明只有无产阶级夺取全部政权，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列宁以他的敏锐的政治眼光，一回到彼得格勒，便提出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纲”。他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他号召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斗争，因为“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争得到和平、面包和自由。他批评那些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的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说﹕“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了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去”。列宁非常清楚，俄国革命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已经不会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地位了，实际的阶级斗争已经用“工兵代表苏维埃”取代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列宁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它们会更好地、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怎样才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以及究竟能够采取那些社会主义的步骤”（以上引文均见《列宁全集》中译本第二版第29卷17、115、117、138、144、
147、148等页）。
但是，在二月革命后，阻止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全部政权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以列宁在1917年7月所写的《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指出二月以来的经验时说﹕“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在革命工人这边来（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达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实现“和平、自由、面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32卷第64页）。
根据二月革命后实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列宁不为自己提出的、现在已经变成“僵化的”旧公式“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所拘囚，无私无畏地抛弃这个旧公式，勇往直前地带领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实现工农代表苏维埃单独掌握全部政权进行斗争，终于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开辟了通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总结俄国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经验，他说﹕“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是完全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著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著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终于）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崇高任务中的那一部份，巩固我们胜利中那一部份”，“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甚么程度。”（《列宁全集》中译本第二版第42卷169、170、172页）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这些总结性的话，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难怪越飞在他的遗书中说到列宁生前曾亲口对他说﹕1905年党内关于革命战略问题的争论，对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自己。
列宁所以能够摒弃他自己提出的并坚持了十余年的布尔什维克的旧公式﹕工人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正是列宁伟大之处，说明列宁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并不以自己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强加于阶级，强加于广大的革命群众。他只是同阶级一起，同革命群众一起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体会阶级和群众的政治愿望和要求，总结斗争的经验，从而提出正确的口号来动员群众进行斗争。事实上，列宁当初提出“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旧公式时，既注意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不同的方面，也注意到两者的关系。他认为必须把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他又说﹕“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份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多民主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的政党”（《列宁选集》第一卷575-576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在二月革命后出现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列宁才毅然决然地抛弃旧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
俄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从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到10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夺取了全部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就表现为俄国革命发展的不断性。在经历了俄国革命的实践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的巨人，终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问题上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了。
六、中国大革命中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于1927年7月间俄共（布）中央与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上为他的中国革命路线辩护，把中国革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革命的锋铓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即“武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4、15页）。斯大林这个三阶段论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实在不值得一提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个三阶段论是绝顶荒谬的，也是事后主观主义的历史机械论的绝好样板。在这里无需多花篇幅论证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推行的阶级妥协政策在实践中所遭遇的破产，只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正好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大谈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之时，被斯大林捧为“第二阶段”武汉时期革命左派领袖汪精卫却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正如同被斯大林捧为“第一阶段”的“革命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流血事件一样。这两位被捧为“革命领袖”的人，（后者还被斯大林的联共（布）中央提名荣任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之一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都给了斯大林一掴响喨的耳光。
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的荒谬的阶段论也已给了严肃的批判。1985年4月20日至29日，中共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全国第三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学术讨论会。会上60多位与会者指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著名的历史学家廖盖隆指出﹕“共产国际、斯大林轻视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的力量，而重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的力量，这就是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共产国际、斯大林把国民党视为中国“唯一民族革命集团”，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是“工农党”或“人民党”。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用一切力量帮助国民党去取得领导权”，处处对国民党实行“妥协让步”。共产国际1926年12月的决议反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做领导工作”，“限制中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而要“全力帮助国民党建设国民革命军”。斯大林根本没有提出过“要组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于农民运动，共产国际、斯大林口头上说要发展农民运动，而实际上的指示却是“互相矛盾”的。廖盖隆还指出，斯大林的革命三阶段的说法是“主观武断从俄国革命经验搬来的”（实际上也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引者），“远远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上引文均见《党史通讯》1985年增刊第一期第9、10、13、14页）。
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及采取的政策的批判是十分中肯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同当时俄共（布）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反对派就中国革命问题对斯大林提出的批评及应采取的政策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很多，但目前在国内能看到的却不多，这大概还是禁区吧。但我们从国外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窥见一二，现简单介绍如下﹕
原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委之一的费尔南多‧克劳丁在他的两卷集《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有如下的介绍，他说﹕托洛茨基非常严厉批评了斯大林三阶段论的观点，认为斯大林的“第一阶段”是“十足的孟什维克主义”，是“把中国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的附庸，因而注定要失败的政策的理论根源”。对于斯大林的“第二阶段”，“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忘记了1917年的经验教训”，在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是不会有“工农民主专政”存在的余地的，“斯大林犯了漠视列宁《四月提纲》的错误”。“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革命只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成功。中国革命主要和直接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不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就不能胜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有共同的利益，尽管它受到后者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中国资产阶级同现存的土地制度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比起俄国资产阶级来要软弱得多”。所以，中国革命非得要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领导者不可”。这就使中国革命不能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克劳丁认为“历史将证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的论述是正确的”。（以上引文均见费尔多‧克劳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译本上册255页）。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克劳丁所说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这句话，不能理解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理解为，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才符合托洛茨基的观点。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疑问会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失败了的中国大革命，正如同成功了的十月革命一样，都证明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是正确的。
七、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他在1924年同托洛茨基论争时提出来的。他坚决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要把俄国当时的对外对内政策建立在世界革命的战略之上；而要求建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之上。斯大林在他的《列宁主义基础》（
1924年4-5月）、《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等著作中都论述了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斯大林说﹕“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著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95页）。
1925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中，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斯大林认为前一种矛盾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困难而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因为只要有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他还警告说﹕“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斯大林全集》第七卷91、101页）。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经过，并认为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份，即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的论证是合理的（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八卷59至63页）。
斯大林的这些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实在算不上甚么理论，因为它既没有构成理论的客观前提，也没有逻辑的论证，更没有逻辑的必然结论。与其说是理论、倒不如说这些观点只表达了苏维埃国家的统治集团一种愿望和一种害怕心理﹕既希望在一个孤立的四面受到资本主义围困的民族国家里能保住已经获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地位，同时又害怕失去这些地位。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则成了掩盖这种愿望和害怕心理的一块遮羞布。
显然，斯大林的观点同现代世界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是不相符的。
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早已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把整个世界的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为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不可分割的世界性联系。因此，由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问题了。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都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都会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震动，这已经不是甚么理论问题，而是近代史上世界阶级斗争实践常见的现象。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出发点是国际性的，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因此，他们从事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从一开始便是在国际的舞台上展开的。他们积极地献身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说明。斯大林把一个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机械地分割开来，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当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的，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成不可分割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就只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体系，它同单独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就是说，它不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之上。离开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创造的世界分工和世界经济联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不可想像的。正如列宁为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的《电气化》一书写的序言所说的﹕“俄国无产阶级从不想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也就是说，这个“小资产阶级理想”的、被列宁放在括号里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实现的空想。
斯大林既然把一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割开来，它的理论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他肯定俄国无产阶级既然能夺得政权，就能依靠国内的力量克服国内的种种矛盾，独自领导农民“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无需依靠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显然，斯大林把夺取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了，其实二者所依据的条件是全然不同的。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不然的话，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就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而也就存在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危险。把这样自相矛盾的观点揉杂在一起充作“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有糊涂虫或者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提得出来。”
其次，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相违背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于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充足多彩高尚，人人都处于完全自由、平等、和谐、友爱、关系融洽的社会集体之中，没有阶级区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也就没有国界的划分。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这样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取得对国家的统治地位，才能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产阶级要凭籍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消灭阶级，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创造条件使自己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逐渐趋于“消亡”，这样才能使真正自由平等和谐友爱的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起来。列宁曾经解释过苏联的国名所以叫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仅仅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504页《论粮食税》一文）。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阶级一消灭，专政也就不需要了”。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列宁选集》第4卷91页《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一文）。所以，当还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社会还在进行改造中，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1939年3月18日联共（布）十八大的《总结报告》中宣称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但为了掩盖国家权力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矛盾这个漏洞，他竟狂妄地对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进行修正，他无耻地歪曲恩格斯的观点，说“国家自行消亡”的公式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的侵犯已经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经没有必要加强”。但是，“在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具体情形下”，在存在著“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情况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义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278、279页）斯大林真不愧是个善于歪曲别人观点的能手，“如果‥‥”，“如果‥‥”；“应当‥‥”，“应当‥‥”，两个“如果”，加上两个“应当”，就把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如果”只有鲁滨逊一个人，而没有“礼拜五”，那就不会有甚么剥削，也就无须考虑“应当”建立甚么样的平等的社会制度了。因为“单独”一个人根本不需要甚么社会制度的。可是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单独存在的个人。斯大林凭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责问恩格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在一个单独国家获得了胜利”，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是不是也“自行消亡”呢？这个问题提得多么可笑，因为事实上，客观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假如”的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只存在于斯大林的脑子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恩格斯的论证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这个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脑子里的“假如”出发。在恩格斯看来，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事实。更其荒唐的是斯大林竟然设想到，即使到了共产主义，“如果”（仍旧是斯大林这个万能的“如果”）仍然处在孤立的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话，那“国家”还是不能“消亡”的，而且还得要加强！这就是斯大林的思维逻辑。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冒充的理论更荒唐了。
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单独存在的原始部落。它们很少甚至完全不同世界上其他社会集团发生关系。这些部落是由好几个建立在被历史学家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之上的氏族组成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曾详尽地介绍过这种远古时代的，至今仍存在于某些仍处在野蛮时代的部落中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种种情况。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这个氏族制社会曾大加赞赏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疾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马恩全集》第21卷111页）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虽然“值得赞叹”，却“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因为它是建立在非常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还需要血缘关系来维持，而随著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脐带”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一定要被打破的”。如果今天世界上确实还存在有孤立的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集团的话，那肯定就是如同摩尔根所写的易洛魁人部落那样的社会集团。而今天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早已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禁锢了。可今天无产阶级要建立的却是在高度发展的世界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当然不能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那样可以在一个孤立的社会集团中存在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世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的战略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最孤立的情况之下，一刻也不能放弃这个原则。放弃这个原则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最好的情况来说至少也是机会主义。正如恩格斯对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提出批评时指出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马恩全集》第22卷第274页）。在20年代，当斯大林刚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时，或许还可以称之为「真诚的」机会主义。半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斯大林的“真诚的”机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比其他的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其所带来的危害更严重。
实际上，斯大林的这些自相矛盾的所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只反映了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苏维埃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的愿望，它既不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只代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苏维埃官僚集团为了保住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为了这些既得的利益，他们可以牺牲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利益，也可以牺牲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牺牲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历史的利益，也牺牲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对此，人们只要翻开苏联现代史中有关对内对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便可一目了然的。
斯大林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所搞的超工业化政策和强迫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连斯大林本人也承认的，只是他把责任推给下级干部和群众吧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一意谋求同资本主义世界取得势力均衡，推行一系列同国际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以致葬送了30年代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大好革命形势；二次大战前，斯大林还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缔结友好条约，牺牲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独立。为争取罗斯福、邱吉尔的支援，还解散了共产国际。二次大战后期以后，还牺牲了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革命利益；甚至还同臭名昭著的反共头子邱吉尔商议划分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些就是众所周知的反动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的最显著例子。至于战后那些相继摆脱了资本主义链条的东欧各国，在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也和苏联一样，推行了官僚军事警察的统治。苏、波、捷、保、匈、罗、阿、南和东德，这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本应能够形成为一个和谐的、平等的、互助友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了。但十分令人痛心，东欧各国人民却要为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作出巨大的牺牲，造成了东欧各国同苏联之间的深刻的裂痕。至于说到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如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都是斯大林一手泡制的产物，早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了。即使是在解放战争中，斯大林还要中共同蒋介石隔江而治呢。以上这些例子充份说明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但使苏联人民更加远离社会主义，而且也使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遭到了惨痛的损失。
今天，正是斯大林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利益之间的深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得苏联和东欧各国陷于总崩溃的危机之中。
当初，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争辩时，他曾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决的论点提出责问；如果世界革命来迟了呢？俄国无产阶级政权是不是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呢？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生前曾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援，我们一定会失败。托洛茨基同列宁一样持有相同的观点。而今天，社会的实践无情地对斯大林提出的责难作出了回答，不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的颠覆活动，而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的官僚专制统治自身无法摆脱的重重矛盾使得这个国家“连根腐烂”了，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说明了﹕官僚统治集团除了寻求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一体化的道路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这正是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的题目﹕《歧途与正道》上来了。20年代这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争论终于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不容置疑的回答﹕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才是正确的。在历史的事实面前，谁还能够怀疑这个答案的绝对正确性呢？20年代中，陈独秀曾是竞竞业业遵循斯大林的教导，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20年代的后期，陈独秀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论之后，终于勇敢地转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上来，这正表明了他是一个忠诚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私无畏的革命家，而不是趋炎附势、只知道为自己个人或一己小集团利益打小算盘的投机小人。对比之下，那些莫洛托夫们、卡冈诺维奇们、贝利亚们、多列士们、陶里亚蒂们、季米特洛夫们‥‥等等的依附斯大林权势的人，不是更显得渺小么？至于我国的王明们、康生们当然更是不值一提的无耻走卒了。
八、值得思考的问题
20年代这场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已经过去约70个春秋，争论的两个主角早已不在人世；曾参加过这次争论的众多共产党人，不论是当权的斯大林份子，还是受迫害的托洛茨基份子，现在剩下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但这次争论的重大历史意义随著时间的推移，随著当今世界阶级斗争的深入开展，却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使任何一个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者都不能不予以严肃的关注，并从中获得应有的教益。
由于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当今无产阶级革命还只能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开始，即所谓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开始爆发，即指此。一般来说，无产阶级革命还不可能同时同步地在几个国家发生，特别是不可能在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这就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单独一国范围内夺取政权获得成功后，如何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的问题，同时也发生了如何使一国成功的革命发展为世界革命的问题，亦即如何正确处理一国成功的革命同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自然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而这正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已经提出来并应当加以解决的问题。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在一个落后的民族国家里夺得政权的成功典范。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对俄国革命的支援上面，特别希望于德国革命会很快到来。但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之后，各国革命运动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并未能跟上十月革命的步伐。相反，却相继遭到了阻折，特别是191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俄国无产阶级很快便陷入孤军作战的险恶境地，使俄国无产阶级对世界革命的支援大失所望，并直接影响到战斗意志和热情的加强。1918年尚在狱中的国际主义战士卢森堡就曾因为德国革命未能及时支援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深感不安和内疚，并认为俄国革命所以陷入孤立的困境，并由此必然要遇到种种困难，德国无产阶级应负有不可推卸的、未能及时支援的责任。正是由于俄国革命处在孤立的困境中，而更由于俄国又是一个落后贫穷、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优势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们在采取社会主义改革的步骤时不能走得太快太远；亦即是说，不能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优势的国家里马上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从战时军事共产主义退回到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向资本主义作出让步，容许私人贸易的存在，即恢复国内贸易，也恢复国际贸易，甚至容许外国资本在国内投资。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退守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新经济政策也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分化，新的资本主义势力大大发展了，如果苏维埃政权不加以控制而让其自由发展下去，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就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国家处于防御地位必然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既要对资本主义成份作出必要的让步，又要确保无产阶级国家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两难问题确实曾经使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们大伤脑筋；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派布尔什维克提出“发财吧”的口号，鼓励广大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走个人发财致富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则提出苏维埃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以丰富的工业产品来换取农产品，进行城乡的正常交换，确保工农联盟，并借此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增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资金。而当时的斯大林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工业化计划却认为要农民丢掉耕牛而去买留声机。而几年之后，斯大林却采取了超工业化和强迫农民集体化的政策，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
列宁在世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他特别痛恨官僚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腐蚀。他曾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三大任务”之一。而且，他还同托洛茨基商议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控制的组织局的官僚主义。但是，在革命浪潮日趋消退的形势底下，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的主动性日渐消失，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群众的革命主动性来对党和国家机关实行群众性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单纯的组织手段和措施，乃至于法律手段，已经不能阻止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化了。列宁为此甚至把苏维埃式的工人国家叫做“官僚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里，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即工人政府，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不是列宁领导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了，而实实在在是列宁所说的真正的“官僚政权”。组成这个“官僚政权”的人员是地道的官僚主义者，他们不是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选举所产生，而是按一般形式的程序所产生，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却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高踞于全社会之上；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使苏维埃政权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变成了如同私有制度下旧的国家机器一样，是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经历了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直至公然承袭了私有制度国家政权的官僚主义的种种程式和做法，这包括党和国家干部的培养、选用、委派、任免、奖惩和提升等等，使党和国家组织形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一套官僚等级制度。在这套官僚制度中，下级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而没有了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级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最终的决定则取决于总书记一个人。这就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官僚制度。庞大的官僚队伍，加上总书记控制的掌握有无限权力的特务警察组织和脱离人民的武装力量，这些就像吸血的水蛭一样牢牢地吸附在苏维埃国家的躯体上，成了苏联人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荷。
斯大林声称他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欺骗。他的政权只有苏维埃的名称，而无苏维埃之实。我们知道，列宁把苏维埃称做“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列宁还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民主，等于苏维埃。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都是指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只能是民主的政权，而不能是任何专制的政权。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建立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直接革命行动的主动性上面的。没有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苏维埃，就没有“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所以，无产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必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官僚专制的斗争，就是为了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原则。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巴黎公社的原则永存”的观点。巴黎公社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一、国家官吏的普遍和直接的选举原则；可以随时罢免的原则。二、国家官吏的工资待遇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最高工资的原则。三、实行普遍民兵制，以代替常备军的原则。这几条原则是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具体化，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过去私有制的国家根本区别的所在。贯彻执行这几条原则，就可以防止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僚蜕化变质。而这几条原则的贯彻，没有群众的革命主动性是根本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和巩固在一个民族国家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但这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即使对那个夺取政权胜利了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是列宁一贯坚持的思想。部份与整体是辩证的统一。没有部份就不能构成为整体；反之，没有整体，也不会有单独存在的部份。如果有单独存在的部份，这个部份就不会具有作为整体的性质，而是其他性质的东西了。列宁非常了解部份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便立即著手组织共产国际。这不仅仅是为了俄国革命获得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而且是为了更好更快地组织和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发展。在布哈林为共产国际起草的《纲领》，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都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
不幸的是在列宁死后，当权的斯大林集团却放弃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逐步地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共产国际变成为苏联一国的简单的外交工具，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变成斯大林集团谋求同国际资产阶级取得均势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列宁死后的苏联外交史和共产国际史，一篇篇一页页都充满了斯大林如何牺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可耻记录，使人读了不由得气愤万分。
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一国建设共产主义的大话，已经为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但在革命队伍中要彻底肃清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流毒，还需要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战士必须时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
今天，国际资产阶级为了对抗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而结成的反动的国际资本联盟，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牢固和有力。这在近年来在中东战争的问题上，在当前的波黑战争问题上，乃至于在对待苏联解体后的改革和所谓支援东欧各国改革的问题上，各国资产阶级的步调都是一致的。由此使我们更加明白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原则是多么重要，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强的国际组织，就不能同反动的国际的资本联盟相对抗，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就是一句空话。
1995年12月
（全文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