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皇制国家权力之下的日本革命运动，完全谈不上什么情报战略，总是在历史上要求革命运动领导人民时，被「特别高等警察」等一网打尽。在日本国家权力宣告投降的短时期内，有不少日共党员、革命人士得以进入司法、行政、立法的握有一定资源的职位。但这些人都被日共如实地按照政府法令登记报告，当美国占领军改变政策、扶持被打败的日本统治阶级时，这些在行政、司法部门的人便被一扫而尽。

在国家权力高压之下，革命运动内部弥漫著疑心重重的气氛，在「肃奸」中演出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

增山太助的《战后左翼人士群像》记载到：1932年日共在工会中强制推行「打倒天皇制」计划，为此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强制推行的工会积极份子。其中，在朝鲜人最受信赖的「全日本劳动工会协议会」的尹基协被日共中央委员会以一票之差断定为内奸而被射杀。当日共中央的绀野与次郎命令日共东京分部负责人村上多喜雄执行决定并交给村上手枪时，村上强烈抗议：「尹绝对不是内奸！」「党中央内有内奸！」结果，尹基协被混入日共的最大内奸松村（真名饭冢盈延）枪杀。半年以后，特高警察借此机会一举逮捕四千五百名工会协议会成员，把整个协议会摧毁。曾是日共政治局委员的白川晴一回忆此事时总是落泪不止：「村上与尹都是优秀的党员啊！」

更可悲的是，协议会干部松原（本名宫上则武）、平安名常孝连日共党员都不是，却因为不推行日共计划被定为「超级内奸」、被赶出协议会并遭到日共的审问。

1933年12月，日共中央委员逸风重雄（第三号负责人）、宫本显治（第四号）、候补中央委员裤田里见（第五号）审问中央委员大泉兼藏（第一号），小钿达夫（第二号），结果把无辜的小钿杀害，把真的内奸大泉放掉，后来宫本等又被警察抓进牢里。裤田被日共开除后，在《致昨日的同志宫本显治》（新潮社1978年出版）中，详细叙述宫本是用柔道功夫把小钿杀害的。

由绀野与宫本等人开始的杀害「内奸」传统在战后变成私刑式的党内审问。1951年2月，日共东大支部负责人户冢秀夫、不破哲三、高泽寅男被日共隔离审问两个月，遭受了残忍的暴行（安东仁兵卫著《日本共产党私史》）。

当然，日共史上最大的「内奸」事件是伊藤律冤罪事件。

伊藤于1953年被「日共中央委员会」以「内奸」罪名开除，但此「中央委员会」本身后来被宫本主持的六届全体协会判定为「德田分派北京机构」。后来日共的《五十年史》、《六十年史》、《六十五年史》都不提伊藤是「内奸」，而用「搅乱者」称呼。「搅乱者」与「内奸」当然有本质不同的政治意义。

日共之所以无法明确称伊藤是「内奸」，是因为伊藤在长达27年的北京监狱中始终没有认罪。当时日共北京机构的负责人裤田在牢中不断胁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认罪，就可以保住性命。」（《伊藤律回想录——北京幽禁二十七年》）。伊藤不但没有认罪，当1980年9月被中共政法负责人乔石接见宣布释放时，伊藤还以为「组织」决定派他回日本从事革命呢！

当时，几乎百分之百的党员相信「党中央」的决定，认为伊藤是内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这是日共党史上最大的冤罪，开始为伊藤恢复名誉而活动。与伊藤共同工作过的日本农民运动领袖（组织最有战斗性的常东农民运动、当过两次国会议员）山口武秀在伊藤的追悼文中愤慨地批判宫本以及日共组织的非人道性。「马车夫国会议员」木村荣（1947年四名日共国会议员之一）见到伊藤时不住地流泪，责骂宫本「不是人」。当野板参三因为在苏联出卖同志的证据被发现而被开除后，日共又诡称伊藤的命运是野板参三与周恩来决定的，日共中央委员会无法负责。

与宫本至今为止的顽固态度相比，曾经参与处分伊藤的藤井冠次（原NHK工会负责人）深为自己的罪过内疚不安，害得自己也脑充血、语意表达不清。

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尊重的革命运动内部，还谈得上什么「同志之爱」？

（赵京摘译自日本新时代社《桥梁》周刊2001年1月29日——2月19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