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成长、在中国从事活动的安斋库治（日共中央委员、候补干部会成员，67年被开除）晚年反省到：「日共在战前、战后总是在斗争的最困难关头把朝鲜同志们分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这样做，即使自身没有意识到，也反映了日共的民族排外主义与皇道思想。」（72页）

保县（因与日本人医生结婚而改成日本姓）在战争时毕业于东京大学，在46年1月的日共五大上是三名朝鲜人中央候补委员之一。他在京成电铁、京滨的东芝、读卖新闻斗争等运动中出尽风头，在49年时作为东北地方委员会议长指导占领平警察署以及东神奈川人民电车事件等极端战术。他在日共六中全会的会议上自我批判时同时也承认「因为自己是朝鲜人始终受到歧视，因而发展成那样的极端行动」，使整个会场肃静无声（74页）。我与他共事三年，尽管他比我辈份高，也因为不满他的权力欲而提意见批判过他。

后来读到他的遗稿集，其中提到他与典代恋爱时，同时恋慕典代的日本人警察调查保县的出身，在典代面前辱骂他：「朝鲜人也想靠近日本姑娘！」并殴打他。没想到他受到如此歧视。这使人想到美国白人革命家拒绝与黑人同志握手的情形，这在日本也长期存在。出身冲绳的德田球一又是一例。

德田在故乡名护市自80年代以来由市政府公报等追颂为「乡土英雄」、「国际政治家」，由社会党的户口市长到保守派的比嘉市长、今天的岸本市长带动，出资四百万日元（加上各界捐款共两千万日元），花三年时间建成德田纪念碑。自民党、公明党、社会党的市议员们都赞成此项提案，只有共产党的市议员没有表态，这是因为日共党本部的宫本对德田的偏见所致。

70年「冲绳回归运动」时的日共相关负责人牧濑恒二曾对增山讲过：「德田实际上不认为冲绳是大和（日本）。冲绳共产党不应从属于日本共产党。那样的话，冲绳人的自主性就丧失了」（250页）。牧濑还说：宫本坚持把（冲绳）人民党组织解散、把冲绳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日共的中央集权之下，高安重正（战后日共的冲绳政策负责人）可能是因为坚持德田的意见而被日共开除的（255页）。

在日本革命运动史和日共党史中，最「空白」（或者称为歪曲）的部份是在朝鲜战争时日共的军事斗争准备。

《日共五十年史》把朝鲜战争定义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称日共的武装斗争是「极左冒险」。《日共六十五年史》称为「德田派极左冒险主义」，《日共七十年史》又称为「德田野县分裂派别的武装斗争路线的破产」。总之，这不是以宫本为正统的日共的行为，而是在中国、苏联指使下德田等分裂主义者们的自杀行为。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在50年代，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第三共产国际）的绝对领袖，日共不可能违抗。实际上，宫本等在「恢复党籍」时承认「我们必须开始武装斗争的准备」（220页），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被安排到直接的这一类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早稻田大学的日共支部负责人由井誓在恢复党籍后，作为惩罚，被派到东京最艰难的奥多摩的小河内工作队，准备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山村政府。

50年秋天，九州地方委员会山本议长因为持有麻药而被逮捕，被新闻大肆报导为日共地下武装准备的证明。我们党员一直听信正统党史，以为那是日本政府的谎言，但后来知道那是事实。

按照本书的材料，在山村建立武装斗争据点是日共四次会议（51年2月）军事方针「志田构想」的一部份，由被麦克阿瑟肃清出日本社会的党员等两千五百多人组成五十五个中核自卫队与独立游击队（213页）。据小松丰吉证实，他看到「从日本偷渡到中国的青年组成『日本人民军』在沿海接受登陆作战训练」（215页）。与此相关的是在与中国往返中活跃的「人民舰队」组织者永山正昭以及为了「特殊财政」（抢劫资金）组成的「卡车部队」队长大村英之助。大村曾是日共的文化部长，颇有文才，是植村申午郎（经团连会长）亲戚。但他被任命为「卡车部队」队长，成为日共武装斗争失败的替罪羊，被日共在六次会议上以「贪污无耻」罪赶出日共并因此被投入监狱。我们长年以来都认为那家伙臭名昭著、罪有应得。而实际上，「特殊财政」的部份资金被志田重男贪污，在东京的神乐县高级餐厅挥霍浪费。此事被佐和庆太郎揭露后（235页），宫本只好开除了他的这个亲信。

谁也不知道因「贪污无耻」罪入狱的政治犯大村的命运。还有小松丰吉，姐牙仁郎等成为「废物」在新宿开小面馆为生的人，他们曾经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迫害他人，最后又被党开除，无法回归社会，他们的心灵会安宁吗？与那些被敬贡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之墓」、被合祀在「日本共产党常任活动家之墓」（东京都八王子市上川灵园）的幸运左翼人士相比，谁去悼念那成千上万的为日本革命事业奋斗牺牲、经历悲壮人生的「无名战士们」呢？

（赵京摘译自《桥梁》周刊2000年10月23日——12月4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