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在德国《新德国》报，作者安多尔是布达佩斯社会科学及公共行政大学的副教授，著有《匈牙利迈向欧盟之路：蓝色的过渡》〕

从匈牙利左派的组织结构来看，只能够从「匈牙利社会党」来开始谈。这并非由于匈社会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属于社会主义，也非由于它在党政治方面是唯一的一个左派组织，而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大集烩：首先，它是唯一一个在竞选基础和组织能力方面有著坚实组织的左派团体；其次，乃由于许多其他左派的组织、纲领和出版方面，皆与匈社会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左派大阿哥：社会党从共党脱胎出来

「匈牙利社会党」是在匈牙利老共党「匈社会工人党」在1989年10月最后一次大会上诞生。旧共党当时有超过70万党员，然而加入社会党的只有3万人。社会党成立后，脱离了旧日共产党世界的联系，改而在1996年投进「社会主义国际」的阵营。不过，虽然匈社会党一再强调与昔日决裂，但它继承了昔日共党的许多资产，而新党的大部份领袖和成员，都是新瓶旧酒，来自昔日的共党。

在1990年代，除了社会党外，其余左派组织皆无法跻身到匈牙利国会。不过，就在1990年那时，有4个左派组织仍是旗鼓相当，而事实上，正是这样而造成了右派上台，因为左派的票数由数个组织互相分薄了。

在1989年之前，旧共党拥有大部份报章。而就在1989年，许多全国报章和地方日报陆续的成为上市报章，由公司拥有，或由大财主收购。匈社会党的一些工会组织仍然出版本身的刊物，甚至发行新刊物，但俱不能取得全国重要性，只能在所属的特定地区具有重要性。

匈社会党在1998年之前仍然能够出版月刊，之后便无限期停刊。所以，到了1990年代末，市场上只有两份左派刊物流通。其中的一份是季刊Eszmelet，在1989年由产生自「另类左派协会」的小型团体的「新左派」代表所创办，在当时是双月刊。这支运动在1988年发轫时有300名成员，在1990年代初期的左派政治圈里，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在匈牙利，这是唯一一支宣扬用左翼另类批判的政治倾向，探讨在失败的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之外另找出路，并且主张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内实行工人所有制。

「另类左派协会」的领袖们是匈社会党内的激进联盟「左翼集团」的重要人物，而与党有关的刊物基金经常都向Eszmelet提供支持。

另一份重要的左翼刊物是Ezredveg，这是一份由「工人党」支持的文化及政治月刊。Ezredveg定期翻译世界当代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的著作，并且为匈牙利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诗提供园地。

在匈牙利，在国家及索罗斯基金会赞助下有各种各类的自由派杂志和保守派杂志；在一些有代表性的自由派杂志里，不时也刊载进步作家的文章。此外，有关环保问题的杂志也纷纷出场，但这类刊物的政治取向却不太明朗。随著索罗斯基金撤出而右派对政府机关的影响力增强的形势下，展望未来，进步报刊的地位将会更为弱势。

1956年革命的神话长存

自1990年铁幕垮台、匈牙利进行了首次大选的继后10年里，国家的政治景象无大变动。在国会方面，在共产党倒台后的3次大选，一直都是同样那6个党当选，期间，只有在1998年发生小变动：小党「基督教民主党」溃倒，由极右的「匈牙利公义和生命党」取代。而事实上，这个极右党也不是首次登场，因为该党领袖伊茨凡．佐尔卡是共党倒台后首届国会的执政党「匈牙利民主论坛」的副总统。至于在国会外的党派，死灰复燃的匈牙利共产党拥有最强力量，它自1990年代初迄今都是在野党派中最强大的一个党。

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范围里，图象也是大同小异，无大变更。在1989年时，新兴力量的政治论调和道德本钱是和达成一个制度性的变革和过渡相联系的，这个变革是把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党专政，迈向一个市场经济的民主多党制。这个共同目标在1989年一旦确定下来，继后的政治议程便是使匈牙利逐渐在市场民主政体下走向完善。对执政者的批评，就是他们未能恰当地完成这个制度性的变革。而执政者的回复，则是只有在或此或彼的情势下才能完成那样的变革——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再当选来实行。

在匈牙利过渡期的政治思想里，有关1956年「革命」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在1989年发生的变动，是由修正1956年革命来开始的，因为执政至1980年代末期的卡达尔就是在镇压1956年起义后才为政权获得上台的认受性。不久之后，各种左派俱明白到，在共产党下台之后，对1956年持负面态度的政治力量，是无法生存的。

在1990年代初期，右派政府企图把国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状态中推回到过去——而不是推向未来。政府的施政主要是企图令社会和文化怀旧复兴，以致令某些人把战时那个半法西斯独裁者霍尔蒂美化起来。

可是，甚至左派中人也同样的面朝过去，而非未来。例如，说匈牙利当代的「工人党」是怀旧的左派，乃不是夸大之词，因为这个党的主要讯息，就是匈牙利人在1950年代末年至1980年代末，即卡达尔治下的年代，活得远比今天更好。党最大型的集会（吸引全国数千人参加）就是7月初纪念卡达尔逝世的日子。

信奉市场民主政体

社会党人时常都希望和旧共产党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也拿党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用作为划清界线的工具。这个现代化的纲领认同市场民主政体及欧洲与大西洋一统化，从而使社会党与匈牙利其他政治菁英的总趋势没有分别，都是把欧洲视为乌托邦，作为过渡迈向的目标。政客和社会科学家凡是谈到什么是好或会更好，都会把好的称为欧洲的。可不过，他们所指的欧洲乌托邦，却是用欧盟在奉行新大公司制、社会——基督教民主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的欧洲为范本。匈牙利社会很少分析到冷战结束在西方世界引发的变化，以及实施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而对欧洲社群的社会政治模式的损害。

社会党在1998年大选落败之后，匈牙利展开了走「第三条路」，或走「匈牙利式贝理雅之路」的大辩论。尤为讽刺的是，倘若要走上这条路子，那么唯一合适的人选，倒是曾经在以伦敦为根据地的「欧洲重建及发展银行」出任副总裁长达9年的前匈牙利总理内梅特。在当下，在社会党里，现任党领袖科瓦奇与曾任前总理的内梅特和霍恩，及内梅特任内时期当部长的迈杰希，这4人正为逐鹿出任2002年大选中社会党总理候选人的位置而明争暗斗。这4个人都是老党时期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经济学家出身。社会党在1999年引入了比例代表制，以提拔年轻党员及女性党员有代表厕身党的领导机关，但这个措施大概帮不了什么忙，解决不了4人竞逐总理候选人位置的斗争。美国政治市场顾问专家向社会党提议，应该侧重关注妇女问题，以争取在2002年能组成中间左派大选联盟。只不过，在「四人帮」互相角逐而占尽传媒注意力的情势下，党的运动宣传攻势或许无补于事。

缺乏21世纪清晰视野

党由于看到过去的实用主义的短处，而且也想把注意力抽离开人事斗争，所以在1998-2000年期间推出了一连串政策文件，包括有《社会民主党宪章》，和党在今后15年的政纲。策划这些文件的是党内右翼代表人物、老社会学家维坦伊。随同这两份主要文件面世的，还有林林种种小号文件。然而，上述所有文件俱无法创出一个清晰的另类道路，而没有这一点，是无法吸引年轻一辈追随左派的价值观。而没有新一代的加入，社会党便无可想望在2002年取代右翼联盟，因为后者由「年青民主阵线」及「匈牙利公民党」组成的右派联线，得以在1995年以后，藉著社会派——自由派执政时期增加大学学费而发展起来，在青少年间取得支持。社会党为了争取年青一辈，已经开始在电脑互联网上组织宣传运动，可是，党就平等的学校制度问题总是欠缺一个清晰的视野。

在21世纪的政治里，除了对青少年的取态和展望，就是生态问题，需要一整套进步的左派纲领。在匈牙利，生态问题也是没有进展。

当匈牙利踏入过渡期伊始，环保主义之作为一个政治课题是落到右派手上，而这很大程度是由多瑙河水库的争论造成的。这项在1980年展开的工程是斯大林派好大喜功的象征，而在当时的争论之下，形成了这么的一幅图象，即左派主要都是技术官僚，妄顾天然生态环境。右派于是便能够争取到同情，获得了那些看到由商业本位出发而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的人民的投票。

来到1990年代，环保问题的唯一成就，就是没有在多瑙河上建设水库。至于生态的其他方面，却是持续地恶化，危机重重。

社会党推出的新宪章和新纲领的最基本的缺失，就是执笔者不敢放弃把过渡期的制度变革推至完善的念头。但在事实上，人民现在已经不同10年前，他们对于制度变革不再抱许多期望，而且也不完全抱欢迎的立场。而且，在这同一时间里，情况愈来愈显然的表现出来，左派的纲领和说词，实在是有需要重新思索，重新制定。

例如，社会党领袖科瓦奇声称，匈牙利的失业问题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匈牙利只有百分7的失业率，落在欧洲平均失业率的数字之后。这个数字无疑不错，但这只是数字把戏，因为非劳动人口的人数在1990年代初期有急激的增长，而匈牙利社会的雇佣比例仍是十分的低，在1990年代末期，比例仍是在54-55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即使官方的失业数字不高，但欠缺职位实在是一个迫切的题目。

社会边缘化日趋恶化

倘若我们正视匈牙利的吉卜赛人——罗曼人的凄凉处境，就会更为明白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匈牙利有50万罗曼人，他们大部份没有工作，而且国家提供的福利金的实际价值每时下降，所以景况十分悲惨。在1999年时，甚至欧盟也谈到，匈牙利发展中最大的负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罗曼人问题。只不过，欧盟的立场与匈国的自由派一样，仅把罗曼人问题视为少数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假设透过伦理观和政治代表性方面便可以把问题解决。而其实，除了要解决这两方面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罗曼人的贫困化，只是匈牙利从1990年代开始形成一个低下层的广大过程中一个并行的发展。至于这个过程，则是由「国基会」和「世界银行」提议的经济、福利改革政策所造成，而那些提议并且得到欧盟的积极支持。所以，欧盟在1999年把罗曼人问题作为匈牙利加入欧盟的障碍提出来，实在是欧盟的虚伪。

对于罗曼人和新生的低下阶层的问题，应该由匈牙利的左派来提供一个恰当的分析；他们并且应该就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提出一个蓝图，以令社会的内聚力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得到巩固。而要是对新资本主义的制度没有采取一个批判的立场，今天便不可能提出一个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蓝图。而采取批判的立场，就是提出注意力放在纠正刻下进行中的制度变革，而不是著眼在制度变革要完成什么。纵然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内，要使国际主义掺进平权主义的社会政策，不是容易做到。

（史丹摘译自《国际观点》2000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