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过1997-1998年的动荡（亚洲危机、巴西危机和俄国危机）之后，美国仍然维持经济增长（现在，人们广为知道，这个增长的周期，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维期最长久的），而且，在西欧，尽管经济增长有著局限，但看来也是得到了巩固。以至在东南亚，除了日本仍然不明朗之外，也是有著某种程度的经济复苏。

不过，这一连串同时发生的有利局面，并不如那些趾高气扬的「新经济」论者的提法那样，认为是「新经济」的胜利。正要相反，这种局面本身，对「长波期」的演进，并没有说明什么。也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譬如说，金融市场下挫，或许会对增长带来冲击，使增长放缓。

那些认同我们这个派别的经济学家，在长达10年里，对于如何界定目前这个经济局面的性质，抱有程度不同的犹豫态度。直至目前为止，他们一般所秉持的见解是：新自由派的政策，是不能够在中期里涌现一个具有勃勃生机的增长体制的基础。以下，本文提出一些修订这种分析的元素。

曼德尔的长波分析架构

由曼德尔所界定的资本主义史的分析架构，是建基在维期数十年、相继发生的动势之上。在这个「长波期」的动势里，上升期（扩张性的）与下降期交替发生。资本主义的第4次长波期，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在美国是更早一些发生），至1960年代末，经历了扩张的阶段。

从19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长波的下降期。曼德尔追随托洛茨基的见解，反对孔德拉季耶夫，坚决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并无那样的一种机制，是可使资本主义从一个衰退的浪潮自动走向扩张的浪潮。所以，为了了解一个簇新的上升期的走向，便有必要把「超经济的」因素（战后欧洲的社会关系的变易）考虑在内。

就最近的发展来说，审视世界经济是不是仍然处在长波的衰落阶段，还是它已经进入了一个簇新的上升期，这是饶有价值的。所谓「扩张性的长波期」或「长波的下降期」这一类表述，由于可以被诠释为认可了有一种持续发展的节奏，所以容易产生混乱。而尤其是，这种表述，有时是隐约地指称1945-75年这段时期，而这段时期的平均发展的纪录，又是大大地超乎了资本主义长期来的纪录，所以便更加产生混乱了。

由法国经济学家P.多克斯（P. Dockes）和B.罗斯尔（B. Rosier）所使用的「生产秩序」这个名词，无疑可以让我们能更清晰的界说以下这个分析性的课题：资本主义是否成功的做到了重新建构规章机制，使之能够保证一个稳定的中期，扩大生产，并且把利润率维系在一个满意的平均水平？

每一项生产秩序有赖于下列四种元素：

1、在分析资本积累的模式时，须注意到两个方面：企业和金融的结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2、是物质生产力的一种；

3、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用来确保劳动力向经济秩序屈服；

4、国际间的等级制度的一种。

我们继而将谈到那些看来足以表示出资本主义主要的结构性演变的特性的元素。先从物质生产力开始（但不表示我们认为这个元素是最重要的）：新科技和工作程序的编制。

新科技的作用

对新科技和它的冲击的分析，关乎到把3个层次区分开来：新产品（货品、物资和服务）、现有产品的演变，和生产及流通的程序的演进。

在1980年代期间和1990年代初期，新科技基本上是涉及到上述最后的一个层次；而在较少程度上，也关乎到第二个层次。能够迅速处理大量资讯的技术，容许了生产程序向市场缺口作更迅速和较少风险的调节，重新进行组织（即所谓「及时赶到」和「零存货」）。所以（而这是个极端的例子），美国微型电脑制造商岱尔（Dell），可以能够在它属下的部份工厂，把生产制造期编配为二小时，从而做到清除全部存货。

这由数种因素的联合而得到解释：使用互联网接订单来与供应商打交道；把供应商和工厂安置到近在咫呎、使工厂专门化；及毫无疑问的（虽然论述这个案例的文章没有谈到），是要求工作人员有高度弹性。此外，新科技也有利于把部份工序向外分发。

最后，电子贸易的可能性容许了供应商的转化（至少是其中一部份的供应商），及通过用提早放缓资讯的传送速度而把开支削减，把它们投进竞争。所以，在2000年3月，联合汽车厂、福特汽车厂和佳士那汽车厂便宣布，创立「B到B」（从业务到业务）站台互联网转换站；而在4月，雷诺和日产汽车厂也宣布加入这个转换站。据美国制造商估计的收益，将达到每部汽车的成本的1成。不过，雷诺车厂对于这一点，是较为谨慎的。

诸如此种工具，将使朝向「零存货」的走势进一步增加，并且使供应配合需求。至于普遍地把供应商投向竞争，则反过来或会和网络维持稳定联系发生觝触；所以，雷诺车厂便宣布，这方面的竞争将不会影响到第一线的供应商。而通用电器公司便表示，通过上网购买的价值21亿美元的供应，将会节省2.34亿美元。

一般的状况是，「实业企业界押下的股本，是使用新资讯科技来削减存货和相应的开支，缩短送发器材的延误，提早发展新产品的循环，减少发行成本。总的来说，客观目的就是要大幅改善工业活动的图利。」（见P.勒梅尔著的《寻求新经济》，载《法国笔记》2000年3月号第295期）

然而，即使在近年来，在「新经济」地区的开路先锋国之美国，虽然生产力的复苏是玲珑可见，但新经济对全球生产力的冲击，在当前仍然相对的有限，比起1972年之前所获得的生产力的收获的纪录，还是很低下。而且，事实上，在通讯科技的生产力方面的得著，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力有著相当的鸿沟。

新科技的生产力限制的分析

这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

■ 这或许是资本存货的转化与生产力的增长之间常有的脱节（电脑占资本存货的份额仍然有限；在美国，只占订单的2%）。还有，一些经济学者指称，科技的急激更新，使公司更频密地更新生产资本。也就是说，生产需要更多的资本。

■ 也或许是，新的生产方法引致直接生产开支之外的开支增长，例如路面运载商品的发展。此外，看来显然不过的是，新科技的效应，是按照不同部门或同一部门之内的运作的不同，而使阶段各有不同。所以，在电子商业中，新科技由于扩大了买者的资讯的可能性，从而能对购买的决定条件产生直接的冲击。可是，一旦选定了供应商，余下来的存货管理和送发之类的物资问题，是与通过书信往来的传统企业所要处理的问题，没有两样的。

那么，应用了商业新科技是否有间接的效应，使在作购买决定的时刻扩大了竞争的可能性，引致供应商的生产力有所收益——是否就是这样呢？最后，有需要把这项事实考虑在内：一些有时在事前未经充分研究而对新科技进行的投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 又或者，最后是，虽然当前一片欢欣快慰（那是遵循了冒著通货萎缩之险的论说），新科技的引进，是在市场销售的孔道仍然受到工资制约所窒息的环境下推行的。

再者，那些趾高气扬的，指「高科技」创造了职位的论说，看来并不怎么有根据。按J.加德依（J. Gradrey）的估计，在美国，与新科技有关的合资格职位，只占新增职位中的一小部份。从1986年至1996年，新增的职位，压倒性的多数都与电脑、数据技术或互联网的职位无关。

「高科技」经济活动的雇员的数字之所以有高增长率，是由于那些行业的雇员的数量，是较其他行业为低。从1986年到1996年，美国的饮食业增加了1.6百万个职位，医疗业新增了2.9百万个职位，而资讯科技新增的职位不足70万个。

而对未来的估计也有所说明：从1998年到2008年，在美国5类增设职位最多的行业，是分析员增57.7万个职位）和「普通经理」（增55.1万个职位），而货车司机（增49.3万个职位）、收银员（55.6万个职位）和零售员（56.3万个职位）也是有所增加。数据技术行政人员也将会增加77%，但这方面只有著6.7万个增补职位。

再者，在高科技部门的一些工作，是属于古典的生产性职位或商业职位，如流动电话之需要工人来生产，送发和推销人员（请参看下文有关阿马逊电脑传销公司的工作条件）。

近年来的一些新元素，是一些新科技产品转化成了「大众」的消费品，如微型电脑和流动电话。随同它们一起扩散的，是那些相关的产品（软件、服务）。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货品经由生产者和扩散者作废的速度愈来愈快，而这容许了把一再更新的市场扩大，但与此同时，原先的基本配件市场，却仍然未达到饱和。

重新编配工序

令人力分割化，是对工作流程进行重新编配时的避雷针。重新编配有两种互补性的方面。一面是关乎到生产单位：把单位的规模缩小，把单位间的关系通过网络来代理；另一面，是关乎对「人力资源」的管理。

工业为打破工人大规模集中而进行的雇员缩减所造成的结果，是公司的平均规模也趋向缩小。在初期，外发工序只限于外围性的经济活动。到了现在，分包合同不仅影响及某些「配件」（如汽车工件），而且还广及到一些生产的工序、管理和研究工作（雷诺车厂的研究发展中心，即所谓的「科技中心」，其中外发占了12%的劳工开支）。

药剂化工业的特点，是把研究工作外发。新设的汽车生产中心的特色，是在「建造商」、订单供应商和分包合同商的同一地点设立。

随同「生产分散化」的现象而来的，事实上是金融的更强度的集中。人们现在流行称颂的中小型企业，往往都是联合大企业所包揽的一员；所以，在1994年的法国，由联合大企业控纵下的，雇有200人至500人的中小型企业的营业额，占了70%，较1989年的44%为多。

还有，企业倾向于分成为各自自主的子公司。联合大企业的机构有时投入互相竞争，而它们间的关系是契约性的。企业被归结为「利润中心」。

人力分割化的形式，从而可以是形形种种，视乎企业所在地的该国的公共机关，是怎样的形式。

例如，在欧洲4个国家里做的一个调查，得出了这个结论：该些国家的汽车业的分包合同商，它们使用的弹性编配工作的方式，皆各有不同，分为超时工作、临时工作和短期工作的模式：西班牙，通用短期合约；而英国的制造商好用超时工作（在这个行业，保护工人免受开除的法律保障不太奏效）；在法国，喜用临时工作。至于德国，由于有较严格的劳工法例（在这个调查研究进行的时候），所以就出现了种种弹性工作的手法。

饶有意思的是，跨国集团的分包合同商集团所使用的弹性工作的形式，是不会依循原公司所在国沿用的形式方法，反而是根据实际制造地点的当地条件来选取方式。换言之，采用弹性工作是一个总的趋向，但具体的形式，则视乎各国的建制结构而定。

再者，在一些「新经济」行业，它们的生产力的得益，是得助于把工业中惯用的古典的管理方式，应用到新领域。例如阿马逊网上传销公司（网上书店）在德国巴特．赫尔斯菲德市的工场，工人在每7天里工作6天，每天从早上7时工作至午夜；而工人收集订单的时间，是有监工看视的。还有，那些书本不是按作者或范围而分类，而却是按被订书的次数来分类；也即是，最多人订购的书本是最容易取得。

利润率和金融市场的角色

踏入1980年代中以来，西欧主要国家的利润率（按工资和利润所分享的价值增生来计算），回复到高水平。在法国，不仅平伏了「石油震荡」带来的冲击，而且也平伏了由1968年5月和6月的大示威所带来的冲击（法国一份经济杂志《新经济》用这样的一个头条，来形容法国工人每周工资的实际价值：＜工人赚取相当于1958年时的工资＞）。

而早在那时之前的数年，已经回复到高利润率。但长时间以来，这并未有反映到投资去；其中一部份的可动用基金，用在给金融市场的增长巩固基础的方面去。在近期，在美国开始，继而是欧洲，开始恢复了投资，但各公司在全球间却能轻易的在财政上自足。我们面对著一个看来吊诡的局面：金融市场的肯定作用是可观的，而大公司却并非经常需要金融市场的资助。

在法国，公司的财政自足率，在过去数年间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而在美国的公司，它们在全球把资本吸纳到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投资的方式），比它们从金融市场拿取出来的要多。所以，金融市场的作用，看来是：用来为投资而集资的少，而更多是用来确保股票资本的流通，和首要的，更是用来训导股票持有人和工人的纪律。

不过，与新科技有关的公司（电讯、生物工程，及尤其是电子商业）则在很大程度上使用金融市场来为它们的发展获取基金，及把它们的竞争对手买下（用股票来偿付）。有数量重大的资本是按有发展希望而集结得来，而不是按具体的表现数据得来（一些入于「新经济」的公司，至现时为止，是一再的累叠了亏蚀）。

当前的形势还有另一种吊诡：一方面，公司所要满足的投资回报和盈利性的准则是不断的高扬（例如有名的15%纯利）；另一方面，一些危乎其危的计划也轻而易举的找得投资者，例如Boo.com（网上销售成衣）公司在2000年5月下滑之前，在2年里「烧」去了1.35亿美元。

在1999年和2000年春，美国的妠斯达克指数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在2000年8月，阿马逊上网传销书店的股票值，相较于1999年12月的历来最高纪录，下跌了72%。很难知道，这些现象是不是标志著市场方面是愈趋审慎，新经济是不是需要根据更为严格的原则标准来集资。

有一些人，他们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联成一气，来解释金融市场和股票持有人增进了的作用。这一类的分析是可争议的。就如法国经济学家F.罗尔敦（F. Lordon）所言：「毋须怀疑，美国的资本主义有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是一个以股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但这不等如它是经常的处在股票持有人的权力的左右之下。」罗尔敦就这一点还援引了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在1960年代，就美国公司和「科技结构」内的「经理」的权力而作的分析。

不过，不论上述有关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分析是多么的有争议，但亦不能否认，虽然美国发生的比欧洲早，美国也是曾经经历过决策机制崩溃，而致让股票持有人的权力更为直接（即「法人管理」）。而这种崩溃，现在似乎是普遍化了，它在法国发生了，而且更主要地在德国和日本发生；在后两国，更是有著公司与银行结联的挑战。股票持有人对工业资本的直接权力，是依仗于在资讯、控制和准则之产生的可及性而得到巩固。

大型核数公司和顾问公司在国际间广布办事处，但权力的重心基本上是以美国为根基。金融资讯方面的代理公司的情况也相同。上述这些器官，皆是制造行为准则的产生，以把「经理人员」的管理方式规范起来。还有另一点也同样值得指出来的，就是大公司趋向于把提交业绩的报告的规则齐一化，此举容许了股票持有人有更大的空间，以对他们持有股份利益的各个公司的演进，提出见解。

「新」资本主义的权力拥有者

有数点值得弄清楚，它们都是围绕著这个中心问题：在这个「新」资本主义里，权力在哪里？要展示所谓的持股人民主只是个神话，展示「小持股人的权力，在周年大会的象征式姿态之外，只不过是形同虚设，或只是从属于大型的中介者」（F.罗尔敦语），是毫无困难的。

同样不难展示的（虽然有些人幻想这会很困难），是工会的退休基金，或一些所谓的「伦理」基金，并不构成足以对抗制度逻辑的工具。以下是更准确的分析：

■ 作为公共机构的资本主义（这可以由雇员来管理）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所有权的那些个人）的接合点，部份来自于那些传统的、或新兴的资产阶级家族；另一部份，是那些由受到选择股票或其他参与资本的方式的恩泽，摇身「变为」资产阶级的受薪经理。

■ 在法国，有家族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之势：在1999年，家族拥有30%的50所最大公司，较1984年的11%激剧增加。而在同一段时期里，国家所占的比例下降了3分之2，从74%。剧降至25%；相形之下，一些家族集团却是得利于私营化而得到巩固。这会是法国才特有的现象吗？还是一个持久的趋势？

把罗尔敦在《外交世界》强调的「退休基金」的「支配地位」这项总结性的分析搁在一边不论，上述第一点看来是尤其重要的。米修．平松（Michel Pincon）和蒙尼卡．平松一查尔洛特（Monique Pincon-Charlot）在近期一篇辩论文章里写道：「有关于经理人和公共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及盎格鲁撒克逊的互助基金）的论说，一般倾向于把资产阶级及其家族之身为从新增财富抽款的实际受惠者这一点，像变戏法般打消了。所有这些，皆把那些与或此或彼的父姓有利益勾连的状况隐藏起来。这是为了造就一个抽象的图解法，旨在要我们相信，存在有一种无原则的〔资本〕扩散，和资本所有权无限度的扩散。」

工资关系的演进

国家公共机构的构造在这个领域里，仍然有著重要性。不过，刻下发展中的普遍意义，看来是清楚的：工作条件个别化（在美国，从1991年至1997年，全职工人采用弹性上班时间的比例，大约从15%升至30%）和工资关系个别化。工资关系个别化，是由下述状况得到表述：相对于「不规则」的工作合约，「传统」的工作合约日渐衰落，而且，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工作合约是由商业法取代劳工法而对工资关系作管制，而那些管制则令人联想到劳工法面世以前的时代。

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对所有生产领域里的受薪者的进攻。资本主义在战后的蓬勃期里，老板有权决定工作的节奏，也有权解雇工人；不过，就在这个框架内，工人的工时和月终发放的工资将是若干，会有相当的确定。而且，工人也能够从服务的年期里，得到一些优势（起码在某些有著集体力量关系的行业里是这样）。

所有这些方面的保证，现在是扫荡一空。〔资方的〕中心目标，是取得人力最大限度的可用性，同时又削减开支。除了少数的例外，取得员工的忠心已经成为次要。

值得指出的是，工资关系的这种演变，是与「科技革命」（用时髦的用语来说）只有十分间接的关系；而且，这种演变涉及所有行业。在运送工、建造工等方面，可以看到修正传统工作的极端例子。

《商业一周》的一篇社论，就美国维力生公司（Verizon）工人在2000年8月和9月进行的一次胜利的罢工（美国本地电话和流动电话最重要的接线生之一）事件，作出了如下清醒的总结：「所谓旧经济和新经济的区别，往往是个神话。在电讯行业内，工会化的〔传统电话的古老公司里的雇员〕装配工、技术员和推销员，是和他们非工会化的同业〔新式的公司〕做著相同的工作，有著相同的技术水平。最大的分别，是工会化的员工，享有更大的雇佣保障，有较佳的工作条件，而且，通常都享有更高的薪水。」文章的作者还补充说，美国经济近期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收益，将会在总裁和股票持有人之间瓜分；至于顾客和工人〔的得益〕，将更多地有赖于来自政治强制的政治关系，而较少会来自经济和技术的强制。」

在个别化之外，我们应该注意报酬不均的发展趋势，而这方面，只有在顾及到兼职工的发展，才会完全理解当中的状态。一般来说，过去的20年，是由大部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愈趋强化的不平等打上印记。不平等的状况，让资本的收入大有盈利。

国际分工和权力的等级制

权力的等级制可以十分提要的总括如下：

■ 美国的军事挂帅和经济权力，是与欧洲联盟旗鼓相当的。美国是不容置疑的「卷土重来」，而有关于美国没落的假设实在不大站得住脚。

即使美国的财政预算案能够回复为有盈余，美国现有的财政赤字，仍然是很可观。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是非常的低，而私人代理公司的负债率却是十分的高昂（占全部生产总值140%）。

美国经济之没有外在的箝制，无疑是它的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美元仍然独立于美国的贸易赤字之外，是货币的避难所。

■ 在军事层面，欧洲仍然处在从属地位。而在货币政策、竞争和外汇兑换的领域，由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委员会（在欧洲会议主席的支撑下）施行的欧洲共识，要比大西洋彼岸〔美国〕所实际施行的，是更为教条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欧洲联盟的经济增长既有限而且是名多于实，所以使贸易在账面上有盈余，但却无从阻止欧元贬值。

■ 至于日本国，她似乎正在从一种经济管制模式迈向另一种经济管制模式，或至少，它那种特有的资本主义受到很大的侵蚀。这可以从银行——工业的关系，资本的开放，及对外来产品相当程度的开放这方面显示出来。在宏观经济的紧要关口，局面仍然不明朗；不过，日本现有的盈余，使它能与欧洲联盟一道，在财政上支持美国的增长。

随著欧币的诞生，具有国际地位的货币不再超过三种：美元、日元和欧元（英镑无疑注定早晚要加入欧币的）。在过去18个月里的外汇兑换价的走势，显示了国际间在防止货币反复上落的动势上，合作协调不够。不过，这却不表示，假如局面真的有这个需要，7大工业国集团是不能够建立起更加巩固的协调的。

对国际间的景象的迅速审视，应该把国际机构也包括在内；美国在此间经常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就有关经济规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三组合，就它们的真正目的来说（而不是就推广人类整体的福祉来说），除却不可知的因素（西雅图、俄国危机）之外，它们远远没有被瘫痪下来，并且也远不是没有效率。在这一点上，这对7大工业国集团（加上俄国，便是8大工业国集团）同样适用。在军事的层面上，「北约」在经历「冷战」之后存活下来了，并且还赢得苏联过去在中欧和东欧的同盟者，加入成为「北约」的新成员。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帝国，在当下是由各个「平等」国家之间的协作替代了；在这些「平等」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美国）是可见地比其他国家（欧洲和日本）更加「平等」。

工人组织的倒退

工人阶级在数个国家内局部的挫败，或在全球的挫败；生产机器的重整；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政府的政策，及斯大林主义的倒台，这些皆对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具有严重的影响。在下文里，我们仅就这个景象的若干元素作出扫视：

■ 在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觉悟里，一些有重大意义的内容成份（显见的例如由集体而生的希望）衰而不振，但在统治者方面则是心安理得。就像平松和平松一查尔洛特就有关资产阶级所写的：「在今天，唯具有阶级本体，为本阶级效劳的这些性格，对一个实在的阶级能够被动员起来，最是重要。」

■ 工会运动内，虽然显示了一些反趋势（美国「劳联——产联」有较为战斗性的领导层、1995年12月运动，及在法国产生的「团结统一民主工会」（SUD）），但总体上，工运是在全球间削弱了，没有了方向。

例如，在西欧，主要工会联合会对国家、雇主和布鲁塞尔的公共机构的依赖相当大（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同时也在物质方面）。由此而造成的影响，是为工会的官僚制造了物质的基础。法国的「工联会」是其中的表表者。

■ 普罗大众与政治机器的日益分家。源出于斯大林派的共产党相当严重的衰落，而社会民主党派与民众层份间的联系却是趋于大幅增加（尤有甚者，是这类党派的领导层愈来愈多的技术官僚，很少有战斗背景）。由这种局面而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不投票主义。这种不投票主义是据入息而分。从乐观的观点来说，也可以解释成是某层份的人民的意识觉醒，因为他们看到，据各个党派当前的构造来说，选举将不会造成什么变化。另一种非政治化的形态，是和中层「精英」有关；他们部份地相信，选举所作的，只是技术性的选择而已。

在这种种演进里，不是没有著抗衡的趋向。除了在工会层面标示的现象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新经济」的某些行业里，雇员已经开始有所组织，而且是有所斗争；另外，也有著新起的反帝国主义的激进性，及在数个欧洲国家内（葡萄牙、英国、法国……），革命左派的力量有了增进。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上述的兴起，都是新时期的矛盾下的产物，而不是1970年代的怀旧回潮。

同化和压迫

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看来是采用了两种手法，而这又按不同国家而各有不同的程度。

第一种手法是同化的取向，即是通过把报酬或退休金联结到公司的利润的机制，把一小部份人力融入到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去；这当中使用的手法，包括有分股给雇员、设立雇员储蓄、退休基金，等等。而其中，一般只有经理级的人员才分得股票份额，或分红的多寡上下有别。运用这些手法的动机，可以是各有不同：训导一部份雇员的行为纪律（使他们接纳较低幅度的工资增幅、促进「效忠」公司，等等）；又或者，是用与金融市场联结起来的工具，逐步取代建立在集体保证上的制度。

在上述的手法模式内，存有一些意义重大的细节。一些细节暗藏著针对大部份人力的潜力，另一些则是指向更高层的管理级人员。另有一些，是试图把持有股票的雇员组织成一支特别的代表，又或是使工会具有某种特定的作用，等等。

新自由派每每强调假设会有的增长，以使那些现行收入是相当地依赖著公司的业绩，或那些未来的收入是相当地依赖著公司的业绩，或那些未来的收入是与退休基金的表现联系起来的人力，怀有积极工作的动机。

有一些理论家（如法国经济学家米修．阿列塔（Michel Aglietta）或英国的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或社会民主派中的某些派别，都主张持有股票的雇员应该参与到决策层，或雇员对退休基金有控制权（通过工会的代表来行使）。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矛盾；而且，社会民主派的论述，基本上是给自由派的计划以「左」派的认受性。

第二种是压迫性的手法。即是用无社会保障和边缘化来惩罚性对待；而这一方面，基本上是新自由派政策造成的后果。欧洲政府（包括那些所谓「左派」政府）采用了美国的模式，趋向于运用「警察和监狱来管理贫穷」的手法。在发达国家的贫民区里，除了警力充裕之外，国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都是不足够的。

再有甚者，是居民中有某些部份人，他们由于受到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和「不文明」所害，会不时要求动用「维持秩序的武力」。不过，在未来，要是社会紧张白热化，警察还可以派上其他的用场。

结论：资本主义建立了新生产秩序

上述综论的一切，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秩序，以让我们能够下结论说，一种新的生产秩序已经到位？

至少在本文作者看来，答案似乎是「是的」。从社会来说是退化的，而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说则是不无效率，某种特定的管制模式是装置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从「危机」中冒出头来了；或许，用曼德尔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从1970年代开始的衰退长波期中，冒出头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时期的变易，不是由新科技释放出来的——不管科技有多么大的冲击，但科技并没有自动模塑经济和明日社会的能力。

相反来说，就是由于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内的部份雇员，他们蒙受的局部挫败一再积累起来，从而容许了资产阶级不仅能「使工人为危机付出代价」，并且还能够为新规例建立基础。

在这个分析里，无疑应该融合其余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西欧统一的框架，在结构上是朝著施行新自由派计划的方向而作的部署；第二：苏联倒台。苏联久矣乎不构成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类出路，它的倒台不会惹人落泪，但尽管这样，它的倒台却相当地代表著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并且让资本主义能够自由自在，毋须要证明它在经济以至社会领域方面的合理性（还有，我们应该把中国的因素考虑在内。中国在官僚层的驱使下，已经展开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这个过程诚然还未完成，但却使中国成了国际投资首要的目的地）。

「新经济」的局限

创立「新经济」的基础之所在，是在过量臃肿的资本里，拿出一部份可供调用的份额，用在一些有更高利润率的投资里，这些投资尚且往往是相当冒险的。为免有任何含糊之处，我们应该强调，「危机」之终结，绝不表示重回到战后的蓬勃期。美国和西欧经济在当前的扩张，代表著卷土重来，但这个卷土重来的表现，是远不能和1948年——1970年的表现相提并论。

这种增长假如能够维持，从而最终令欧洲的失业率大幅削减（但这是没有保证的），亦不会使人力回复到同一化；而且刚好相反，欧洲倒是会追随美国的模式，维系人力的分割化，和维系著大比数的贫民。

我们并且应该把下列因素考虑在内：联系到建制的条件，资本主义的新规例内在含有的限制：

■ 市场机会的限制：由于发达国家的紧缩工资，及南方和东方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而造成；

■ 商品供应的利润取向之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不调和；

■ 很大程度上依赖著金融市场而布置的宏观经济的脆弱性。

上述因素，都能导致类似于1992-93年般的重大动荡和衰退。政治权力者和经济权力者都意识到发生这种事态的可能性。指「石油出口国组织」「不负责」的运动之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在再一次的扰攘不安里，「石油出口国组织」的国家，便将成为方便妥捷的代罪羔羊。

不论这种模式有著怎样的起伏，它薄弱的社会认受性（在许多「潦倒者」和「贫穷工人」——大部人力都有相当稳定的职位，但他们都备受著长期的压力，并且对自己及其子女的未来并不明朗——的眼中，这种模式的社会认受性是薄弱的），提供了一个支点，使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性得以重建，使任何改良主义的出路成为不堪一击的选择。

（本文作者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内的「经济工作组」的成员，是一名经济学家。）

（史丹译自《国际观点》200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