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至今还难信那么强大的苏联会在十年前突然解体。关于苏联的历史，除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教材，赫鲁晓夫的《苏联二十大秘密报告》，以及粗糙文学式批判（如《古拉格群岛》）外，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读到一本关于苏联政治实际运行以及其逻辑的报告。从这个广泛意义上讲，苏朵普拉托夫的《特殊任务》（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 <Special Tes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94, USA）是关于苏联国家体制的第一份英文公开史料。

苏朵普拉托夫终生在苏联谍报系统（其名称从「契卡」——肃反委员会，到KGB——国家安全部）服务，在四十、五十年代主管「特殊任务」局，指挥了抗德间谍战、暗杀托洛茨基、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等至关苏联国家安全的行动，最后又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尽管他作为乌克兰人为苏联卖命了一辈子，但因为他是贝利亚的手下，随贝利亚的垮台而失去自由，直到苏联解体才最终得到「平反」。

非常遗憾的是，尽管苏朵普拉托夫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在俄罗斯媒介露面，接受采访，发表文章，这本长达527页的回忆录却是他的儿子与两个美国记者根据他的口述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出版的。这严重地损害了本书可能具有的更高史料价值，需要读者的判断力。

此书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是内容来源——一个中级苏联官僚的个人回忆录。关于国家级别的事件，他的情报有限；关于谍报系统具体运行，他的立场不一定客观（如赞扬贝利亚、贬责赫鲁晓夫）。

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精神：即一个苏联统治集团的一份子如何在斯大林体制下按照苏联的统治逻辑执行「特殊任务」的。这就不存在写作语言与个人主观性的缺陷，而且比那些受当时政治条件限制的国家级首脑（赫鲁晓夫、朱可夫、戈尔巴乔夫等）的回忆录、著作更有价值。

从本书的精神，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一些历史事件。例如；苏联官僚体制很实际地知道托洛茨基、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资本家、法西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问题在于斗争中的领导权不容被斯大林份子以外的任何人控制。直接刺杀托洛茨基的Ramon Mercader（拉蒙麦卡德）（宣称）从西班牙内战的战斗经历痛恨托洛茨基派争夺领导权，刺杀托洛茨基后被捕期间丝毫没有泄露他受雇于苏联的身份。如何对待左翼反对派是一个关于苏联性质、苏联命运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大问题。许多非托洛茨基派的进步人士都很遗憾托洛茨基未能反省其本人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极端性助长了以后的斯大林体制的形成。＊

苏联官僚体制对于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交易也很明确、实际。在经历了侵略与包围的生存权危机之后，终于有一个西方列强承认苏联也有权利加入列强、共同分赃，「何乐而不为」？如果希特勒掌握了苏联的正确情报，明白不可能在冬季之前彻底征服苏联，而不向苏联进攻的话，斯大林可能渔利更多。既然苏联不得不采取与西方列强相同的逻辑，瓜分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以至雅尔塔分赃、操纵东欧各国政权，到最后在阿富汗的失败，都出于同理。苏朵普拉托夫作为苏联官僚的忠诚一员，虽然也吃到体制的苦头，但从来没有减退对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等首脑的崇敬：他们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弱国变成世界强权；相反，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是败家子，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泽，把东德送给西方不但分文未得，最终还埋葬了苏联。

苏朵普拉托夫因为其妻子是犹太人，对困扰苏联社会的「犹太人问题」也流露出不少遗憾。

犹太人由于反对沙皇的政治传统、较高学历的职业背景等，在苏联建国初期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个典型）。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犹太人也把美国与苏联连接起来。战争结束后，许多犹太人团体在世界各地，包括在阿根廷等寻求建立一块「自己的土地」。在赶走鞑靼人后的克里米亚半岛上建立一个「苏联犹太共和国」，以吸引犹太人控制的资金（不要忘记，斯大林、贝利亚等人任何时刻都想获得外资以建设苏联），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抗衡，成为一个诱人的设想。但在美英扶持下建国的以色列（美国甚至停止发放签证让犹太人入境）取得的军事胜利打消了犹太人在苏联「建国」的希望。同时，苏联的上层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犹太人医生谋杀斯大林案」等政治清洗，一直到最终把犹太人完全推向西方。犹太人对于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贡献非凡。

（我在美国接触的一些从苏联移民来的犹太人，无一不痛恨苏联。）

出于击败德国的最高目的，犹太人竭力推动原子弹计划。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费米（第一个成功实现核连锁反应）、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主持人）等犹太人的参与，原子弹的制造会推迟许多年。

在那些第一代原子科学家中，包括丹麦的玻尔、德国的海森堡、苏联的卡皮查等，都普遍持有用原子科学造福全体人类（而非某一国家）的理想，倡导由全人类共享「核机密」。苏朵普拉托夫正确地把他们称为「人类政治家」，苏联也正是利用了这个良知加速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奥本海默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通过妻子、友人透露给苏联，直到最终被调离。玻尔除了写信给罗斯福、面见邱吉尔要求与苏联「核交流」外，当苏联派人当面谋求指导时，他颤抖起来，却最终同意回答了二十二个问题，加速了苏联原子弹的研制。苏朵普拉托夫幸庆到：如果没有这些不接受报酬的「情报员」的帮助，没有核武器的苏联怎么可能支撑几十年的冷战对峙？

当苏联刚解体时，不少乐观人士都期待另一个超级强权会缩减军备、顺应和平潮流。但十年来的「后冷战」却证明「两个魔鬼比一个魔鬼安全」，玻尔等人当初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明智之举。实际上，核武器从来不可能由科学家的良知来支配，以后的掌握核技术的科学家们，为了个人出头，多卖身投靠国家政权。

我不由得回忆起，自己一九八○年刚进入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时，颇为自豪。因为核物理技术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唯一能够与美苏抗衡的王牌。但一个叫张静波的北京同学要求调换专业，声称他「不愿杀人」。中国的教育系统哪能允许他「自由选择」？他为了信念毅然辞走，第二年再考上一个「和平」专业。我至今还没有抹消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逻辑：我们正是因为过去没有洋枪洋炮，才丧权辱国的。

苏朵普拉托夫的这本书也透露了官僚阶层对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前途丧失信心，虽然他本人随贝利亚垮台而遭逮捕，他为之卖命的这个体制在后期冷战中的经济竞争、「人权外交」中的失败已经注定。现在看来，这个体制居然能维持到一九九一年，多半还归功于其对手的霸权行为鼓励。

二○○一年四月八日

＊编者按：我们对这句评语有不同的看法，依照我们对有关历史事实的了解，斯大林官僚体制的形成，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主张、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言行，既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是完全相对立的。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篡夺了布党和国家的实权，把布党改变为官僚层的统治工具，使苏联成为官僚堕落的国家，这些都不是由最先而且不可调和地反对斯大林官僚体制的托洛茨基所助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