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十二周年快将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民生斗争的历程，揭露并谴责统治者对民主人权斗士残酷迫害的罪行。

中国政府为要加入世贸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多方面的压力下，于1997年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成为缔约国；经过3年多的拖延之后，今年2月底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加以批准（却保留对其中第8条的不同意）；而对于1998年签署了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则仍然没有加以批准。中国政府企图通过对公约的形式上签署，敷衍应付了各国朝野催促它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压力；但在实际上，近一年来的许多事实都表明，它依然在迫害进步人士和异议者，人权状况继续在倒退。

中共不断迫害人民

近年来，人民被莫须有的「颠覆国家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拘禁，其重要的事例有：

一、加紧剥夺出版自由，拘捕新闻及网站工作者。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统计，单是在去年，中国囚禁了多达22名记者，是世界各国拘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国一个网站「天网寻人」主持人黄琦，因去年「六四」前登载民运消息而被拘控，在狱中受尽折磨，今年2月被正式起诉；北京大学毕业的电脑工程师杨子立设立一个网站刊出自由主义的文章，便被国安部拘捕；

二、加强镇压法轮功和中功等组织，践踏结社和宗教自由。一年来法轮功学员常在天安门广场等地练功或示威，不畏惧被镇压，而当局一发现他们便立即拘捕，视他们为主要的刑事罪犯，许多人被判几年徒刑；

三、继续剥夺组党自由，囚禁中国民主党30多名成员；其创办人之一吴义龙妻子单称峰，因联同28名人士致书奥委会，要求该会促使北京释放王有才、吴义龙等人，便在去年底被拘留，今年2月被公安判以劳教两年；去年7月7日，民主党人陈忠和及萧诗昌被武汉市法院以「颠覆罪」判刑7年及5年半；

四、继续剥夺言论自由，拘禁民主人士：八九学运期间学生对话团团长江棋生，因撰文要求平反六四，再次被捕判刑4年；河南一位律师沈宏祺（音译）向报社寄出两篇支持民主的文章，便遭判刑3年半；河北著名自由撰稿人綦彦臣向香港《开放》杂志投稿，主张政治改革，也被判刑4年；

五、收紧思想学术研究自由，拘捕从事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和知识份子。最近揭露出来的香港及海外学者徐泽荣、覃光广、高瞻、李少民、吴建民等先后被国安部拘捕，轰动了国际，经过多月仍没有释放或公开审判。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从去年7月至今，已有24名学者或知识份子被国安部拘捕。在北京，刚从大学毕业的靳海科、徐伟、张洪海三人成立「新青年学会」的学术组织，进行学习研究，探讨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最近被国安部逮捕。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其中一少部份。由于中国当局的秘密逮捕、任意关押、无公开审判、封锁新闻，我们只能从「漏网」的海外记者及传媒报道中获悉部份事实。但即使是这些不完全的案例，也已足以证明，近年来的中国人权状况并无改善，并不因为中国政府已签署了两个国际公约而收歛起它对人民的迫害、镇压，反之，在许多方面更是收紧控制、加强压迫的。

加强镇压是统治危机的反映

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显示它的强大有自信、统治稳定，而恰恰是反映它的外强中虚、缺乏信心、惧怕自己的政权会得到可悲的结局，像10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和不久前南斯拉夫总统选举中人民赶走了死硬独裁者米洛舍维奇那样，因此要急求稳定政权的对策，从而要加强对政治、思想、传媒和人民的控制。

关于这些对本身统治危机的恐惧感、缺乏安全信心，也可从下述两方面的问题得到反映和佐证。

其一是治安形势的更趋严峻，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布署新一轮的「严打」。据今年4月5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比1999年增长了5成。今年，中共中央作出的严打与整治的决定，「目标就是使中国当前『严峻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指出：中央布署这次严打，「是基于对整个社会治安形势的准确判断而及时作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专家指出：「中国正面临1983年第一个犯罪高峰以来的第四个犯罪高峰。」

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刑事案件的剧增，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局两年来打压法轮功（和中功）而激起的学员前仆后继的抗争。而这又可从萧扬向今年3月人大会议作的报告得到证明。他的报告的字数虽比去年减少，但却费了比去年多两倍的篇幅去攻击法轮功，认定它「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干扰。」并且把法轮功份子列为刑事犯罪中的一个主要类别。检察院系统也「以打击法轮功、维持社会稳定和打击经济犯罪为重点」。这些都可反映出法轮功学员反抗的激烈，正是中共惧怕法轮功等势力壮大威胁其统治而加以镇压所造成的恶果。

政策错误造成失业和贫困大增

其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导致工人下岗失业人数剧增，社会矛盾加剧，从而激发工人抗争、社会不安。

据经贸委主任李荣融今年3月人大会议期间在记者会上透露：过去3年国企改革导致了2100万名工人下岗，至今仍有7百万人未找到工作。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表示：未来5年，中国新增就业人口料达5200万人，除了能提供职位之外，将有1千多万人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将从去年的3.1%上升到5%；农村还将有4千万人转移到乡镇企业或城镇工作。

但这些官方数字并未反映出全部真实情况。今年1月18日《南方周末．新经济》刊出其驻京记者马克的《2000：分水岭边的中国经济》一文指出：「城镇登记失业率几年来一直停留在3.1%这个数字上，但是如果加上下岗职工，失业率就数倍于此。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估算，1997年的真实失业率是9.36%。2000年，登记失业人数基本未变，但下岗职工增加了400万，因此真实失业应在10%以上。这个数字远远高于美国的3.9%、日本的4.7%、与高失业率欧盟国家相差无几……。但欧盟是福利社会，拥有高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失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据估计，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有三亿之众。」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的蔡水珍、罗贤让、罗木水和总工会的金宏所合写的《我国现阶段职工队伍基本状况研究》也指出：

「下岗问题突出。下岗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成为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必须面对的直接影响其劳动经济权益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下岗职工的家庭收入状况看，下岗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79.2%，其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占36.7%。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人生活已经陷入绝对贫困化。

而在解困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救济面太窄，很多贫困职工得不到救济。二是救济金额太少，对一些赤贫家庭来说，救济金如杯水车薪。三是有些工作只能缓解一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职工脱贫不起多大作用。……

由于下岗职工的大量存在，因此出现了城市贫困阶层。据国家统计局对有关贫困户的统计结果，目前户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贫困家庭占53.9%，离退休人员占16.7%，在集体单位工作的占16.5%，三项合计为86.9%。即因体制转换因素造成的贫困职工已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主体。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他们中有人甚至连最基本的救济金也领不到，下岗期间的生活贫困程度可想而知。」（引自《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9月号）

工人走上抗争之路

在非常大量的工人濒临著下岗失业的打击，尤其是本人和家庭跌入了赤贫化的苦境时，他们比对过去的生活较安定日子，自然会对现状极为不满，产生争取合理的工作或下岗条件、应有的工作权、生存权的斗争，从而爆发出比以前更多的劳工争议、纠纷、罢工、上街示威、静坐等行动。

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官方新闻封锁等原因，这些工人斗争行动，绝少能够在内地报刊上让人民看到。尽管如此，我们几乎全可从「漏网」出来的海外传媒报道中得知不少这类消息。以下就是近半年来所看到的部份事例：

2000年11月27日，深圳市宝安区日资的友利电器厂12000名员工大罢工，抗议资方迫使工人长期工作每日12小时，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到2元人民币，每月只有一天休息。在罢工前，工人曾要求建立工会、增加工资、改善工人膳食和住宿条件等，但被厂方拒绝；大罢工后得到部份接受，工人才复工。在此之前几个月，该厂也曾发生局部罢工。

同月28日，安徽滁州市国营纺织厂因被私企收购，欠薪及裁员迫使千多名工人在京沪铁路上卧轨抗议，火车中断8小时，工人后被公安拖离路轨。

同月底，江苏省盐城阜宁丝绸厂原有2千工人，因有逾半工人被令下岗，多数工人被欠工资半年以上，多次追讨无效，该厂300工人联署信要求成立独立工会以争取权益，其中一名领袖曹茂兵遭当局逮捕，且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迫服药，他进行绝食抗议，引起「中国劳工观察」这个组织代表丝绸厂工人向北京发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马上停止非法迫害及释放他，使工人行使组织工会权利。

12月21日，兴资矿务局属下3个实施关闭破产的煤矿之一的唐洞煤矿，因关闭遣散条件未获解决，聚集的数千名矿工及其家属发生骚动，围殴该矿多名重要负责人及矿区工会主席，且把局党委书记作为人质，折磨了他8小时，增援的公安警车被推翻和砸碎玻璃，200多名武警被迫停在1公里外。

2000年全国的劳工纠纷，据中国劳动部统计有12万宗，是8年前的14倍。（去年12月18日《东方日报》报道）

2001年2月2日，工运人士李旺阳在湖南邵阳市大祥医院开始绝食，要求中国政府医治他被长期监禁造成的心肺疾病等。

3月6日，上海市正泰橡胶公司千多名工人因不满公司强迫中年工人下岗，走上街头示威。

3月26日，贵州省贵阳市冶金厂1500名被迫下岗而退休的工人，因厂方拖欠一年的工资和退休金，将市内公路堵塞。同日，河南省新野县500名化肥厂职工，在县委门前示威，抗议工资被克扣近一年。

4月23日，数十名来自吉林省和辽宁省的下岗工人，不满当地官员的腐败和官商勾结，令他们的应得土地赔偿大减，集体到北京中纪委门外递交请愿信并静坐示威，要求中纪委派人去调查处理。

3月13日早上，5千名甘肃兰州市出租车司机，因不满当局的不合理高收费，将省政府包围示威，7千名司机已于日前开始罢驶。当局出动300名公安和武警驱赶殴打示威者，至少有20名被打伤，10人被捕。

政协代表王德明（音译）表示，全国市级以上的工人、农民示威次数，每年正以37%的速度上升。（3月14日《苹果日报》）

农村人民多方反抗

在农村，由于农民被压在头上的税、费、摊派、集资等负担非常重，而农产品价格又连年大跌，农民收入不敷支出，造成了今天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的信的总结评语）。无数农民以弃耕抛荒来抗议，以离乡到城镇工作来谋生，或以不断上访请愿要上级领导减轻税费重负，有些地方的农民多次集体开动拖拉机到县城堵塞交通（例如安徽怀远县淝河乡的村民集体开到合肥市）；更有许多乡村拒绝缴交税费，进行激烈的抗争，这种抗争消息时有所闻。举最近的事例来看：今年4月15日，江西省余江县云塘村千多名村民因税费负担过重，几年来都拒绝交税，与开入村的近百名公安及武警对抗，警方开枪打死2村民，伤18人；在这之前一天，当局以组织黑社会集团罪名拘捕了该村干部苏国胜，次日晨再冲入拘捕村民，因而激起全村居民抵抗。

关于党政干部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欺压人民、而时常激起民愤、进行斗争的事例，可从以下的最新一则来证明：4月24日，广东湛江市上千名市民冲击该市一法院，因该法院要对一名被公安汽车撞成残废的老妇及其与公安理论而被公安打成残废的儿子进行审讯，实行「恶人先告状」，反控他们以「妨碍公务」刑事罪。法院最后被迫中止审讯。

中共自食恶果

从以上很不完全的工人农民群众抗争事例可知，由于中共的各种政策措施错误、官僚主义及其特权横行、贪污腐化等等，造成社会分化扩大、贫富悬殊严重，广大工人、农民及城乡民众生活日益困苦，民间怨愤日益深重，不得不起而抗争。统治者与被统治人民之间这个主要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当局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和人民抗争日益加剧，治理及控制能力日益薄弱，发展下去，最后将大有可能重蹈苏联东欧变天和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覆辙。

不久前，《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得以出版，在全世界公开发行，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发展，它揭露出当年镇压学运、六四屠杀的具体内幕真相，指证出应对当年罪行特别负责的中共高层人物，使他们更加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这本书也为将来平反六四起著促进的作用。

2001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