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中纽约、华盛顿有数千人死亡。美国领导人，接著是加拿大领导人，当即动员「国民」准备同「敌人」作战。他们怀著神秘而又恐惧的心理把「敌人」说成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使用「我们」（注）和「他们」这种13世纪殖民时代的说法来进行动员，是依靠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来支持的。总理克雷蒂安告诉我们说：「西方世界要进行反击！」。

同时，新闻界的权威人士欣然同意《地球与邮递》的专栏作家玛加丽特．温蒂的观点，认为：世界要就是由我们用「共同的文明」来构造，要就是属于他们「嗜杀成性者的世界」。她说：「我们的世界」是「宽恕与和平的社会」。他们的社会「提倡大屠杀」。我们崇尚「礼仪和法治」。他们相信「流血报复和圣战」。他们反对我们的战争是「邪恶，一定要制止」。我们对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和必要的」。

假若有人问及何以不论是谁都参与了这次血腥的袭击呢？另一位《地球与邮递》的专栏作家玛尔考斯．格告诉我们：「这样想是天真的」。他争辩说：「『西方人』要找到9.11事件背后的理性解析，这是极大的浪费时间」。耻于对不愉快的历史的无知，他所描绘的「敌人」是头脑简单的邪恶势力，没有理性，没有思想，他把这次恐怖事件说是由那个「不受限制的暴力布置」发动的。

制造这些虚假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别祇是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为了易于在9.11事件现场以外遥远的地方对没有防御能力的人民发动一场战争。美国某一位官员说：「我们能够接受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使许多人丧失生命，这当中就是哀悼在美国丧失的数千人的生命。真的，不对「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没有爱国心」，是「难以想像的」，或者甚至是「不文明的」。

《纽约每日新闻》专栏作家安．柯尔特说：「这里没有时间去细心探究某个人直接卷入这次特别可怕的袭击事件，……我们将侵犯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领袖，和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一个给加拿大广播公司打电话的人表示：「杀死那些对9.11事件负责的人是必要的，消灭犯罪者的『基地』，以保证一劳永逸地把这类人消灭掉也是必要的」。

我们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与「敌人」同根，甚至同「敌人」还有所牵连的人，这次袭击事件使我们肉体和精神的安全，立刻和经常遭到了难以忍受的冲击。我们这些来自南亚和中东的人（8大强国的领导人正把杀气腾腾的目光转向到那些地区），特别是如果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者看似伊斯兰教徒，都会被认为是「暗藏的敌人」。我们中的一些人曾经为「多元文化主义」动听的猫叫声所诱惑，相信加拿大和美国就是我们的「家」。现在我们这个「家」受到恐怖袭击，我们就被看作是如平常所说的外来人或外国人。

在加拿大，在伊斯兰学校上学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家中，避免受到袭击，加、美两国的伊斯兰和巴基斯坦组织都接到恐吓信件和恐吓电话。伊斯兰寺院和非基督教的礼拜堂都遭到破坏。在芝加哥，300个游行者手持美国国旗，高呼「美国！美国！！」，袭击了清真寺。在汉密尔顿，安大略，一座印度教的庙宇被焚毁。在多伦多商业区，一个伊斯兰妇女候车回家，一位妇女走过来对她喊道：「假如我有枪，我现在就把你打死。」在纽约市，一位载头巾的锡克教徒被三个人追赶，为了自由和安全，他扯下头巾塞进公文包才没有被认出来。在纽约长岛，一个75岁的老人坐汽车追捕从巴基斯坦来的一位青年妇女，在此之前十分钟，对她的请求人们还帮助过她。就在这个时候，在美加两国，到处都对我们高喊：「滚回你们老家去！」「不让他们来！」。在「我们」和「他们」，在地球的「北方」和「南方」，在「富有」与「一无所有」之间的边界上，要有更多的安全，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在9.11事件的后果中，我们看到了对难民地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山姆叔叔文明的种族主义思想，仙女般的好人要对嗜血的、未开化的、对礼仪和人的生命毫不关心的「他们」进行一场正义战争。这不是巧合。要在「他们」中，包括居住在美加两国的人，找到对世界人民的不安全遭遇负有全部责任的「敌人」，这是合理的。但，这个不安全的根由并非来自「杀戮欲」或者「预谋的暴力」，而是来自对越来越贫困，环境破坏的不断扩大，居无定处和残酷迫害的现实所作的罕有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和摄影机。

一位住在纽约市的杰出知识份子，被驱逐的巴基斯坦人爱德华．沙依德说得好：「伊斯兰」和「美国」都不足以当作一面旗帜来盲目崇拜。某些人会这样做。但对于未来几代人来说，应当批判而不祇是谴责他们进行的长期战争和带来的痛苦。应当研究不公平的、反抗的、互相依存的历史，应当争取老百姓的解放和摆脱偏见，「别人的恶行」不足以作为任何公正的政策的基础。探究恐怖的根源当然不是立即就能说得清楚的，这需要容忍和教育。这比继续扩大暴力和痛苦的投资更有价值」。

（蔚然摘译自加拿大《新社会主义者》2001年10月号）

（注）「我们」英文为us。U.S.也是Uncle Samira的缩写，Uncle Samira就是山姆叔叔，即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