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军事围攻，使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有更多人受到经济围攻的打击。至今近10个月来，有600以上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至少有51%是被暗杀的，与此同时，约有13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上（每人每月生活费仅2美元或更少），约有半数人口失业，每一个巴勒斯坦人为全面内外封锁付出代价，而被占领区早已被分割成好几百个「飞地」了。

经济围攻并非是最近全面封锁的发明，早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即在以色列占领26年间已经埋下根子，奥斯陆协议为大规模经济战的必需的基础设施画上最后一笔。

经济战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经济战尚未普遍地被认为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这是由于西方国家「权利」自由观念的不平衡造成的。西方国家的偏见是公民权、政治权远胜于经济、社会、文化权。以色列采取的奴役和暗杀政策已被普遍认为是对国际法和人权标准的破坏，另方面，教育、卫生经费的减少，失业和贫困人数的增加，却不被认为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其结果，以色列的经济战政策很少受到国际的谴责。

过去34年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区所实施的限制、调整和破坏的经济政策，意味著既无独立的巴勒斯坦经济，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即使明天停火可以落实，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但只要巴勒斯坦经济结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就没有什么和平可言。

协议签订前，以色列为占领奠定基础

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在以色列占领的26年间，被占领区内的经济调整都是为了以色列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的。1985年，以国防部长拉宾便说过：「在占领区内不准发展『民族经济』，不准扩大工农业，来同以国竞争。」

事实也就是如此。甚至以色列经济政策迫使巴勒斯坦劳动力为以色列经济服务。1987年，加沙地带全部劳动力中的47%，都在以色列工作，依靠以国发的工资而生存。

巴勒斯坦经济遭受长期贸易赤字和无数贸易限制，其进出口业务绝大部份与以色列贸易有关，因此完全依赖以色列的经济，这不仅表现在就业方面，也表现在生产、贸易和消费方面。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内的经济逐渐成为以色列产品的市场，供给廉价劳动力的源泉。这样，以色列便完全控制了被占领区生产资源及其经济增长的潜力。

以色列利用奥斯陆协议签订前的几十年里，没收了巴勒斯坦的资源与土地，并使犹太人定居在被占领区内，使约旦西岸和加沙地带永远无法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1987年，西岸的52%土地和加沙地带30%土地都被没收来作军事用途或用作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和各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共花去15亿美元把犹太人定居在被占领区，定居在加沙地带的犹太人为2500人，仅占加沙总人口的0.4%，但平均每人耗水量19倍于巴勒斯坦人平均量，犹太定居者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为2.6英亩，而巴勒斯坦人仅为0.06英亩。

1967-1987年在以色列统治的20年中，被占领区居民支付给以色列的「占领税」高达8亿美元，2倍半于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投资。仅1987年，以色列花在巴勒斯坦人的服务设施和发展设施上仅2亿4千万美元，而税收则达3亿9千3百万美元。

当奥斯陆协议签订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之间经济不平衡更加尖锐化了。1993年，以色列平均每人收入为13.880美元，而西岸仅2500美元，加沙仅2400美元。失业人口同样是不平衡的，以色列为7.5%，而加沙为45%。

奥斯陆协议加速加深经济衰退

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夕，以色列采取内外封锁政策。外封镇为了切断被占领区与埃及、约旦、以色列以及外部世界的联系；内封锁则使被占领区分割成许多飞地，互不联系。内外封锁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巴勒斯坦人失业人口增加了，1990-1993平均每年失业人数为33900人，而1994-1998之间则平均每年为81300，增加139.1%。

在奥斯陆协议签订期间，土地没收政策更恶化了，以色列工党政府和利库德政府加快速度没收巴勒斯坦人土地，因而犹太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区内人数从27万人猛增到40万人，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的20万人。随之而来的是定居点的不断扩大，定居点建设也突然增加了，以2000年上半年为例，建设项目超过1999年同期的96%，所有上述种种，都需要拆散巴勒斯坦人的家园，破坏他们的农田，没收他们的自然资源，如用水资源和采石场等。巴勒斯坦经济对外来的冲击已变得更加脆弱无能了，因为它的一切如贸易、就业、外来投资、服务设施都要受到经济封锁的支配。

在奥斯陆协议期间，占主要地位的新经济模式是「解除了封锁」的贸易区，在这个贸易区里，以色列资本就可利用巴勒斯坦劳动力，为以巴边境的出口加工区服务。

尽管在奥斯陆协议规定下，巴勒斯坦经济的绝大部份遭受损失，但「绿线西岸」的精英阶级个别份子却受益不浅，这些巴勒斯坦供应者享有特权可与以色列生产商进行交易（如水泥），迫使巴勒斯坦中小企业退出市场。所以R．马顿说：「奥斯陆协议是富人的和平、而不是勇敢者的和平」。

经济战带来的冲击

被占领区受到全面内外封锁，区内分割成飞地，这种集体性经济惩罚，已使巴勒斯坦人屈服了。此外，以色列还利用更低价外国劳动力来取代巴勒斯坦人，后来在以色列工作的具有许可证的近6万巴勒斯坦人受到解雇。

此外，国际社会对经济战采取容忍态度。以色列在被占领区内的经济政策没有被认为是对人权的侵犯，也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

在过去10个月中，经济战给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带来的冲击是十分严重的。在全面封锁期间，25000棵橄榄树和果树被连根拔掉。42000单位（Dunum）土地用推土机辗平，4千座大楼，其中1200座是住宅楼，全被破坏，留下1500户人无家可归。

此外，70%巴勒斯坦农村人口无医疗保障，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1%，失业人口上升到50%，每年人均收入下降为800美元（而以色列人则为18000美元）

在以色列内部，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社区人民也成为经济战的第二个牺牲者。国家预算用在军事上，而社会福利开支大为削减，受到打击的是大多数以色列在经济上、政治上最脆弱的那部份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米兹腊希人（Mizrahim），这份人组成了以色列工人阶级多数和城市贫民。因此，从许多方面来说，以色列的经济战是一把双刃剑，既牺牲了巴勒斯坦，也牺牲了以色列的工人阶级。

（萧明摘译自巴勒斯坦出版的《在两条路线之间》01年8月号）

附注：作者露西．梅尔（Lucy Mair）是纽约的社会经济权利中心的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