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要扩大到东欧去,

左派的对策是什么?

                        沙玛利

 


    参加欧洲联盟,在目前这个时刻,是已在前东方集团各国走上政权的左、右各主要政治力量无可避免的视野。只有民族主义者的各团体和那些与农民环境有特殊关系的人们,才担心加入后的社会——经济效果。

    首先,对这样一种加入表示有信念,是给外国各债权人、各投资人的保证,是为了吸引资本而说明过去确实已经过去的一个方法。

    对社会民主党化的前共党份子们而言,那也是被世界各国承认为“可信的”对话者的条件。在这里,日益增大的风险是,只有右翼派系,才对西方“新事物”,提出社会性批判性的论文。欧盟候选国的地位,也允许陪伴著“制度性的转变”的紧缩政策,在有关的国家,合法化。

    波兰新选出的政府曾经要求,关于他们的候选国地位的协商,不要被关于欧盟的运转的未解决的争论所推迟或阻碍:他们说,必须使这个过渡不能倒转。于是,这个转变的加速,因以下的“紧要事情”,而变得有情有理了:为了使以调整欧盟的机构和机制为目的措施可信,必须尽快加入欧盟。

    在民意测验中,某些程度的不信任是明显的。可是,进入欧盟,无疑地仍然是(正确地或错误地)与希望在富裕的欧洲过更好生活有关。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中最发达的共和国斯洛伐尼亚,由于具有整个“前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高的人均收入,参加欧盟的最现实的支持者是如此表示他们的选择:“与其是乡村中最富者,不如是城镇中最穷者”。如果东欧有些人也有这个“未来的景观”的话,其他的人却更天真地相信,加入新自由主义的欧洲将会带给他们它的平均生活水平,正像德国的统一对东边国土(Eastern Lander)的人意味著共同享有西德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那个希望一样。

              警告

  像莫德塞莱夫斯基<1>那样提出警告反对毫无保障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人们是少有的。以德国的统一为例,他认为,德国的统一“已是一个经济灾难”,我们应该从中得出教训。他又说:“德国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联邦预算为了满足东边国土所花费的亿万巨款虽然已经缓和了社会主义经济在一天又一天地猛扭下猛撞进西方的经济制度之后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但是还没有阻止它的毁灭如果德国人也许有财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全新的适应世界要求的经济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几乎不能梦想那个了。”<2>

    我们在事后可以看到,进行统一所需的费用比预测高了很多。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的,是使很多有关的人民失望的一种意大利南部地区(Mezzogiomo)。德国的统一和东部的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区的迁移)正在德国当前各社会冲突中被用来巩固这样一种做法的逻辑:摧毁过去是“社会市场模式”这个东西的社会收获。中、东欧之并入欧盟,既不会清除福利国家,又将不会清除“民族”资本,也将不会清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有的强大的工会。

    但是,在对马斯特里希特条约下的欧洲缺乏一条可信的左的对策情况下,人民心中所恐惧的是,留在欧洲联盟之外,会更被推到边缘,会失去更多的东西。在日前,“欧洲的”选择(现时非常重要的词汇是:你只有在欧盟之中,才算是在“欧洲”),把根据马斯特里希特标准的“结构调整”政策合法化了。

    农业代表一个真正敏感的领域,一个加入欧盟有关的中央档案。这不但是因为它在经济中的重量,而且是因为它确实与以下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关:在贫穷家庭的预算中,花在食物上的比例日渐增加。由于贫穷的增多,使得有偿付能力的需求有了戏剧性的下降,现时的市场价格,在前东方集团,比在欧盟中,低了很多。基本食品价格(通过与欧盟价格的联线)的增加,势必引起社会爆炸。这一点通常是被“成本效益分析”所忽略的。可是,关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未来,仍然可能有好几个脚本,加入以后的效果将会是多个的。

    有些国家的农业生产量在1990年相当于当时欧盟农业生产量的20%到50%(比例因部门而不同<3>)。对这些国家而言,有希望得到欧盟对农业收入的补助,以及欧盟为农业重组所作的援助,自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因素。可是,对参加欧盟顾虑最多的,也是在农村之中,因为参加欧盟,也意味著要与得到大量补助、高度现代化的农业,进行野蛮的竞争。事实上,最难预料的是,加入后会有什么好处。它可能在乌拉圭轮(Uruguay Round)的多轮谈判中加速对共同农业政策的威胁。欧盟价格可能与(接近东欧价格的)世界价格一致,直接补助可能赔还(补偿?)因这些调整引起的收入损失。那末,前东方集团的农民收入会不会被弄成与西方农民的收入一致呢?那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他们的产品价格不会有什么改变。尽管如此,重建基金是可以动用的。不过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

  在前东方集团中,农业像其他部门一样,一直受到寻求生产资料“强迫私有化”的“制度性转变”的支配。可是,它还没被稳定下来。在新的私有公司的背后,旧的合作社大都被保持。<4>专家们强调说:共同农业政策当然意味著非常强烈的干涉不过这种干涉是在不垄断往上游或往下游活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架构中在收入转变受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在老是亏损的国家农场中甚至在生产合作社和为数众多的土地上的财产仍然是非常不准确的情况中援助是按照公顷和牲畜而分发的那末情况会是怎样呢<5>在另一个极端,参加欧盟,会让增多了的、目前在农村中以保证自立和使失业者有退路的方法来缓冲社会爆炸的个体户们(individual micro-properties)不受伤害吗?

            敏感领域

    农业也是另一敏感领域中的一个因素:与欧盟贸易的领域。拆卸旧价格制度、开放对外贸易和禁止经互会等等的后果之一已经是:前东方集团的对外贸易大大地转向欧盟——以及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现在包括捷克共和国在内,出现国际收支上的赤字。输入量迅速上升。至于输出,其份量更是有限,而且时常被在东方从事分包活动的西方公司拿去报账〔译者注〕。制衣业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在前东方集团的输出中所占的份量,自从1988年以来已经加倍了——这大部份是因为许多欧洲公司将其工厂从亚洲迁移到东欧。机械和器材业的情况也是如此。

    再者,如果结合的协定为前东方集团的产品放宽了进入欧洲市场的限制,这些协定也包括许多受特定条例所支配的例外和份量的限制:纺织业、煤炭和钢铁部门、某几个基本产品和被认为是“敏感的”、主要是营养食物方面的产品。主要原因是东欧各国在这些部门将有第一流的竞争优势。欧盟针对东方来的动物及铁、钢产品的输入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已导致1993年的销售量大约降低了10%。这就是两面孔的语言和政策:东欧不许采取保护措施,而这些保护措施却被西方强烈地保持。

    左派对于这样一个以新自由主义欧洲的各种要求为基础的联盟,可以提出什么对策呢?莫德塞莱夫斯基警告,大家要提防毫无保障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危险,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效率是按照社会收获被摧毁的程度来测量的,“生产力”则是按照雇员被解雇的人数。

    欧盟在它的向东方扩大的政策方面,面临一些主要矛盾:

    有人争辩说,选择是否要扩大,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所设想的“制度性转变”却竖立了新的银墙,因此也造成了新的冲突。对于这一点,南斯拉夫综合症状就是证明。

    另外,欧盟要求前东方集团进行与它的各机构、它的“市场模式”一致的“机构调整”,但是在这同时,它把“支持竞争的能力”作为进入欧盟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欧盟要求,前东方集团就不应该有太多的失业、生活水平太多的降低和太多的社会危机,因为所有这些都会启动享用结构基金的。可是,在这同时,欧盟所强加的这种过渡,不可阻挡地具有社会爆炸性。我们必须制订出另一个以通过发展得到的稳定和真正收入的一致性为基石的安全逻辑。那是一个在合作的基础上结合的逻辑(a cooperative logic of integration)。这个逻辑考虑到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尊重每个人的价值。但是,在实际上,这个逻辑对现有的各欧盟国家也是适合的。

  有些左的派系主张,只要欧盟还没有改变它的性质,还没有民主化、更社会化,就要反对它的扩大。总之,你得先巩固然后才扩大。可是,他们在东方却说:“让我们有你们的问题吧……。”还有,加入欧盟已受到广泛的(正确或错误的)支持,反对它,必然会被看成为企图建造一个“富人的欧洲”,竖立一个“堡垒欧洲”。

        在多个战线上抗争

    所以,在多个战线上抗争是必要的:

    在透明度与知情权的战线上,应该使(东、西方)各种各样有关的人民了解欧盟的现实,了解已推行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了解这些政策所引起的争论;

    在团结和合作性的扩大的战线上,团结和合作性的扩大也意味著保卫各个国家的粘附的权利——只要它们支持它。但另一方面,要显示,如果欧盟像它被构想的那样,不欢迎想要参加的国家,就有必要与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改变欧盟。

    在选择多样化的战线上:我们必须倒转争论的次序。应先讨论什么是联盟的终结,应选择什么社会?然后才讨论到达那边的方法(包括货币制度);

    在民主的战线上:民主允许对重大决定的控制。新自由主义的欧洲主张,以金融市场或未受控制的技术结构所作出的社会选择,来取代中央化计划和单一党的独裁制。要反对这个,创造一种尊重人权和民权的个人、集体的民主是必要的。

    我们需要从具体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欧洲开始,制订另一“条约”来建立另一欧洲。这只能从欧盟内外双管齐下地去做。每个民族都有权决定最适合它的东西——而且与其他民族一起,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正在世界上起作用的这个新自由主义逻辑到处向社会收获挑战。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地一样,我们不能够单纯地保卫这些受到威胁的“收获”,保卫现存的公有部门反对私有化,而不对官僚主义进行急进的批评、不对管理这些服务的其他机制、其他标准重新下定义。那就是在欧盟内部针对以下各问题,进行反对马斯特里希特的欧洲的各种斗争、各种争论的意义:在社会安全或公共服务的问题上,就业的问题上。应该让东方知道这些争论与斗争。

    我们也必须在欧洲的规模上增加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蹂𨅬的联合网络与工会网络。因为对策不仅仅是在观念上。另一欧洲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即使是有了欧元。但是,马斯特里希特的欧元不是一个可以单单用争论来改正的“错误”。只有力量关系的改变才可以强加另一逻辑。但是,为了要实现那一点,我们也需要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共同方案。左的对策就不会在东方存在,如果它不先在欧盟存在的话。

    东欧的人民,像西方的人民一样,担心目前的欧洲建设方案缺乏民主。单一的货币?为了什么目的?选择怎样的社会?有关的人民对他们的前途有什么控制?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共同方案正被追求,对联邦或邦联、多数票或一致意见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1> 莫德塞莱夫斯基(Karol Moodzelevsky),《Quelle voie apres le communisme》〔共产主义之后的道路是什么?〕,L'Aube 1995版,第87页。

<2> 同上书,第84页。

<3> 国有部门占80%以上的可耕地(除波兰和前南斯拉夫以外,这两国都约占20%),占工作大军的比率是从12%(捷克斯洛伐克)到大约30%(罗马尼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是在15到30%之间。

<4> 值得注意的有L.P. Mahe、J.Cordier、H.Guyomard和T. Rose等人合写的文章"L'agricultre et l'elargissement"〔农业与扩大〕刊《Economie internationale》〔国际经济季刊〕,第62期,1995年第2季。

<5> 同上杂志,第249页。

〔译者注〕报账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可以获得税务优惠。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第325期,200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