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带头推动失业潮

香港的民众困苦，半年来已越来越非常严重。港府与大机构对此实在责无旁贷。

为了加紧推行「瘦身」，财政司司长宣布今年度的财政赤字可能高达600亿元。依照过去的「例牌」做法，当局每次在制定新财政预算时，总是大大地低估收入、高估开支及赤字，以打响他们的如意算盘，但结果却总是证明财赤是被大大高估的。这次的估计也难以令人相信。

但高官们却以这类的手法，制造政府各部门必须「资源增值」、「瘦身」的「理由」。当局在半年前又呼吁私人机构「瘦身」，由此掀起汹涌不停的裁员潮。

借口要「资源增值」，港府各机构首先纷纷带头变相地裁员和减薪或冻薪，不少部门实行工作外判（今后将会普遍推行），以便使原有大批雇员离职而失业（例如财政司指令建筑署在未来5年把9成工作外判予私人机构，3年内削减3成人手。连培育为人师表的教育学院，也推出了强制退休计划，粗暴地「送走」30多名讲师，迫得他们要起来抗议，向社会提出控诉。

香港是百分百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唯利是图，只谋求追逐最大的利润。因此，在「9.11」后，经济不景严重恶化，他们更加要跟随政府，争先恐后地对职工实行裁员减薪。坏消息几乎无日无之，连年年赚大钱的大机构也争相效法。即使是港府公布的保守数字（它们总是与民间团体和工会等的调查所得低很多的），也一连5个月逐月上升，最新的是9至11月的失业率达5.8%，失业大军增到20.5万人，各行各业职工的失业率都在上升，而且有6成以上失业者失业超过6个月，意味再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微；半失业的比率也从2.6%升到2.9%，就业不足的人口接近10万人。当局更明言以后的失业率还会继续上升，从而再创历史高峰。

加剧社会两极分化

港府高官一方面大呼人人要同舟共济，共渡时艰，勒紧裤头忍受困苦；但另方面，自己却一直享有丰厚的薪津福利待遇。特别是，在当局管辖下的公营机构，其高层人物的薪酬更为奇高，远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同类高层为高，以致激发市民普遍不满，要求大幅予以减低。例如，现时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年薪为900-950万元（比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高出6倍），每年还要加薪平均6.7%，这种待遇是由港府财政司决定的；九广铁路杨启彦去年为600-650万元（比英国铁路主席及行政总裁高出1倍）；房屋协会执行总干事500万元；机场管理局行政总监350-400万元（比英国民航局主席高出4倍），强积金管理局行政总监426万元。他们从公帑取得的收入，比诸香港基层公务员的平均年薪，更高出几十倍。人们的「理由」是要向私营机构高层看齐。这种悬殊情况，确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实行这样的薪酬制度，也是政府及公营机构开支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年前市民要求高官应该减薪，高官的回应初时是拒绝，后来在压力下转移矛头，提出要检讨整个薪酬制度，意图把中、低级公务员的薪酬也「一视同仁」地加以调低，这种手法是可鄙的。应该大减薪酬的是高层人员，而不应是中下层人员。

香港特区政府在回归后实行的偏重资产阶级利益、轻视低下阶层权益的政策措施，大大增加了贫穷家庭的数目，他们收入不敷支出，很多家庭都跌进赤贫户之列。大半年来申请综援及失业救助人数逐月飙升，说明这个趋势的急速发展。

这种发展又更加使香港的贫富悬殊日益恶化，估计未来几年仍会继续恶化。据民协11月中公布的调查发现，逾8成被访市民认为，本港的贫富悬殊问题已达到严重或非常严重的境地。据统计署资料显示，目前反映本港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高达0.525、与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区域系数相比较，本应是中度发展地区的香港，却相当于低度发展国家的水平（如马里和尼日利亚分别是0.505和0.506（见11月16日《苹果日报》载）。而系数越高，表示贫富悬殊越大，也显示大多数人民的贫困越严重，民间怨愤越深。

一方面，是受薪劳动者工作权利在裁员减薪大浪潮下得不到法律保障，最多只得到数额有限的补偿，却很可能长期陷于失业中；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却尽力维护资产阶级大财团集团的利益，有特设的法律条例周全地保障其利益。比如一些垄断性公用事业可获得13.5%利润率的法例，便是显例。尽管香港电灯公司去年获利40亿港元，但它利用当局的法例，随意扩充设备，不必要地造成电力大量过剩，以制造未达到合法利润率的借口，实行再加电费。而港府则以协议规定为「理由」，任听它在现时的民生十分困苦时期，电费不但不减，反而任加无阻。这是港府维护大集团利益的最新事例。

压搾弱势社群

在政府的美丽「资源增值」借口下，对于社会福利的一些开支也巧立名目予以紧缩。例如要福利机构被迫接受一笔过拨款制度，致使有关机构也要紧缩人手，员工的工作量及压力大增，工伤数字由98年6百多宗倍增至去年的千多宗。而社福机构为了节省资源，以及累积较多资源，出现阻拦员工报工伤或不承认是工伤的情况，使员工健康受损。（见12月27日《成报》报道）

不少政府机构又继续推出它们的增加民困的措施。例如，房委会虽然经过多年大力压搾穷人脂膏而累积著数百亿元财政盈余，最近仍推出新的办法，建议收紧公屋及居屋申请资格，把入息限额下调17%，使1万个轮候册上的家庭会被剥夺资格，每月要花5千元以上租住私楼，从而令许多低下层市民更加贫穷化；而这样调低入息限额，又可增加富户数目，制造加租的口实。同时，房屋局又迫令房屋协会在1年内两次调低公屋入息限额1至2成，以拉近后者与房委会所定限额的差距，借此剥夺低下层市民住屋的需要，更为未来减建公屋舖路。因此，引起多个基层团体的联合谴责、强烈反对。

近几年来，绝大部份消费物价指数都向下调，如食品、住屋、衣履、耐用物品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低；但公用事业如水、电、燃气、交通等费用却仍在持续上升，表明后者为了继续获取厚利，竟不顾市民大众的困苦加深。这迫使立法会8个政党于11月中联合通过动议，要求政府争取公用事业减价，以及政府减低水费和排污费，以纾解民困（职工盟更提出加入学费、医疗、牌照等政府收费，但未被列入）。可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对此的回应却使各党派大为失望，他的新闻秘书又表示，希望大众明白政府目前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要平衡各界的利益。即是说，要照顾政府和公用事业财团的利益。这是政府只顾财团、不管民众疾苦的不负责任又一表现。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刚在8大党通过上述动议之后几日，港府的邮政署长陆炳泉仍然公开重申：该署会按计划于明年4月增加本地邮费，以此姿态同他们对著干。

香港政府的上述许多错误政策措施，既然大大加剧了民间的困苦，就更加有责任立即改变它们，而采取纾解民困、保障广大市民权益的有效政策措施，动用大量财政盈余去援助他们度过当前困难、帮助失业者重获工作；同时，应该对获得巨额利润的公司和高收入者征收累进税，以弥补财政开支。

200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