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被推翻了，这不是因军事政变，而是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而被推翻的。

这次行动并非从平静的天空上突然来了个晴天霹雳，而是因不满现存秩序的多重斗争以及人民起义为之舖平道路。

过去的一年是近十年来社会冲突最多的一年。所有这些社会冲突，不仅仅由于失业工人或罢工纠察队为了得到生活费用，采取群众行动来堵塞道路，或者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而引起的，而且还由于在职工人为要求领到未付工资以及维护他们的工作和改善工作条件而引起的。

2001年10月14日的立法选举，是这次抗议示威的另一种表现。在一个带强制性投票选举的国家里，约有650万人（占选举总名册的26%）弃了权，他们不参加选举，拒绝行使投票权。损坏了的、受到怀疑的选票超过380万张（占21.1%）。由多种多样候选人所代表的左派，赢得了迄今从未听说过的150万张选票（占6%）。因此几个较大的政党失去的选票超过650万张以上。

多年来，一直在酝酿著的代表制危机最终成熟了，结果政权丧失了它的合法性。

2001年12月14日至17日，在国家体制的框架之外举行了人民投票，这次投票是由阿根廷劳动中心（CTA）的总工会和某几个社会、政治团体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些社会、政治团体联合参加反对贫穷全国阵线，为失业家庭成员采取到一个新的纲领。约有300万人投了票，表示支持全国阵线提出的新纲领。

全国人民面对压倒性的经济危机，并且不信任各政党及「代议制民主」的体制，他们的政治觉悟达到成熟阶段，而且终得必须把解决问题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社会爆炸了

下列三种因素的相互结合，在2001年12月20日——21日的社会爆炸中体现出来了。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应付危机，不能继续支付非法的外债及其利息，就只得采取冻结银行存款以及部份地征用工人的工资。在银行系统的配合下，政府最终决定切断一切资金支付——把相等于商品流通总额的货币从市场上退出，实际上，这就使所有的商业和金融活动瘫痪下来了。

社会上的反应不是迟滞的，而是迅速地跟上来，在失业率高、极端贫困的行政区和其他地区，成千上万人民由于被排除在生产之外，又无能力消费，便包围了大型超市连锁店，要求得到食品。如果他们得不到食品，立即把超市周围的围墙推倒，自行夺取食品。大规模的货栈、仓库多年来以它们自己的方法掠夺国家资财，这次也被群众没收其货物了。掠夺的行为还扩大到小商店，有人怀疑，这场贫民自相残杀的战争，还得到极端反动部门的鼓励。

国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总统的演说言之无物却又妄自尊大，自然而然地促使联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更加强烈的反应。首先，人们在自己住房的大门外，然后在主要的通道上愤怒地敲响他们的平底锅，最后则冲向各主要街道，一大群男男女女、劳动人民、机关职员、家庭主妇、学生、退休人员、专业人员以及小业主们一起聚集在最富有象征性的梅奥广场。尽管生活费用高涨——那些对此应负主要责任的官员们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市民们却向那无力控制社会起义的国家提出挑战。首先，12月20-21日清晨，有4万以上人民要求经济部长辞职，然后要求总统辞职，最后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滚开」，这显然指的是制订国家制度的一切人。

更具有象征性的行动是：好几家银行总行、多国公司、自动柜员机所在地以及某几个政客们的住宅，都成了群众疾苦怨恨的发泄地。

政府的垮台，表明群众首创性和直接行动的胜利。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被排除者已经行动起来，真正把政治权力抓到手，恢复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和自治，而几十年来所有这一切都被各政党和国家机关所剥夺了。这次起义的结果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鼓舞的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投票决定的领袖们的号召，已在具体的行动中看到了。

左派积极参与总动员。但由于人数少，或由于并不了解已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非代议制的辩证法，他们的参与还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阿根廷的三个主要工会：总工会（CGT）、「抗争」总工会（「Rebel」CGT）和工人中心总工会（CTA）曾经正式宣布罢工，但并没有动员工会会员积极参加群众行动，仅仅在行动中露了面，然后便迅速离开了。以CGT为例，他们的结果是与各不同的权力派系妥协了。至于CTA（劳动中心总工会）既缺乏市民精神和胆量，又没有明确的政治方针。

群众运动

起义了的群众运动正在向前推进，他们懂得什么是不需要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什么要予以拒绝，但他们仍然不懂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而再一次留下空间，而被现有的政治异己者所填补，而这些政治异己者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然而，尽管有了这些限制和不足之处，而新的政治局面在阿根廷已经打开了。有关政治代表性的新形式的争论或相互讨论还在群众运动中展开，此外，还讨论了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新关系，确立了依靠自己进行思考、做出决定并办一切事务的新阶段。

前景是丰富多采的，富有潜在力，但困难也同样存在。有很多问题要依赖更有觉悟性的社会部门来决定，从而加强起义群众的信心，这首先必须要深化他们领导层的自觉性和提高改革的潜在能力。

（萧明节译自《国际观点》200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