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今年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随后在记者会上的答问，以及其他高官的报告，分别显现出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反映出中共的政策加剧了人民的困苦，激发了群众的强烈抗争。

「工作的成就和政绩」

他循例在开头宣读了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成就和政绩」。其中说，经济比上年增长了7.3%，2002年的增长率预定为7%，使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率。这比之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高出很多的。不过，这个数字却受到一些论者的质疑，即使是朱镕基的报告仍然再一次承认「弄虚作假」严重。据报道，「地方政府虚报政绩，对经济增长弄虚作假亦是代表们的讨论热点。」「对于虚报浮夸，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也发现这个问题。……据统计，去年涉及统计的违法行为达到6万多宗。」<1>

这样的经济高增长率又是伴随中央财政的高支出的，后者比上年增加了10.1%，使财政赤字达到3098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加500亿元；同时，国债发行为2560亿元（他在任内共发行了5100亿元国债）。02年的国防支出比上年支出1千4百多亿元增加252亿元，增长17.6%，科技支出408亿元，据观察家相信，其中一部份本应是用于国防费用的，显示中国仍然在参加军事开支竞赛。

朱镕基在任内连续4年的财政预算案都是赤字，而且越来越高，以致香港的《信报》称之为「赤字总理」。他在记者会上力加否认，说赤字和国债发行数额，仍然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内；而且，至为重要的是这个赤字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此，我留给下届政府的不止是债务，而是25000亿优质的资产」。如果他所说的优质资产是指新中国建国以来积累下来的国有财产，那就不是他在总理任期内个人造成而留下，而是全国人民半个多世纪艰苦奋斗积下来的。他之所以在记者会上著力指责港报，「十分扯火，主要是在今次两会中，已经有不少代表、地方官员和经济专家对中央财政的连年庞大赤字十分不满，批评朱内阁只靠赤字刺激经济，给将来经济埋下隐忧。……辽宁一名市长还说了一个顺口溜：『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里财政喜气洋洋，市里财政勉勉强强，县里财政哭爹喊娘，乡里财政名存实亡。』」而朱镕基则以此「还击了政府内部对他的批评。」<2>

「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大力夸耀成绩之后，朱镕基不得不勉强地承认；「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严重受灾地方农民收入减少，有些地方拖欠工资严重，部份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仍有困难，就业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体制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严重，一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有些单位违规挪用财政资金和专项资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比较普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

他依循一向以来的惯例，把那些缺点、错失都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些」、「有些」、「部份」存在的，而且不提贪污腐化的严重问题。但在人代会上，代表们却决议把「一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中的「一些」两字删去，表明连代表们也看不过眼、不表接受了。关于报告只提到「对那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人，必须彻底查处」，则加上「贪污腐化」这一类人，且在「查处」后面增加了「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表述。这就表明了：尽管增删了的文字仍然是官样文章、形式远多于实质的意义，但中共高层提出的反贪污腐化，也是敷衍塞责的。原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曹克明在上述决议作出之前，还要强辩：「至于腐败越反越大、越反越多、越反越严重的这一社会普遍说法，曹克明称其为认识上存在误区。」<3>这说明，中国社会上这样普遍的认识，正是客观上存在的确实反映。党官们的矢口否认，也是他们不愿彻底清除贪污腐化的心理反映。但萧扬在法院工作报告中却也承认，01年全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份子20120人（比上年增加了44.35%）；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行贿案件493件539人，审结478件525人，比上年上升了26.1%和24.7%。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也报告：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罪案36447件40195人，情节严重的共立案侦查1906件，比上年上升39.4%。这就是社会上有上述普遍说法的根据。

入世对「三农」的不利影响

朱镕基一方面把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列为政府工作的「显著成绩」之一；另方面又对美国记者公开承认：

「中国现在的粮食已经供过于求，农产品越来越多，种什么，什么多。价格上不去，农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不起来。特别是中国参加WTO以后，美国的农产品还要大量地在中国登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已经相当于中国全部的产量：1500万吨。当我们想采取一个转基因农产品管理的办法，实行国际上很多国家实行的办法的时候，你们美国的领导人就来跟我们谈到大豆的问题，影响美国十亿美元的出口，你们要慎重一点儿。但是你们对中国出口的钢铁产品，你们却宣布要加税8%到30%，这样就影响中国3亿5千万美元的钢材没法向美国出口。」<4>此外，其他农产品（大米小麦等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影响。这种不平等贸易关系，正是由于世贸组织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利用来压搾欠发达国家的工具；这也显示，中共高层之重复声称要同美国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是以不断让步来追求的一厢情愿想法。

而且，正如陆德泉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在加入世贸的短短4个月间，不平等世贸规则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便暴露出来了。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开始利用知识产权条款，夺取中国没有申请的专利，据一些政协委员估计，过去15年，中国将13万项发明无偿地『奉献』给了世界各国。其中仅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一项，由中国人研制开发和改良，但却由外国公司取得专利保护的项目就有9百多项。另一方面，跨国企业通过专利权，开始围剿中国的企业。」<5>

中国入世更加剧对农民的打击，从上引的答问中已可得到具体证实。广大农民的收入将会减少。中共提出的补救办法，例如产业结构调整，并不能立即收效，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村税费的改革，经过一些地方试点推行，也难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如果大幅减少税费，又影响农村的公共服务，受苦的还是农民。这是因为县以下的庞大支出仍要由农民负担。

举例来说，中共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年前写了《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给国务院领导的信，列举具体实况，指出「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6>后来他再写了一本书，书名《我向总理说实话》，详细列出现时农村的各项费用负担，包括：每年仅债务6千亿元的利息便要付出800亿元，义务教育老师的工资800亿元，书杂费、设备添置维修等500亿元，县、乡、村干部3千9百多万人工资2千亿元，县、乡、镇、村的科、局部门等3千亿元。〔单是以上5项便合共7.1千亿元——引者〕；县以下的支出中，有7至8成要由农民负担。因此，他估算农民实际上每年至少要负担4千亿元以上，远远高于朱镕基说的现只负担500亿元。该书于今年1月由《光明日报》社属下一个机构出版，成为畅销书。<7>这样庞大的支出，便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无法减轻的重要原因。李昌平这个估算，与前面所引那位副市长的顺口溜形容的县、乡财政情况不谋而合地相一致。

在农民收入减少、而税费负担又非常沉重的情势下，农民被地方官僚干部追收所欠税费和摊派款项，从报章上时有见到的手法，是关押、毒打、搬走农民家中仅有的粮食牲畜和生产工具……，以致迫得许多农民在绝望无助中自杀。新华网披露：新华社记者在去年10月底前后，前往曾被称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北省3个县市的8个乡镇实地采访，结果发现该省在01年1至10月内发生了7宗农民因不堪过重的赋税而自杀的惨剧（记者没有采访得到的该省其他同类惨剧相信还会有——引者。）农民要负担的税费非常繁多，长期入不敷出，导致极度贫困。湖北省监利县县委书记杜在新表示，该县乡村5亿4千万元债务中，大多数是农民欠交的，如柘木乡有3百多农户，每户欠款都在12000元至15000元以上。<8>

上述的农村收入减少而负担沉重的情况，实在是普遍存在于农村的，但朱镕基们依然只说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严重受灾地方」才有的。

而对于解决办法，仍然主要在重提党八股式旧调；或者，例如对于拖欠干部、教师等的工资，最多是责成「有关地方政府务必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加以解决」，而没有提出实际有效的办法。这些旧调几乎全靠地方政府官员去落实执行，但人民却无权力去监督、弹劾他们的「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等行径，结果决议等仍流于纸上谈兵，抽象无效，长期如是。

如果中共不是只在空谈，说的漂亮，做的又是另一套，那就必须在实际上拨出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支援「三农」。例如，它要实施科教兴国这个重要战略，但在财政拨款上却很吝啬。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原副部长路明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指出：目前影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农业投入偏低。中国到1999年算出一笔账：农业科技投入是60多亿，占农业总产值的0.4%。第二，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改革难度比较大。第三，农民数量大、科技素质低。<9>

中共高喊了几年，尤其是更加强调要特别加大支援农业、农村，以加强农业科技发展的今天，财政部长项怀诚的财政预算报告提出，2002年中央财政将安排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技、扶贫等支出共274亿元，比之2001年决算用于增加要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的投入共支出233亿元，并没有增加很多，而且包含了这么多的项目，农业科技方面实际分派到多少，官方还在玩弄数字游戏，没有详细公布。这些对农民现时之更加要求国家改变一向的多取少予政策，并无很大的帮助。

在「三农」危机日益加深加剧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农民便被迫起来请愿抗议、上街示威，反对税费负担沉重和地方干部的贪污舞弊、官僚恶行，等等。

对国企和工人的打击

在中国入世后，中国企业又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导致更多国企关闭或裁员，加剧现时下岗、失业的严重情势。

曾培炎向人大会议报告：现时「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大。截止去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仍有500多万人没有实现再就业，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还有681万。」登记失业率为3.6%，加上国企下岗职工，总量在1200万人左右。据有关权威部门预测，到2002年末，上述两者总数将进一步上升到1400万人左右，而且，整个「十五」期间的失业率都将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透露：「十五」期间，失业率将上升到5%左右。同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5亿左右，其中向非农领域转移的劳动力有4千万人，城镇的就业压力将明显加大。《文汇报》同时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与人们生活中感觉的失业情况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官方统计中，下岗人员没有与原企业终止劳动关系的不算失业，因此不进入统计。专家估计，中国实际的失业率不会低于10%。」「从地区看，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较多的东北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最为紧张，就业压力尤其严峻。」<10>事实上，中国许多学者专家在年前已估算到实际失业率达到20%左右（胡鞍钢不久前也差不多如此提出），只是官方一直玩弄数字游戏，许多年来都说是3%至3.5%左右。

工人抗争涌起

国有企业在争相裁员，把损失推在工人身上。例如，4大国有银行裁了20万员工；辽宁省全省有51万国企职工被解除了与企业的关系：这是该省省长薄熙来在记者会上说的。而且，该省作为社会保障推行的试点之一，全年社保费160亿元，缺口有40至50亿元。<11>

实际上，据《明报》记者奔赴东北3省采访所得，作为工业大省的辽宁，因大批重工业工厂倒闭、破产，已有半数工人失业，民间流传实际有8成工人下岗。据去年度的官方统计，全省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总数达50万人，约占全国的1成；吉林省、黑龙江省的经济近10年来均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边缘，而且还在恶化。下岗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企业每月发予工人百多元至数百元不等，但大多都被拖欠。<12>

庞大职工在遭受裁员打击的同时，还加上被拖欠工资的困难。财政部长报告，根据地方上报的数字，截至01年底，县乡欠干部、职工的工资是65亿元。但《北京晚报》报道，据在建有工会的单位中统计，2000年全国共拖欠职工工资达366.9亿元。近两年，北京市劳动争议急剧增加，2000年共发生7480件，比上一年增加42.9%。01年1至9月，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而且这种趋势至今不能遏制。<13>而萧扬在上述报告中，也说全年共审结劳动争议案100440件，比上年上升了33%。

同时，向当局上访（即投诉、请愿甚至抗议）的次数也激剧增加。据笔者从英国广播电台3月10日由香港电台转播的《时事一周》节目中，似乎听到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说，去年上访的次数，从上年的9千宗剧增到9万宗左右。如果笔者没有听错，这样的剧增是非常惊人的。它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急剧尖锐化。最高检察长韩杼滨报告「全年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65万多件次，这当中便可能包括有上述的上访。

在下岗失业工人走投无路、生活日益困苦的时候，在工资、遣散费等被长久拖欠的时候，他们便唯有采取罢工、上街示威抗议、堵塞交通、包围政府办公大楼等行动。单是今年3月以来，便发生有下述的工人示威抗议行动：过去为中共号召全国工业学习榜样的大庆油田，本为国企模范，原有职工29万人，已有7万人下岗，其中5万人为了追讨医疗、退休福利举行的示威，开始于3月1日，至今已持续了3个多星期，参加人数日增；辽宁省辽宁市国企工人从3月11日开始，连日包围政府办公楼，进行抗议，有时高达3万多来自20间国企的工人参加；黑龙江省抚顺市煤矿下岗工人也在3月中上街示威。他们除了要求发放拖欠了的工资、保障基本福利、或者要求恢复工作权利之外，还指责政府官员腐败、贱价出卖国有资产而中饱私囊，等等；新疆省乌鲁木齐十月拖拉机厂数千名工人，3月11日前后上街，反对国有的厂房和厂地被贱卖、工龄被卖断，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

东北的工潮澎湃未息，首都北京也发生工人上街抗议了。北京汽车制造厂200多名退休工人，从3月27日起在该厂外示威，抗议该厂未按时支付退休金，并指房屋津贴金额不足，他们声称已多次向厂管理层投诉，但一直无回应，部份工人已经几个月没有收过退休金，因而激发起他们行动起来争取合理权益。

此外，西北地区也有请愿事件，其中甘肃、青海等省份即达近百次。东北的逾千人请愿事件近20宗，数十人或上百人的抗议行动多至难于统计。

以上引述的，只是见诸香港报章的部份；其他未被透露出来的同类行动，相信仍会有很多。但就是上面举出的，也显现出群众斗争已有长足的复兴和进步。

重大的进步性

这次的大规模工潮和群众行动，具有罕见的进步性和特点，那就是：他们跨行业、多工厂联合行动，而且很有组织性、政治醒觉性。据《明报》记者的实地采访获悉，内地工人已出现组织独立工会的苗头，他们各自成立了临时工会组织，大庆工人成立的名为「大庆石油管理局买断工龄职工临时工会委员会」，并选出工人代表。辽阳成立的名为「辽铁全体破产失业职工」的临时组织，并推选姚福信等代表与政府谈判。他们以组织的名义发表公开信，各厂职工选出的代表互有会面联系。他们要求人大批准人权公约中「组织独立工会」的条款，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有集体谈判权。他们除了提出「要饭吃」的诉求外，也要求政府惩治贪官腐败。

中共当局面对著这样大的抗议请愿浪潮，一方面采取强硬的手段，拘禁了一些工人代表；另方面则安抚部份下岗工人，进行疏导，并严防示威工人跨省跨行业联手。<14>

现时的这种发展，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高度尖锐化，局势的动荡不安，官方对现时的困难和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办法。这正是中共对外开放、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等政策所加剧的。随著这些政策的更加推行和入世带来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失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更为加剧，贫富悬殊更加扩大，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更加困苦，则他们的争取权益抗争行动便势将再次兴起——假如这次的各地斗争被暂时缓和了下去的话。到那时候，他们这次积累著的重要斗争方法和经验，将会帮助他们争取得巨大的胜利。

2002年3月28日

注释：

<1> 3月5日《苹果日报》载新华社电。

<2> 3月16日《星岛日报》载该报记者特稿。

<3> 3月9日《文汇报》载中新社北京8日电。

<4> 3月16日《文汇报》载朱镕基记者会答问全文。

<5> 详见3月21日《苹果日报》论坛的《缺民主政体入世危机重重》一文。

<6> 请参看《十月评论》01年第1期该信摘要。

<7> 3月11日《星岛日报》

<8> 1月28日《明报》、《星岛日报》转载新华网报道。

<9> 3月8日《文汇报》。

<10> 3月5日《文汇报》。

<11> 3月11日《星岛日报》。

<12> 见3月27日《明报》。

<13> 01年12月17日《文汇报》。

<14> 同见3月28日《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