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国即将满5周年。在特区政府治理下，香港在各主要方面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一般地说，解除了英帝的殖民统治，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香港人民再也不受到英帝的政治压迫、欺侮了。但是，全体港人民主治港、真正高度自治这个北京官方的承诺却至今未有兑现，实现的只是执行京官政策的官商治港。「一国两制」这个方针纵能基本上暂时保持，却仍有走向内地一制化的表现，不但科学的社会主义精神全没出现，而且资本主义势力和剥削搾取程度则在香港有增无减。

人权法治情况不断倒退

在人权和法治方面，5年来没有进步，反而日益倒退了。其表现很多，荦荦大者包括有：

1、成立强奸民意的立法和政府机构，从北京钦点指派的临时立法会，到后来的800人选举委员会，预先保证了亲京保皇派获得了稳定的大多数票，可按照京、港官方意旨通过各种法律、条例、决定；和「选」出特首等，代替了由全港市民普选产生的立法机关和行政长官，从而制造出后来的侵犯人权法治等倒行逆施，毫不掩饰地把立法会及通过的法律条例变成京、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2、由临时立法会通过《公安条例》，大大限制甚至剥夺了港人所应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无理地规定游行、集会等须于7日前通知警方，得到书面批准才能举行，否则便是违反公安条例，要加以拘控；

3、剥夺所有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在港居住、与家人团聚的合法权利；虽经香港终审法院根据白纸黑字的《基本法》条文规定，而裁定这类子女毋须内地审批即可享有这种居港权，但港府仍危言耸听地极度夸大将有「167万人涌来香港」为「理据」，于99年6月26日提请人大释法推翻终院的上述裁决，凭著官僚意旨，任意践踏法律所已赋予的这类内地儿童的权利，和香港终审法院的合法权力。嗣后，当局更残酷无情地不肯运用酌情权准予他们留港而强行遣回内地。这是严重破坏人权和法治的典型事例；

4、香港警方曾多次以「破坏公共秩序」、「违反《公安条例》」等无理籍口，先后拘控游行、集会人士。例如，98年9月21日，拘控5名反对世银、国基会的游行人士；2000年8月中，以违反《公安条例》非法游行集会罪名拘捕10多名人士和5名学联成员；2001年3月27日，裁判署判处古思尧、吴恭劭、梁国雄3名「街头战士」「藐视立法会罪」入狱7日，只因他们在立法会旁听席上发表了意见；今年5月9日，警方更非常高姿态地清晨到梁国雄及学联负责人冯家强、卢伟明家中拘捕他们，并以3个多月前参加「非法集会罪」起诉，定于今年9月审讯。以上的例子，都是当局以政治角度来考虑，从几百宗未事先申请而举行的游行集会中、针对一些目标人士而拣择出来拘控的。对于这样被拘控的人，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迫害，使之成为特区效法内地官僚统治手法的受害者。此外，警权日益膨胀，典型事例是在拘捕争居权人士时，把和平地采访的记者双手也锁起来带走，此事引起了普遍的公愤；另方面，对于合法的法轮功学员在公共地方练功或游行、集会则时有加以为难、干扰。

劫贫济富　偏帮财团企业

特区政府5年来尽力保护工商资本家的利益，为他们能在港多赚利润想方设法，在泡沫经济爆破后，当局曾先后动用约2千亿公帑救市；新任财政司长梁锦松更鼓励各企业「瘦身」裁员减薪，促成了1年内失业人数再增10万人，而高达25万以上，失业率升至7.4%，使5年来失业人数增加了两倍，而工资则在1年内下跌1成多，对于这些弱势社群。当局又拒绝民间要求设立失业援助金和规定最低工资及工时上限等主张。这些都造成有151万人（约占全港人口4分之1）生活在贫穷线下（每户人均每月开支少于3750港元）。但高官还声称计划要把综援金额削减，并从明年起逐年减少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公共房屋、教育等的财政开支。

对于低中层公务员，新任财政司在他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中，不等到私人薪酬调查结果，便提出要一刀切地全部减薪4.75%，幅度比后来公布的上述调查结果高出近两倍，迫得他只好相应地大大减低原来的建议幅度。而且，这样的减薪并无法律根据，于是又要立法会特别立法减薪，连公务员团体忍让地提出双方协商或成立仲裁委员会裁决等意见，都完全拒绝。港府这样的强蛮无理、一意孤行，更加激起广大公务员的愤懑，许多工会要再举行抗议游行。当局这次如果得逞，不但对几十万公务员和资助机构员工实行减薪以至裁员，而且推动私营机构再次效法这样做，将成为回归5周年官商勾结给予全港劳动市民的一个重大打击！

教育改革　完全失败

在具体的施政政策措施方面，5年来不但「乏善可陈」，而且错失严重，笑话连篇。

试举教育改革为例。高官们为了向北京作交代、献忠诚，丑表功，在回归开始便急急强制推行母语教学，发出强制性指引，命令部份以英语授课的英文中学改为中文中学，用粤语授课，企图纯粹用强迫命令的行政手段，去提高中文中学的声望、地位，而完全无视香港一般的学生（和家长一样）都希望能够进入英中，重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当时的社会风气也视母语学校是次一等的学校。因此，强迫把英中转为中中，客观上便是把原为一等的学校降为次等，使得成绩优良的学生要转读其他学校。这是极之愚蠢的主观主义做法，因而受到普遍的反对，陷于完全的失败。

另一项激发起教师非常强烈抗争的措施，是推行教师基准试（后改称语文能力评核试）。这项措施被视为全部语文教师都要「再考牌」，是对他们语文能力及尊严的侮辱，因而遭到教师们的反对、罢考、抗议游行。结果，港府对现职教师作出让步，1万5千名英文教师有5年时间达标，持英文学位及受英文师训的教师可获豁免，而只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基准试。教协发起和领导的这次抗争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特首办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与前港大校长郑耀宗会晤，后者指使副校长黄绍伦向钟庭耀施压，要他停止作民意调查。此事经过调查属实，证明特首办确曾干预学术自由、阻止民意调查，掀起了一场「民调」大风波，揭破了起码是特首办的卑鄙行为，在这件事上，特首是不能推说毫不知情而辞其咎的。

肥了地产商　苦了小业主

回归后，令人瞩目的问题是楼价大跌、且跌势一直不止，将近5年内跌了近6成，在这期间购入的物业都贬了值，尤其是高价购入的，变成了「负资产」。据金管局数字，至今有67500宗负资产个案。负上此债的人大多数为中产阶层，也有低下阶层市民，他们原本希望不再是无壳蜗牛的，岂料反而背上更沉重的负荷。其中原因，主要是由于回归前后两朝当局推行高地价高楼价政策，帮助大地产集团远超所值地推高楼价，然后不断下跌，从而使后者大获暴利，许多大地产商顿成巨富。就特区政府的责任来说，董特首97年7月在其谋士地产测量师梁振英的协助下宣布「八万五」政策，定出10年内达至7成自置居所比例的目标；后来，一些高官公开鼓励市民购置物业，激起了97年下半年的物业成交数接近9万宗，较少于98、99年的全年数字。但98年6月楼价开始大跌，董建华直到2000年7月才宣布「八万五」政策早于98年已不存在（即，在宣布这政策一年之后，便在地产商等的压力下承认它已破产）。同期间内，「居者有其屋」（简称居屋）也不时宣布减建、停售、减售（从3年内年售2万伙以下，再减至年售不超过2千伙），以此向地产集团再作让步，大派定心丸。

另一方面，港府将房屋架构大肆重组，宣布从7月1日起，由一名问责制局长统领全港房屋政策事宜。房屋局和房署将合并成新的房屋机构，而房委会职能全面削减至只充当咨询角色，房屋协会日后更只能与市建局共同进行重建工作。

这就是要将房屋委员会建屋的职权削减至只作咨询之用，原有可以反映公众意见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委员会将只变成橡皮图章，不能再起协商作用，而房协也不再建公屋，房屋决策权全归局长一人独揽，他则只对特首一人负责。这样的重组，将有利于地产商对楼宇供应的操纵，重新抬起楼价。

谁应负主责？

以上所述的，是铁一般的事实和表现，广大港人都能看到、知道的。对于过去5年这样地倒退、施政诸多错失应负责任，尤其是主要责任的特首和高层官员，本来早就应该自动辞职，或者被撤换了；但香港特区政府也跟随内地具有的这种中国特色运转，官位不受本人无能、政绩低劣等所影响。第一任特首即将任满时，即使多份民调反映出他的声望日低，跌破合格率很多，仍可以不必宣布新的施政纲领便自动当选连任。这是预先设下的小圈子「选举」机制代替了全港民主普选产生特首的必然结果。

港澳办主任钱其琛在6月24日接受香港无线电视参加访问时，以「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来评价董建华过去5年的工作（这也就是认为董5年来有过错）；并解释说，香港在回归后，除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一人外，所有公务员也留任，董建华「可说是『孤家一人』作战」；相信在推行问责制后，董建华在政府内便不再是「孤家一人」，施政可望改善（见翌日如实报道的许多份港报）。这样地企图把5年来施政失误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推在港英时代留下的公务员与特首不协调合作上面，可有多少港人信服接受呢？推行问责制后，极大部份原有公务员仍然留任，而只加入几个新官，这样便可根本扭转局面，改善施政，不是太天真的纯主观愿望，有什么像钱其琛所要求于港人的「客观公正」可言呢?!

因此，多份民调都显示，回归以来，民怨民愤日益增长，市民对董建华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不满意的大为增加，对香港前景的信心感到悲观的人增加了几倍，这是人民眼睛雪亮的又一次证明和结果。

2002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