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为了加强其领导班子能力、挽救其日益下跌的民望，急急忙忙推出高官问责制。尽管官方宣称这是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政制改革，立法会议员不够时间去翻阅、研究政府所提交的资料，尽管这样重要的机制改建没有普遍征询全港市民的意见，立法会的盖章机器还是如命地依时完工，使得新班子能赶在7月1日国家主席来港为特首及这班高官加冠。

这批由董建华挑拣任命而组成的权力班子，只对他一人负责，而不必对全港市民和立法局负责，市民和立法局也不能制衡它。它吸纳了立法会两大党（民建联和自由党）的党魁及工联会领袖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及局长，使得他们在立法会内更驯顺地支持特首及其提出的政策和法案（特别是京官催促制定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与那些跟随北京的议员构成了立法会的稳定多数票，其他的不同意见议员无法加以制衡。这就把行政、立法等大权集中于特首一人手里，形成更不开放、更不开明、更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政府将来的施政错误过失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及损失（有如回归5年内所造成的），都要由香港市民承担。

民建联（加上它所领导的工联会力量）早已不讳言它要发展成为香港特区的执政党，这也是中共和北京中央政府的愿望，以便更忠诚地执行它们的意旨和政策。今天这两个领袖的入阁，就是具体达成这个愿望的第一步。不过，它们至今的发展是得助于以争取基层利益作为标榜，而它拥有非常丰裕的物质资源也使它能够多做些基层福利的工作，因而较多地吸收到会员。在入阁后，如果它与政府及上层社会亲密合作得太露骨，日益背离低下层市民的利益，则后者势将会抛弃它，以至反对它。德国绿党的政坛起落就是一个新例子：它在98年大选中取得47个议席，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但却不能影响其环保等政策，反而要为政府的施政失误负上责任，因而引起其支持者不满，所得支持票大跌。据报道，《明报》对于郑耀棠接受加入行会的邀请，工联会内部「存有意见」。这表示它内部是有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的。入阁后的逻辑发展将可能会扩大它内部的歧见，加阔它与其支持者及市民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分辨是非曲直，就好像上述德国人民对绿党的看法一样。

高官问责制的主要官员，必须由全港选民民主选出；而且，决不应该是对特首负责，而必须是对全港市民负责的。特首本人特别必须这样。反对把行政、立法等大权集中于他一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