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27年的联合反对派的经济建议
1926-27年的联合反对派主要地是左派反对派与（〔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支持的）围绕著齐诺维也夫和加米尼夫的团体结合的集团。其他反对派的团体、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成员也参加了这个集团。在经济政策的问题上，联合反对派采取了左派反对派的1926-27年的大多数判断审慎的分析和实际的建议。
联合反对派尖锐地批评国有部门积累率的低下（在工业方面比沙皇时代的某些时候还要低）。它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每年百分之四至九）太低了。它建议，工业化进度的增加和国有部门的较大投资应该由以下两个泉源来投资资金：向人口中较富部门征累进税和极力减少非生产性的费用，特别是在国家行政部门。
鉴于1980年代的反酗酒运动，今天的人会感到一些兴趣的是，联合反对派早就发起运动，反对因伏特加酒的国家专卖、公开提倡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它所用的论点预先说出了戈尔巴乔夫领导层在五十多年以后所用的论点：
伏特加酒由国家销售，原先是作为一个实验而引进的，而且附有条件，使所得的收入的主要部份用作工业化，特别是用来发展金属工业。事实上，由国家来销酒只会祸害工业。这个实验应该视为完全失败。由国家来销售伏特加酒，不但已经对私人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这在沙皇时代已是如此，而且主要是对国家部门有负面影响。<14>
旷工的增加、劣质的工作和浪费、对机器的损害、意外事故的增加、火灾、打架等等，每年都要浪费掉数以亿计的卢布。……废止伏特加酒的国家销售会自然而然地为工业化改善物质、文化的资源。<15>
1926-27年的联合反对派所建议的经济政策，既没有包括对货币——价格关系或市场机制的摈弃，又没有包括向“军事共产主义”或“指令经济”的过渡。恰恰相反，像1923年的左派反对派的政策一样，为了工人们的利益，为了更快速的、但决不是强制的工业化的利益，它是建基在使用这些机制上：
不去有系统地、有决心地降低生产成本和工业产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工业化的必要的加速是不可能的，不去适应世界市场的价格，它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发展我们的技术的基础结构、更好地回应工人群众需要的唯一方法。<16>
在新经济政策之下，敌对势力、富农、「耐普」人和官僚们的某种生长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力量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或经济压力来消灭之。在创立、实现新经济政策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国家中替资本主义关系创造了空间，而且在今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正确、考虑周到和有系统的工人阶级政策，依靠小农和与中农联盟，来与他们抗争，来战胜他们。<17>
联合反对派政纲的中心目标，是保卫苏联工人阶级的利益。读过这个政纲的人都会知道，相反的说法，一个到今天还有人作出的说法，只不过是诽谤而已。这个政纲详细地列出了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反对失业、反对实际工资的任何减少，主张立刻改善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反对官僚地误用合理化运动，主张工人真正地管制工资和工作规范，主张工会真正地独立于工厂领导层，主张保证工人有罢工权利。反对派要求决定性地增加工人参与经济的领导层。<18>这个政纲在以下的声明中，达到了高潮：
判断我们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进展的决定性因素，除了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主义成份优胜于资本主义成份之外，必须是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决定性的改进。<19>
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派从1929年到1933年的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当斯大林推行他向强制的乡村集团化和超高速的、不成比例的、浪费的工业化转变的时候，托洛茨基和大多数反对派人士都觉得非常不对。他们的看法是，这个冒险主义的路线会严重地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可以从《反对派公报》上引用许多文章。最重要的文件有托洛茨基1932年的文章《处于危险中的苏联经济》和赖可夫斯基在1929年至1931年之间发表的几篇文章。赖可夫斯基在他的《1930年的宣言》中写道：
完全集体化这个口号本身是最大的经济胡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新的财产形式只有在新的财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存在。……废除新经济政策和废除富农为一个阶级的政令是另一个经济愚行。……没有一个宪章或法令能够废除仍然在经济、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仍然围困著集体农场并且已经在其中运转的矛盾。忽视这个经济真理的尝试已经导致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密集的集体化是在违反党的纲领、违反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蔑视列宁对集体化、中农和新经济政策的最基本的警告的情况下发动的。……市场上食物产品数量的减少、物价的快速增加，引致实际工资的降低。……关于纪律的政令直接违反了1921年党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案。……〔伴随著这个政令的是〕社会主义竞赛的引进（所用的方法与在乡村中用来引进密集的集体化的方法相似）、工资率的减少、工作规范的增加……和工人阶级的法律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恶化。<20>
托洛茨基后来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个基本问题，在他的《处于危险中的苏联经济》一文中写道：
如果一个万能的头脑，那种设想它自己处于〔法国十八、十九世纪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拉普拉斯的科学想像力的头脑——一个能够同时记录自然和社会的所有过程、测量它们的运动的动力、预报它们的交互作用的结果的头脑——存在的话，这样一个头脑当然能够用推理制订一套没有错误的、详尽无遗的经济计划，从麦田的数目开始一直到一件背心的最后一个钮扣。官僚层常常以为它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头脑；那就是为什么它这么容易地摆脱了市场和苏维埃民主的控制。但是，事实上，官僚层在对它的精神资源的估计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无数的活生生的经济参与者，国家的私人的，集体的和个别的，不但必须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决定，而且必须利用供应和需求的直接压力，来宣称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相对力量。计划是通过市场来核对的，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市场本身的调节必须依靠由它的机制所激起的趋向。各个部门所提出的蓝图必须通过商业计算来证明它们的经济效力。不对卢布加以管制，过渡经济的制度是不可想像的。这个做法的先决条件是，卢布要与票面价值相等。没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单位，商业会计只会越来越混乱。……
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个要素的交互作用，过渡时期的经济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样做并不能保证在几年之内完全克服矛盾和不成比例（这是乌托邦！），但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它们（矛盾）的减少，而且通过这种减少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得以加强，直至新的、系统的革命扩阔社会主义计划的活动场所和重建这个制度。<21>
他在以下的文字中写得更清楚：
无产阶级实行的经济基础只有从这样的时刻开始才能算是完全得到保证，那就是，当国家不会被迫凭借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向大多数农民征收乡村产品的时候，那就是当农民们自愿地以必需份量的粮食和原料来供应国家以换取机械、工具和个人消费品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连同其他必要的国内、国际条件——集体化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22>
一年以后，托洛茨基在他的《苏联的计划经济：成功或是失败》（1933年9月7日）一文中更有系统地重复这个论点。<23>还有两个问题为托洛茨基所特别留意的：卢布的稳定和苏联经济的自给自足的问题。前一个问题，他认为，只有如果卢布建立在金本位上才能够达到。后一个问题他是反对的。这两个问题明显地是互相关连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如此地注重对外贸易的垄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是一回事；受世界市场的控制则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联合反对派的某些领导人和以后的左派反对派的某些领导人（普列奥勃拉仁斯基、皮亚塔科夫、拉狄克和斯米尔加）有著一个不同的观点。他们投降了斯大林，因为他们认为他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基本上代表对苏联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力量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24>对这个立场的辩护，逻辑地意味著他们不得不要与反对派决裂，一个投降，它的全部理论及经济的前提遭到了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其他领导人的谴责。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其他领导人认为官僚主义地作出计划的经济、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和冒险主义的工业化速度和巨大的不成比例（规划），代表了第三种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既不符合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符合工人和小农的利益，只符合正在苏联社会中巩固成为一个特殊阶层（caste）的官僚层的利益。因此，这个政策并不表示“用野蛮手段实现反对派的纲领”。
托洛茨基在1934-40年时期的经济政策
我们实在不需要详细地看看托洛茨基在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经济建议。基本上说来，这些建议是在1932年至1934年之间所主张的政策的延续。《被背叛的革命》的最后一章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那几段，今天读起来，很像期待看众多的苏联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自从戈尔巴乔夫推行开放政策（Glas
nost）以来在最近几年中一直在说的话：
然而，官僚层的权力及其独立性之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历史的因素强过于那些元帅，甚至强过共产党总书记。没有精密的计算，经济的合理化是谈不到的。计算，与官僚们的任性行为是不能相容的。恢复稳固的卢布，即一种不依赖于“领袖们”的卢布，这个需要是由底下的事实向官僚们提出来，即是：他们的专横的统治是一天比一天更厉害的与国家生产力发展相冲突了，——恰像当初君主专制政体与资产阶级市场发展不能调和一样。社会各阶层份子为争取全国收入分配之斗争，有了货币计算之后，一定要现出更明显的性质。工资数额问题，在食物券制度之下，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现在对于工人们则是没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了。随此问题而起的，还有工会问题。由上头委派工会办事人制度，注定要遭遇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反抗。不仅如此，在计件工资制下，工厂经营是否完善，也是与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斯塔罕诺夫份子愈闹愈凶的指责生产组织上之错误。官僚们任用私人充当经理、工程师等的习惯，愈来愈令人难于忍受了。协作社和国营商店，比前更加要依赖于购买者。集体农场和个别农户，现在懂得将他们对国家的交易以数字表示出来。他们渐渐不能容忍上头委派他们领袖的办法，这些领袖，除了与当地官僚关系密切之外，往往别无所能。最后，卢布又能投射光明于最神秘的境界，即是官僚们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收入方面。如此，在一个政治上受扼勒国家里面，货币流通成为一种重要的杠杆来发动反对的势力了，而且预告所谓“开明”专制之结局即将开始了。
工业之增长和农业之归入国家计划，使得领袖们的职务十分繁难起来，而且提出了品质问题；正在此时，官僚主义反而摧残了创意力和责任感，无此二者即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品质进步可言的。官僚主义的毒疮在大工业方面也许不十分明显，但轻工业、食品工业、集体农场、地方小工业，连著协作社，总而言之，即最与人民相接近的那些经济部门，都染遍这种毒疮了。
苏维埃官僚份子的进步作用，祇在这个时期内，此时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之原素输入于苏联。借用、模仿、移植和接种的初步工作，是在革命所安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此，在此时期是谈不到技术科学或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由官僚下个命令，固然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进入于品质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苏维埃的生产品，好像烙上了粗制滥造的印章。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有一种民主主义，要求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畏惧、说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品质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更巨大的问题，此问题可以包括在技术文化独立创造的观念之内。古代哲学家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冲突，便创造不出新价值来。固然，革命的专政，其真正本质是严厉限制自由。但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革命时代永不会直接助长文化的创造；祇是做些清除道路的工作而已。无产阶级专政若是愈加停止其为专政，则其贡献于人类天才活动范围也愈广大。社会主义文化之繁荣一定是与国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简单的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中，已经包含有苏联现行政制之死刑判决书了。苏维埃民主制并非抽象的政治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却已成为苏联的生死需要之问题了。<25>
无疑地，托洛茨基对“反对力量动员”的节拍预示得并不准确。他低估了恐怖行动的非政治化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恐惧和微粒化。但是，在这段刚刚引过的文句中，长期的发展倾向却被精确地、预言式地描述了。六十年之后，这个分析需要增添的地方的确很少。它读起来就是对苏联的制度性危机的描写。这个危机今天是人人皆知了。
（未完待续）
第四章注释：
<14> 从《联合反对派的政纲》上来的这里引的都来自Ulf Wolter所编的五大卷的德文版反对派文件集《苏联的左派反对派1923-1928年》柏林1976年。这一引句来自第五卷，第345、385页。
<15> 出处同上，第586-587页。
<16> 出处同上，第474页。
<17> 出处同上，第336-337页。
<18> 出处同上，第349-359页。
<19> 出处同上，第344-345
<20> 见赖可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的《苏联反对派文选1923-1930年》，伦敦1980年，第167-8页。
<21> 《处于危险中的苏联经济》（1932年10月22日），在《托洛茨基文集1932年》，纽约1973年，第273-5页。
<22> 出处同上，第271页。
<23> 《苏联的计划经济：成功或是失败》（1933年9月7日），在《托洛茨基文集补篇1929-1933年》，纽约1977年，第292-3、296-7页。
<24> 伊萨克．多依彻把苏联从1928年到1932年的社会、经济改变描述为“第三次革命”。
<25> 《被背叛的革命》，纽约1972年，第294-6页。〔中译文录自何伟译的该书，春燕出版社印行，第23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