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九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以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民生权益、反对官僚专横及贪污腐败的斗争，仍然在艰苦不屈、时起时伏地坚持著。特别是今年3月以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涌起了工人的罢工游行示威（有些更高达几万、持续多时），广大群众上访请愿抗议，以及农民集体街头示威、抗议税负沉重、官员贪污，等等：

而富有意义的是，大庆和辽阳等地工人吸取了八九民运工人组织独立于官方工会的自治联合会的经验，继承了后者的斗争传统，今天在抗争中也成立了「临时工会委员会」等名称的组织，领导斗争，各厂职工选出代表互相连系，要求人大批准人权公约中「组织独立工会」的条款，等等，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工农大众之奋起抗争，完全是由于中共的官僚专制政权和错误政策措施所造成的。它剥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和选举、罢免公职人员的民主权利，以致各级官僚得以贪污腐败、专横独断，实施损害工农市民权益的政策，使广大人民生活困苦，怨声载道。例如，它廿多年来实行全面走资本主义道路，为追逐利润，以工人为牺牲品，大力裁员减薪，以致工人下岗失业的越来越多，许多工人的欠薪和遣散费等又久拖未付，使他们全家生活更加陷于困境，沦为赤贫者。这是近来大庆油田、辽阳市等地工人不断起来抗争，以争取应得利益和复工权的直接原因。这许多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清楚显现出中共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中共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也再次证明十三年前八九民运反对中共官僚及其特权，实是客观的迫切需要。

八九民运另一个斗争目标是清除官僚贪污腐败。而六四镇压使这个目标未能达成，以致十三年来，中共的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普遍而严重。最近，中国社会上揭破中共口头上反腐败的「普遍说法是：腐败越反越大，越反越多、越反越严重」。这又证明八九民运反贪污腐败斗争目标的正确，是社会进步发展所必需，而中共的镇压则是极端反动的。

但祇要上述的中国人民需要（亦即八九民运所要争取的任务）一日未能达成，则人民的抗争仍会不断地持续。特别是，由于中共向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大肆让步，极力讨好，尤其是在入世之后，使工人、农民利益备受损害，更多国企倒闭或裁员，失业工人日益剧增；农民的农副产品敌不过外国涌入的廉价货，被迫贱卖求售，收入更为减少，贫困户增加，由此造成社会日益分化，贫富日益悬殊，民间怨愤日益深重，这些在不久将来势会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争。

在八九民运期间，全港市民热情支援大陆的民运，约占全港人口两成的市民曾上街参加百万人大游行，以后每年的六四期间，港人都举行游行、集会，在香港回归后，香港便成为北京中央政府统治的全国领土内唯一能够公开举行纪念六四的地方。香港特区政府为要收紧港人的游行集会等自由，最近高姿态拘捕四五行动成员梁国雄、专上学联负责人冯家强、卢伟明3人，控以3个多月前未经申请而举行游行、违反《公安条例》罪，便是这种政治性意图的其中一项表现。另一项剥夺港人游行集会自由的新措施，就是把政府总部外的空地划为请愿及公众集会的禁区，以图取消市民和支联会惯常在该处集会、请愿的权利。但在支联会的反对和上诉后，上诉委员会推翻了当局此项决定，批准支联会可以继续在该处举行六四集会，而其他市民的集会、请愿也将会同样有此权利。这是支联会和港人的一次胜利，打击了当局意图限制自由集会的无理决定，激励了港人以至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

在纪念六四屠杀十三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需再接再厉地发扬八九民运战士的英勇斗争精神，配合大陆工农群众此起彼伏的斗争，为争取实现以下的目标而努力：

● 平反六四，恢复被污蔑了的民运及其战士的名誉，释放所有系狱的民运战士和不同政见者，赔偿当时遇难者和受害者的损失，清算进行镇压的领导人的罪责；

● 实行彻底的政治民主改革，废除极权的一党独裁，取消官僚的政治、经济特权，发挥人民力量去肃清贪污腐败，全体人民充分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自由权利；

● 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复辟，反对牺牲工农大众利益的「入世」政策；

● 实现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人人自由、平等，各尽所能地充分就业；揭破中共的假社会主义。

200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