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主控的中共十六大
张开
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江泽民所作的政治报告。继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大赞这个报告是中共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指导思想。在江泽民直接领导起草的报告中,把他去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写了进去,又写进了经16大修改后的党章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等驾齐驱,以显出江这个思想的同等重要性,希图以此确立江泽民的同样重要历史地位,又一次表现出中共制造个人崇拜的传统做法。
13年来的「工作成绩」
关于「三个代表」这种思想,最初是江泽民在去年7月1日的建党80周年讲话中提出的。他要中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笔者曾对它加以评论(题为《评江泽民的建党80周年讲话》,刊于《十月评论》总第206期内),并举出许多重大事例,证明中共实际上是与江所宣称要代表的事完全相背离的;江说中共要代表它们,只是「美丽的谎言」。他所指的「先进生产力」,照理应该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先进文化也不应是指资本主义的文化。但他掌政10多年期间的所作所为,都是日益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的。
他「提议」在报告中加强对13年来工作成绩的论述。因此,报告力陈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到9.59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由世界第10位跃居第6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所谓「总体」,就是指「事物的全部、整体」。<1>因此,上引江这句断语的意思应该是:中国全部(或整体)人民的生活都已经不祇是温饱,而且已进入小康的水平了。国家计委主任曾炎培解释,中国虽然实现小康,但属于低水平的小康,在2000年时,中国人均GDP为800美元,而中等发达国家的则为2000美元。尽管两者相差如此大,中国官方仍自认中国已达到小康水平。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
虽然朱镕基最近仍在公开劝告官方的统计数字不要造假,反映出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但现在,姑且不论上述官方的GDP数字有多少浮夸成份(「水份」),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却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建基于社会主义民主之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因而也必然带来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弊病:各企业主及其管理人员单只为?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而生产,却不是为?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的。因此,生产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时常会有生产过剩,停产关厂,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贫穷人口增加,并趋于赤贫化,加剧社会分化、贫富悬殊。江泽民主政以来的13年,便加剧了这样的恶果:
——失业人数日益大增。多年以前,官方还在坚持「待业」者数字远比民间及专家估计的为少。到今年3月,曾炎培向人大会议报告,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失业人数685万,加上国企下岗职工515万人,总量为1200万人左右。在16大记者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宣称,目前(9月底为止)登记失业人口达752万人,失业率为3.9%(他承认这个数字没有包括下岗职工600多万人)。但朱镕基却在此前外访时指出,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为7%。<2>而张左己还表示,随?中国加快没落的国营工业的破产程序,失业问题势将恶化。<3>曾炎培在上述的记者会上也说:「现时尚有下岗工人待在就业中心,未能就业,加上每年学校毕业投入就业市场的1千万人,以及农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大陆失业问题确实很严重。<4>据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表示,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大概在15%到20%,这还不包括农村将近1亿的潜在失业人口。「中国的失业率是全世界最严重的。」<5>「有专家估计,未来几年内,中国失业人数将达到3亿之众。」<6>
——收入差距及贫富悬殊日益扩大。香港《文汇报》引述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坚尼系数逐渐扩大;截至2000年,全国的坚尼系数为0.417,不仅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引自10月7日《苹果日报》)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对8个省市近4千户家庭抽样调查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45%,其余80%的家庭则占53.6%。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财产达22.8万元。<7>
——城乡居民收入悬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3比1(官方数字是:全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农民收入为2366元);而应为5比1,甚至6比1。去年一名农民每月的真正货币收入仅120元人民币。<8>这即是说,真正年收入不到1500元,远低于上引的2366元。如果以10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都逾1万元人民币计(深圳更高近2.4万元),差距就更大。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字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它的资料表明,至01年,东部地区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为57.8%,中部为27.9%,西部地区仅为14.3%。<9>这显示,东部与西部的差距为4比1。而江泽民的报告则说,在200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400美元,西部地区则为800美元。这两者的差距是1.75比1,西部地区的人口为3.6亿左右,占全国人口近30%,即使按人均计算的GDP的结果会有些不同,但上引官方的两种数字,也不应相差如此之大。到底是江泽民说的还是国统局公布的何者较接近真实呢?官方对此是必须向人民交待的。
——农民收入逐年减少。官方资料显示,自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苛捐杂税摊派负担则难以大为减轻。中国入世贸后外国农产品廉价倾销,和中国政府减少对农民的补助,更大大影响农民的收入。
据《信报》驻京记者任慧文报道:「当今生活在农村的7、8亿农民中,约有一半过?清贫的生活,构成一支不受约束、极不稳定的贫困大军。」<10>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涌向城市找工作,但城市工人失业者多,又被迫要被遣回农村。「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共长期的政策措施所造成,江泽民执政以后即使推行费改税,也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的困难问题的。
上述各种实际情况表明,中国今天仍有颇大百分比的人民生活在穷困之中,并没有像江泽民所夸称的已进入薄有资财、可安然无忧地度日的小康境地。
江泽民在他的报告中也被迫勉强承认上述的部份问题存在,但却尽量含糊其辞,力图减轻其严重性。他如此描述:「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农民和城镇部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他不愿客观地面对上述诸问题,表明他也不愿认真加以解决。
政治改革持续倒退
江泽民主政的13年,是政治民主改革不断倒退的13年。他取代了赵紫阳党总书记职位、随同李鹏压平了八九民运,更兼掌了国家主席、两个中央军委会主席的大权,逐步形成了个人专权独断、容不得民主开放的政治局面;所有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士都被压了下去,中国民主党、法轮功等组织被取缔,其中许多成员都被投入牢狱;有些著名的民运、人权活动分子,则被当作北京与外国统治者政治交换的筹码,强迫放逐到外国去,除却了后顾之忧,以图使得中国重新变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近几年来,大量工人被辞退或「下岗」失业,他们为了争取应得权益,被迫起来示威、集会、抗议,或者到政府机关请愿,都被压了下去;有些工人代表(例如辽宁铁合金厂的多名代表)更被拘禁,以莫须有罪名判处徒刑。流亡海外的杨建利,在重回中国后却遭拘捕;王炳章则在越南旅行时被十多人「绑架」回国,后来便被当局正式拘捕控告;在16大前夜,各地一批民运人士又被拘禁;在16大开幕头两天,在天安门广场带?传单的几位人士也被没收传单和带走……所有这些举之不尽的反民主事例,都是在江泽民13年来掌权、领导之下发生的,表现了他的保守、倒退特色。
尽管这些事实俱在,任人皆知,但江泽民的报告仍大笔吹嘘他执政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主法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但他却没有同时举出任何事例去支持这些吹牛说法。实际上,不要说比资本主义民主多无数倍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从未出现,即连资本主义社会也容许存有的起码民主自由人权,也给中共的一党专政所扼杀了。
倚重企业家
中共一方面对工、农分子和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人士是如此敌视、打压;另方面又对新生的社会中上阶级、阶层大加优待:这个报告提出,「民营」、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
这就是为正式承认私有财产完全合法作出辩解,指导全国人大讨论通过进一步保护私有财产的《护权法》。
中国1988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产和其他合法财产所有权。国家亦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在确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承认私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不过,现行法律中还没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文保护。这使得企业家、有巨富者不敢公开自己的大量资产。上引16大的报告,对此疑虑提出了明确的保证。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透露,16大提出「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市场准入」,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二是提供融资便利;三是解决不合理的税费负担。这些措施将大大加快民企的发展、壮大。
公开改变中共的阶级性质
整篇报告多次只提「社会阶层」,而不用「阶级」这个词,反映出他们不认为中国有资本家等阶级存在,从而意味他们已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基本理论(最有名的是《共产党宣言》开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为了替它的修正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创新」辩护,报告搬出如下的论点,暗示所有不合中共目前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都应该加以抛弃:「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它甚至公然改变中共党章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传统规定,而谎称「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后一种「先锋队」的提法是以前没有过的。
于是,它在后来便提出:「要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个提议自然也被16大采纳并被写进新党章内,而加上「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可申请入党。这里所说的「其他社会阶层」,就包括「私营企业主」、资本家。这也就是它对中共的性质不动声色地加上「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主要用意所在。
吸收私营资本家等「社会阶层」入党的主张,在江泽民去年的「7.1」讲话中已经提出,而且实际上已经实行了。这次再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只是要正式由全国党代大通过,并写入党章内。这标志出中共已经不但早在实际上、而且也在规章上背弃工人阶级,而转变成中产阶级的代表了。
转变的原因
上述的重大转变,原因之一是私营经济在中国发展迅猛,已成为经济重要组成部份。《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指出,私营企业近年在中国国民经济比重中占了3分之1。<11>以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为例,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有私营企业近22万家,雇工2百多万人,其中有今年1-9月新增的4.3万多家,单是7-9月便增加了2万多家,<12>可见新增势头的迅速。江苏省民企的发展也较快(私企有24万家),非国有经济现已占了该省经济的41.7%,国有和集体经济则占58.3%;预计今年全省的GDP可达到1万亿元,人均GDP1万4千元。在该省的68名16大代表中,「私营企业家」便有10多名,<13>这正是私营经济实力大增的结果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党员干部已经普遍地从经济发展中大获私利,中共党员有36万人已成为民企老板(私营资本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入党,或者长期保留中共党籍,「下海」营商后没有放弃党籍;也有一些民企老板为了入党,将企业转归配偶或家人名下,自己则以雇员身份入党。<14>
出席16大的代表席位,和选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名额,都显示出中共对企业家们的开放和器重。在出席代表中,有不少是「私营企业」资本家,他们藉?党员干部的特殊优越条件,许多人都已拥有巨大的个人财富,例如,江苏、重庆、广东等有多名党员「企业家」都拥有几亿至10多亿(港元计),曾任中共张家港市委书记的沈文荣,就拥有12亿港元个人资产。<15>
在选出的新领导层成员中,中石化国企董事长李毅中获任为中央委员,9名国企领导人获选为候补中委;另有非传统国企的TCL国际董事长李东生,则晋身中央纪委,他持有该国企的9%股权,间接持有的股权值3.58亿元。<16>
在16大的中委会158名候补委员中,有15名企业家,其中「有集体所有制民营企业春兰集团和国企股份化后的海尔集团两大民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张瑞敏」。<17>
他们能够参与中共的新领导层,将可在决策上发挥影响力,争取企业、尤其是民企私企的权益,以政治权力来巩固其经济实力。
在有产阶级在中国日益崛起、资本势力日益膨大后,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中共干部与资本家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贪污腐败情况也会更加严重。但江泽民的《报告》对于这个人民非常不满的贪污腐败问题,只是简略地重弹过去的旧调,并没有提出彻底有效地肃清贪污腐败的新办法。中央纪律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即使换了大部份成员,也将会「肃规曹随」,不能真正地「从源头、体制、机制上反腐」,因为,各级干部依然享有政经特权,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弹劾,以至撤换。这样的旧制度、旧体制,正是贪污腐化的源头、温床,16大所通过的报告对这些并没有作出任何重要改变的决定。
江泽民仍握有最大实权
江泽民在16大上宣称:中共已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大概他所根据的主要表现是16大选出了9名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原任的6名常委都不再续任而退了下来。从法理形式上看,6名旧常委是交出席位了,但如果不是由于在派系权力斗争中被更强大对手斗垮而退下(例如,李瑞环可能因据说与江有歧见而不和),则离职的元老仍会保有其影响力,过问日后的党政大事。特别是江泽民,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占绝对优势」、「上下左右都可看到江的人」(见《信报》题为《胡锦涛上位而未掌权》的社评和引用大陆一位人士的描述),更使他成为「垂帘听政」的「太上皇」。
江泽民仍握有最高的权力,也可反映在如下事实中:在16大闭幕后的官方排名中,他仍列第1位,在胡锦涛前面,这与以前胡耀邦、赵紫阳出任总书记时邓小平排第二位不同;在官方传媒的并列照片中,他比胡锦涛占的位置更大很多;他依然以最高领导人的态势公开露面,出场时走在胡前面;以前报道常见的在党中央前面加上的「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惯用语,则改称为「在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暗示出胡仍未取代江成为「核心」。特别重要的是,江续任中央军委会主席一职,握有「枪指挥党」的实际大权。这些都表明他自己实在没有做到「新老交替」。
而明显表现出来的是军方将领的表态。在江续任消息宣布后,全军立即响应说:「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把党中央同中央军委等量齐观。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更在《求是》刊文明白地表示: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会主席,是中共「作出的重大政治选择,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和推进军队建设的政治保证」;并且强调「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江主席的指挥。」这些都意味江仍继续拥有无上指挥权,将很少可能在03年3月辞去两个军委会主席职位。
总观16大的结果,是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倒退、不民主,理论上更多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经济上更向右倾和资本主义化,社会上更加阶级分化、贫富悬殊、资产阶级壮大,中共性质上更中产阶级化。官方宣传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是高层派系权力斗争中暂时协调的大会,更是江泽民主张胜利的大会!
2002年12月10日
注释:
<1>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对「总体」的解释。
<2> 02年11月12日《信报》。
<3> 11月13日《文汇报》。
<4> 同注<2>。
<5> 10月17日《香港经济日报》。
<6> 11月16日《星岛日报》。
<7> 10月1日《文汇报》刊载《北京青年报》报道。
<8> 10月22日《明报》中国经济版报道。
<9> 10月8日《信报》。
<10> 10月18日《信报》。
<11> 11月12日《苹果日报》。
<12> 11月7日《文汇报》。
<13> 11月11日《信报》。
<14> 11月11日《明报》。
<15> 11月6日《明报》。
<16> 11月15日《经济日报》。
<17> 11月1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