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间，阿根廷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运动，要求解决国家面临的困难问题：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的经济衰退，货币贬值，物价高涨，生活水平下降，失业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等等。真的，阿根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贫苦群众有许多账要同政治家和投机商清算。在严重失控的社会动乱中，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仍不能使愤怒的广大群众和工人阶级平静下来。因为那些贪官和投机商在过去的年月里盗窃了大量的人民和国家财富。

在过去的三年里，阿根廷即已陷入经济衰退之中。今日的困境是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艰辛的历程。

半个世纪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可比得上西欧国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目前的状况正好是一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能力保证经济的平衡发展。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鼓吹者断言：允许资产阶级赚更多的钱，不要限制，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使每个人都有工做，并提高生活水平。但事实正好与这种说教相反。阿根廷的历史就是明证。

依附帝国主义的经济

从1816年起，阿根廷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最初的五十年间，它同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一样，具有开拓的精神。但，与这三个国家不同，阿根廷从过去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依赖性和落后性，却不能使它成为富裕的国家。

正如80多年前列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的，帝国主义时期不仅有帝国主义强国和殖民地国家，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著。」列宁这一论点，就是以阿根廷为例子来说明的。

随著独立而来的全面自由贸易，使国家的商业和金融业开始得到发展，而在19世纪中叶阿根廷开始进入世界市场时，发展更为迅速。欧洲的工业国家可以从拥有大量土地的阿根廷进口粮食了。而这个国家却缺少劳动力——特别缺少现代技术的大规模运输和粮食储藏设备。阿根廷有1200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可以供应小麦、亚麻、牛和羊毛给全世界。

阿根廷对来自欧洲工业产品开放市场。它要求外国资本发展它所需要的基础建设作为回报。1913年，外国在阿根廷投资的总数的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用于铁路，三分之一用于国家债券，其余用于公共服务、贸易和财政金融。1914年，在平帕（Pampa）草原中央区的肥沃土地上，修起34,000公里密如蛛网的铁路，可与美国相比。但，这些铁路网是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同其他国家联结起来设计的，而不是同本国其他城市联结起来。在1870-1934年间，有400万移民进入阿根廷，其中70%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

在1910-1920年，阿根廷的出口情况如下：小麦和油籽45%，肉类24%，羊毛13%，皮革6%。这个数字大约保持了60年之久。阿根廷的主要顾客是法兰西人，比利时人，英国人。他们控制阿根廷进口的35%。

帝国主义列强并不想让阿根廷从他们的技术中获得利益。阿根廷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土地制度。尽管掠夺（或屠杀）原住民印第安民族一直延续到1880年，土地一直是在少数大土地所有者的掌握之中。他们拥有25万英亩以上的地产用于放牧，而传统农业祇占很少一部份。在1914年，从事农业的人口祇占总人口的24%。由于国家有限的工业，使外国移民得以迫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手工业陷于绝境。

1929年的大萧条使情况有所改变。它导致国家出口减缩，进口贸易减少了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本国工业的发展。但在1930年至1950年间建立起来的工业，都是生产供少数特权阶级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原先是由外国进口供给的。而其他方面的工业如纺织、食品、烟叶、皮革、转型机械和原油的投资则受到了限制。

二战后，欧洲的困难经济状况引起世界物价飞涨。这使得1945年以后的贝隆政权得以筹划大幅度增加贫苦阶层的消费来换取社会的和平。从1946年至1949年，在国家收益中，工资所占比例由37%增加到47%。

贝隆主义的「劳工联合会」（CGT）

在1945-1955年间，贝隆当政。在此期间，阿根廷劳工联合会（简称CGT）是贝隆主义党的主要支柱。贝隆政权是一个邦拿巴主义政权。它的基础建立在军人、大公司、老板、工会的联合力量之上。贝隆本人就是一个高级军官。这个政权强而有力。它决心直接干预经济，并摆脱英国的控制。它推行一项旨在使工会并入国家机构，把阶级合作政策制度化，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个政权的特点：一方面借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联合政府形式，另方面也具有30年代墨西哥总统卡登纳斯激进民族主义政策的色彩。这种国家的真正面貌可以从墨西哥革命所采取的把工会并入国家机构，使军队和工人阶级支持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的政策中显现出来。托洛茨基对这种邦拿巴政权的性质作了如下的评说：

「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外国资本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相对来说较为软弱，这造成了一种特殊状态，政府必须在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相对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之间架设沟通桥梁。这样，政府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的邦拿巴主义的性质。可以这样说，这个政府是高踞于阶级之上。它可以作为外国资本的工具，把无产阶级置于军事独裁的锁练之下；也可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争取更多的让步，从而使自己对外国资本取得一定的自由来进行统治。」

在阿根廷，贝隆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也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两者都乐意摆脱英国的控制。贝隆以煽动性的语言对无产阶级讲到关于社会革命的话：「我打算改善生活水平，保护全体工人甚至最贫困的人免遭资本的剥削。」这些花言巧语伴有民族语言的特色。他说：「我们播下种子，必定会绽开自由祖国之花。祖国的主权绝不出卖。」而当他对老板们讲话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意图讲得很明白，他说：「相信工人的工联主义对雇主是有害的，这是极严重的错误。相反，它是帮助雇主避免同工人斗争的最好组织。」他强调说：「人们都说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你们永远找不到一位比我更有决心去捍卫资本主义的人了。因为我知道捍卫经理们、工业家们和商人的利益，就是捍卫国家的最高利益。」

阿根廷在二战后出现的特别令人称道的局面是由于推行了保证较高水平的工资政策，使得贝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个政策的标志就是一年有十三个月的工资。对此，直到今天，工人阶级还念念不忘。贝隆主义的劳工联合会（CGT）成了国家机构。直到1947年，外币盈余使政府能够保证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为培养羽毛丰满的工会官僚提供资金。那些反对新政权的，支持共产党的工人被排除在劳工联合会年会和各分会的会议之外。在1946-49年间，有几百起工人纠纷被宣告为非法遭到镇压。《战士》报分社遭到解散。劳联会招募暴徒去袭击罢工工人竟然毫无愧色。那些拒绝参加劳联会的工人运动积极份子受到拷打折磨，甚至被杀害。

劳联会官僚与贝隆

1955年，隆纳迪将军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贝隆政权，贝隆逃亡到西班牙。隆纳迪得到美帝的支持。美帝不欣赏贝隆的独立政策。由此劳联会变成了一个更加庞大和松散的组织，它把各种不同倾向都结合在一起。其中贝隆主义者仍然占著主要的地位，有62个组织。共产党有10个组织。随著贝隆的倒台，他的政党（正义党）被取缔。在后来的20年间，贝隆主义者作为反对派，一直用劳联会作为自己主要的喉舌。

劳联会的领袖们在贝隆流亡期间，为了争取贝隆的支持而彼此进行斗争。因为贝隆在阿根廷工人阶级的心目中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式的人物，谁得到他的支持，谁就能保有权力。

贝隆主义运动作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在1955-73年间，轮番登上权力宝座的所有军事独裁者和选举产生的总统都不能不考虑到它。

60年代后的经济状况

在60年代以后，阿根廷的工业化扩展到新的领域：化工、重型机械和钢铁及汽车制造业，每年以8.6%的速度发展。但大部份投资都来自外国：汽车制造占97%，电子工业占70%。而一直是国家收益最大的唯一源泉的农业，却保持著古老的生产方法。1960年每亩土地使用的化肥仅是美国的1%！而农村人口却从1949年占总数的29%下降到1970年的20%。在随后的20年间，农业生产恢复到先前的水平，但却付出了开垦荒地的巨大代价。1928年，阿根廷农产品出口占全世界出口农产品的3%，而1980年下降到0.4%。

在1959-1969年的十年当中，阿根廷的许多公司都同外国的跨国公司紧密联结一起了。在1969年，这些公司占有全部工业资本的80%。在1955年至1976年间，历届政府都呼吁保卫国家经济利益。但它们不敢得罪本国的资本家，更不敢同外国大公司对抗。

经济崩溃

1969年工人阶级在科多帕的起义标志著一个群众性激进化时期的开始。这使阿根廷的资产阶级让贝隆再次回到权力宝座上来（贝隆在1973年6月回国，同年9月再次当选为总统）。但贝隆这一次祈望用几片饼干来换取工人阶级的支持是失灵了。他祈望减少工人对劳联会的怀疑。但在1973年至1976年间，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一直在保持高涨的时候，劳联会官僚的政策同贝隆主义的右派和极右派的政策却是一模一样的。在1976-1983年间，曾有过两次军事政变，先是维地拉将军的军事独裁，后又有更坏的加尔梯利将军的政变。军事独裁给国家造成巨大的创伤，付出的生命代价，据统计就有三万人「失踪」。「失踪」者的母亲们直到今天还坚持提出公开的抗议，要求知道她们失去了的儿女命运的真相。而政治家们，包括激进主义者和贝隆主义者，却要保护那些造成生命损失的责任人，即军事政变时期担任领导的许多军方干部，免于被控犯罪而受到刑事惩罚。至于军事独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非常沉重的。

1976年维地拉军事政变集团要建立「自由市场」，撤销了国家经济机构，取消肉类和小麦的专卖，把大部份的出口让给了私商，增加农业（大土地所有者）的补助金。免除进口关税使本国工业处境困难。由于实际工资的降低，制造工业产品的消费下降了。如汽车销售下降1/3。生产投资减少了，多数资本转向金融投机。

军事独裁政权是靠发展金融和银行业来维持的。冻结工资并未能阻止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减速。与1974年相比，1977年购买力下降了60%。

到了1983年，经历长期军事独裁统治之后，罗尔．阿尔丰辛（R. Alfonsin）当选总统时，经济状况已陷于通货膨胀、严重的衰退和巨额外债的绝境之中。

阿尔丰辛背著国际货币基金会采取一套经济计划，即有名的「南方计划」（Austral Plan）。但完全没有用处。在1984年，把国家的公积金全部用于偿还外债。但外债却以大于50%在增加。在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货币与美元的比值已降至1/50。利率高企使投资下降。1989年工业生产低于1974年。工资下降28%，为1945年以来平均数的35%，失业率达到15%。

实行私有化

1989年7月，贝隆主义者卡洛斯．梅涅姆当选总统。这时在全国三千万人口中有900万穷人。他加快国有公司私有化步骤。取消国家计划，国家控制小麦、肉类和酒类市场的各部门予以解散，个人出口贸易活动得到特别的优待。在社会方面，政府撤销了所有关于工资的谈判。

私有化的结果是富者愈富。由于裁员和停产，造成大量失业。整个社会各阶层陷于贫困境地——包括领取退休金的人，小学教师，政府机构的小官员。

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罗（军事独裁时期的前中央银行主席）以固定阿根廷货币对美元的比率来降低通货膨胀，收到一定效果（由1989年的49.33%下降到1990年的13.55%），这使梅涅姆赢得再次当选总统。但在他第二任期中，国家的经济和债务比以前更为恶化了。

部长换了，困难依旧

1999年，另一位激进主义者费尔南德．德拉．鲁阿当选总统。在他任期的两年中，换了三个经济部长。每一次更换都推出新的紧缩经济政策来代替前任的政策。第一次政府雇员的工薪削减了8-24%，然后又削减13%。这第二次削减范围扩大到250万领取退休金的人。他们的消费每月是300比索以上。

但这些计划并不能使卡死了的经济得到松绑。在2001年末，外债已增加了三倍。公债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现在的经济完全依靠世界的银行老板的贷款来支持。唯一能够解脱经济困境的理智的措施就是暂时停止偿还所有的债务。面对那么多的外国和本国的资本集团，德拉．鲁阿没政治魄力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

工业状况坏透了。经济衰退如此严重，在过去的一年里，汽车工业仅生产18万部，还不及生产能力的1/4。机器制造、纺织业，仅仅一个月，生产下降了20%。阿根廷经济竞争力已从世界的53位下降到75位。

工人阶级愤怒了

工业生产的下降带来了失业。从2000年10月起，发生了失业者一连串不断的抗议示威。他们的战斗行动得到青年、极左份子、工会积极份子的支持，也得到基督教会的支持。反饥饿游行示威组织起来了。

作为90年代的标准，这些激烈的斗争接著一系列的起义和战斗，大多发生在失业者、临时工和省市的公共部门的雇员中间。他们由于梅涅姆推行的政策的打击，境况很糟糕。第一次起义发生在1993年在圣地亚哥的埃斯特罗。那里的政府雇员袭击一座公共建筑物，抗议三个月没发工资。在1995至97年间，同样的起义发生在里奥尼格罗、内乌肯、萨尔塔及其他等地方，都构筑了街垒。有的起义者被杀害，许多积极份子被逮捕。警察签发的逮捕令达1800人。

在此期间，梅涅姆所采取的措施，引起劳联会内部各集团相当大的反抗。贝隆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联盟，分裂为三个组织，其中两个仍保留劳联会的名称，另一个则称做CTA。

CTA是一个小的联盟组织，由维克多．德．格纳罗领导。这个联盟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政府雇员联合会（ATE），和公立教师公会（CTERA）。CTA自称不受任何政治约束。事实上，它接近弗里帕苏领导的中间偏左的小党。这个党随后是德拉．鲁阿联合政府的一部份。

由罗多福．戴尔领导的CGT的一翼，是由CGT官僚的一部份人组成。这一翼CGT在答应德拉．鲁阿的要求之后保持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由胡戈．莫雅努领导的CGT，包括有轨电车工人工会和货车司机工会。这个组织最接近工人反对梅涅姆政策的观点。

2001年的整个夏天，遍及全国的失业者试图激发起全国性的运动。但他们祇依靠自己的激进行动，而没有同在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而正是在业的工人才拥有对资本家阶级施加压力的有效方法。

上述的三个工会联盟体现了巨大的力量。在新近的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示威中，他们动员了大批群众到街上去，比失业者组织的抗议示威群众还要多。两个CGT组织的领导者不愿意同失业者联合起来斗争。他们拒绝从整个工人阶级的需要来考虑问题。它们虽然有反对政府的共同利益，但在权力出现真空时，它们都不愿让工人阶级填补这个权力真空。

社会动乱已经持续数月之久，工人阶级十分不满。许多工人意识到需要有一个真正的战斗纲领使在业的和失业的工人结成一个整体，对当前的局势提出共同的答案。如果出现这一情况，工人阶级一定会认识到，不管是贝隆主义的，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政党，对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帮助。他们也要学习区分在天主教会中，在政治家当中和在工会官僚中，谁才是真正关怀穷人的处境的。

要找到前进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唯一的就是斗争。祇有在斗争中把工人阶级的各团体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才能摆脱国家的沉重债务和阿根廷资产阶级的贪婪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