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下）

大企业与法西斯主义

将政权移交给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方案一直在资产阶级份子中引起不和及怀疑。它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运作。这个区分是与资产阶级内部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分层相称的。我们可以定出这样一个命题：直接制造大众消费品的那些部门比较不太愿意公开支持、资助法西斯份子夺取政权，而大的、重工业和制造军火和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则比较愿意考虑这样一个步骤。

属于后一集团的，在德国有：大化学工业，特别是IG-Farben，钢铁及矿冶公司，大多数的大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但是电器、纺织及制衣工业等属于前一集团。＜１９＞虽然这个命题有时被应用得太机械，但是它有单凭经验的强烈依据。不同的政治目标局部地被不同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绅士俱乐部（Herrenklub）在提名希特勒为国家总理的事件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众所周知的。奥斯蒂弗丑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２０＞

但是比这个事态的──区域性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关于以下这个可能性在政治判断上的分歧：为了大企业的利益真正控制这个明显是军事冒险家的希特勒的可能性。有些人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则不。在巴本胡根堡周围的保守派、甚至以后的无所不包的中央党都相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判断显然是错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的整个历史，一直是以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这个历史性分歧──从法国大革命、如果不是从更早时期开始即有的分歧为特征的。在这个分化过程中，由于各种必须在每一个情况中加以具体分析的理由，有时候这个派，有时候那个派，占上风。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自由派在德国是主要派系，保守派则在法国。但是，二十世纪初，有了一个变化。在法国，胜利的是，德雷福斯的拥护者；而在威廉大帝的德国，日渐占据中心位置的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保守主义。希特勒之走上政权，一部份是这个保守主义的继续。这个保守主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复仇主义而势力大增。它已在哈尔茨堡阵线中被预料到。＜２１＞可是，它并不是没有中断的、而是充满了怀疑和自我怀疑的连续。它不但导致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也导致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的事件。＜２２＞

不管怎样，将资产阶级内部所有这些层份、集团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在保卫财产、保护资本积累自由和保证资本增值上的共同阶级利益。在这个平面上，法西斯主义的决算表是清楚明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不但保持著，而且巩固了。它们能够前所未有地自由发展。

从经济上看来，第三帝国是独占资本不受约束的统治。在经济上看起来是国家“干涉”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以加强独占资本的自管为目的的措施，包括支持大企业在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期中使较弱商号严格遵守纪律的措施（强迫组成卡特尔）。＜２３＞纳粹丝毫没有夺走大企业的经济权力。关于在第三帝国中是“政治占首位”还是“经济占首位”这个无休止的讨论，我们看到了神秘化的因素。＜２４＞有意或者无意地，所谓精英份子对于纳粹主义的罪行应该有罪这个无可改变的历史，现在不是被降低其重要性，就是被否认。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无足轻重的同路人，不是在最好的情况下闭上眼睛、或者在最坏的情形下明知其有罪而无可奈何去合作的“静默大多数”。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是，银行家、工厂主、大商人、军队将领、高级公务人员、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等的关系重大的责任。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但“容忍”或“附和”纳粹主义，而且怀著绝对是具体、明确的阶级利益和目标，设计、介绍、指导、领导和在思想上掩护这整个过程。

只有在这一个场合中希特勒试图强加他的意思，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战争的末期当他要破坏他们的工厂的时候。他没有成功。＜２５＞极权主义的论点，即使以最合逻辑的形式出现，也抵挡不住历史的证据。极权主义独裁制从来没有成功地控制、更不必说消除资本的独立的经济利益了。

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帮助我们了解：为甚么在第三帝国这个例证中，法西斯独裁的各矛盾因素会有以下的综合：怀著巩固独占资本的经济权力和保证资本的增值这两个目的，暂时夺走独占资本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历史对于政治占首位抑是经济占首位这个机械的对立立场的回答。

法西斯主义与工人阶级

我们刚刚说过，资产阶级可以在法西斯团伙的帮助下，试图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制。但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并不单单依靠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它也依靠工人阶级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换言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反应。

与各元首候选人可以大量吸收的“人类流沙”相比，近代工人阶级，在所有工业先进国家，都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潜力。社会上所有创造的、生产的功能，统统集中在这个阶级或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各社会层份上。在大多数的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文化的、政治的群众组织，都非常活跃，在许多国家中，直至１９２０年代末或１９３０年代初。这些群众组织团聚了数以十万计的，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的能够热诚地为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而战斗的工人。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还有巨大的、强大的工会，这些工会不但有力量瘫痪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具有瘫痪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潜力。

与这样一个强大反对力量较量，资产阶级高层的有阶级意识的代表们，为了以上所敍述的各理由，不但必须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而且必须相信他们在这个巨大的力量较量中，至少有从中杀出一条生路的机会。没有这个力量较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以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些计算中的任何错误，对社会力量关系的任何错误估计，都会带给资产阶级灾难性的后果。从个人以及社会的观点来看，那可能等于自杀。１９３６年６月巴塞罗那、马德里、巴伦西亚和马拉加等西班牙城市所发生的事件就是重要的实例教训。＜２６＞

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日渐增加的时期中，但是在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之前，独占资本主义的各重要领导人非常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在对付这个法西斯的威胁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事实上，他们对变化中的力量关系的分析，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有许多共同点，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每一个可在工人阶级中见到的联合的、强大的抵抗运动的迹象，每一个朝向群众的武装自卫行动的指标，每一个逐渐愿意以坚实的决心来保卫他们自己抗击法西斯野兽的迹象，都会增加独占资本对于是否应该测试力量的犹豫和怀疑。

同样地，在工人阶级中的任何分裂、被动或顺从的迹象，在法西斯主义者方面的每一个没有遇到抵抗或反击的策略成功、群众组织的领导不管用词多美最终都会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每一个迹象，群众不能够对法西斯威胁自发地发动反击的每一个迹象，都会使独占资本相信，为改换政权所付出的代价，会比它所预测的要小得多。这些软弱的迹象，会加速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的进程，因为那会证明，内战将会是单方面的事务，而工人阶级的失败将会是压倒性的、长久的。＜２７＞

因此，极其重要的是，要从法西斯主义的开始，就以一种坚定、联合、有力的反应，就以一个保卫工人阶级的自由组织、罢工权和所有其他民主自由的斗争，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没有这种反应，没有这个斗争，工人阶级会在一整个历史时期中，被决定性地削弱。

这样一种联合的、坚定的、有力的反应会在这个国家里触发一次会改变整个政治气候的连锁反应。它会使小资产阶级更怀疑法西斯份子是否真正会嬴，因而使他们的群众基础变弱，增进将重大部份的中产阶级中立化的机会，如果不能真正地将他们争取到工人阶级的事业和社会主义这一边的话。可是，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们需要把这些社会层份的利益考虑在内的纲领。工人阶级必须让小资产阶级感觉到，他们真的要创立一条有别于法西斯主义对于政权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通路。

资本家们本身也会通过惨痛经验学习到，投资在法西斯团伙身上的资本根本得不到任何嬴利，只预示重大损失。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法的支持，会转移到幕后，而且不再是他们的政治远景中的重要因素。至于工人阶级，每一次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的策略上胜利，都会巩固它的队伍内部的团结，增强它的战斗精神和决心。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信念，他们对社会主义之作为解决正在震撼这个国家的社会危机的可供选择办法的信念，将会继续增长。这种做法，才会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的反攻打好基础。这样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的反攻才能够很快地将社会主义革命提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际遇与机会都要靠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政治独立。如果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彼此斗来斗去而不把他们的队伍联合起来抗击法西斯份子，如果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者）相信他们一定要打败社会民主党人才能够对付法西斯份子，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要“共产主义危险”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中立”法西斯份子，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这个阶级的联合干涉被人用抽象的、宗派主义的“原则”名义阻止的话──那末，将会有越来越少的机会，对这个日益（被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所援助所唆使的、渐增地被大企业所资助的）法西斯主义恐怖，作出及时、坚决、有成功希望的反应。代替它的，将会是一连串的踌躇、迷失方向和士气沮丧，最终导致失败。这就是在德国发生的情况，尽管托洛茨基曾提出许多次的警告，尽管这些警告在托派之外的其他共产党反对派份子中，例如在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领导下的共产党反对派和社工党（一个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的左派），找到回声。

法西斯主义与波拿巴主义

对了解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贡献，是塔尔海默（August Thalneimer）的理论。这个理论导致与托洛茨基的结论相似的政治──策略结论。它可以非常简单地总结如下：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的最后阶段，这个反革命是在１９１８／１９年的德国革命失败以后开始的，而且被定性为国家机构（行政部门）的日益增加的自主。他把这个自主定义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那个“波拿巴主义”。＜２８＞

塔尔海默的这个分析，包含一个真理的发端。国家机构在第三帝国中，在与国会、各政党和各工会切断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组成元素，比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更是如此。但是在塔尔海默的理论中，却不太注重各法西斯主义团体和往后的法西斯机构（党、党卫军等等）的角色。但这些却是法西斯主义初次出现的形式。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与波拿巴主义所不同的特定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这个差别既不是偶然性，也不是次要的。它对法西斯主义的以下目标是非常紧要的：完全破坏任何形式的工人阶级组织。单单是波拿巴主义的国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它需要一个机构化的群体恐怖、集体控制的工具，警察或军队是不能提供这个工具的。这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党的任务。托洛茨基从开始就了解这点。因此，他反对波拿巴主义的解释＜２９＞，虽然他明显地看出，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某些共同点。

在布吕宁格、巴本和施莱克尔三人共同执政的后期的波拿巴主义之下，工人运动逐渐变弱，逐渐受到压制。但是它仍然能够采取抵抗的行动。从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到国会被焚烧之间的希特勒政府可被描述为一个“后波拿巴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政制。只有所有合法的工人组织完全被击败之后，我们可以说那个政权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制，不再是一个波拿巴主义的独裁制。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争论。这有极端实在的意义，那就是以群众力量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抵抗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可能性存在于波拿巴主义政权之下，但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它就会快速地消失。＜３０＞

这个分析性的、政治性的争论在今天也是有相关性的。今天被许多左翼圈子所辩护的那个逐渐滋长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正试图用不适当的概念，帮助解释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那就是“强大国家”的发展，国家行政部门日益增加的自主性。自从第二次大战以来，这个过程，这个发展，这个自主性，一直是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特征。我们现在正在目睹的是，部分国家机构、高级将领、秘密警察、司法部门与包括公开的恐怖主义、鼓吹暴乱的团体在内的极端右翼团体等之间的日益增加的互依关系。＜３１＞社会的某些部份，正对议会控制的这种减弱，如果不是正对议会控制的消除，越来越不关心，而且在许多情况中，甚至对“议会清谈俱乐部”表示仇视。这种一般发展可被概念化为“逐渐滋长的波拿巴主义”。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在经济、社会危机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之前，对民主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这个“逐渐滋长的波拿巴主义”，不是来自相对微弱的、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派系。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正被部份国家机构利用，但是它们本身不是在幕后操纵的。

这段分析的结论是，我们今天所目睹的不是逐渐滋长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意义不止是国家机构日增的自主性。当法西斯暴徒开始真正地攻击罢工和工会总部、威吓、击败罢工中的工人的时候，我们所要对付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又从来不是逐渐滋长的，它总是公开的、野蛮的。

托洛茨基为主张工人联合阵线所进行的斗争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０－３３年时期对德国问题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分析工作有一个直接的实际目标：向德国及国际的工人运动警告即将来临的可怕威胁，提出及时克服这个威胁的策略和目标。他的中心思想可以总结在他的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８日的严正警告的话语中：

工人──共产党员们，你们的人数以十万计、百万计；你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没有那么多的护照给你们。如果法西斯主义走上政权，它将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辗过你们的头颅和骨骼。你们的解放在于发动无情的斗争，而且只有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进行有战斗力的团结，才能带来胜利。赶紧这样做吧，工人──共产党员们，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３２＞

具体地说来，推动工人联合阵线的正确策略必须包括以下各点：

l 拒绝接受“失败主义”。只要工人群众的动员在实际上是可能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就不会是必然的。

l 拒绝接受最后通牒。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与他们的党及其领导决裂，不能够成为联合阵线的先决条件。应该向其领导有系统地提出组成联合阵线的建议。联合阵线应该是从上面及从下面而来的。＜３３＞

l 拒绝接受议会呆小症。法西斯份子是否会夺取政权，不是选票来决定，而是在街头、在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中决定的。

l 将力量集中在直接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行动上，以在各工人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动员广大群众为目的，达到武装总罢工这个最终目标。

后来，那些对于造成１９３３年的惨败分担责任的人们曾声称，在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３月之间那段时期中，工人们，因被失业、分裂和士气低落所磨灭，所以没有准备要采取群众行动来反对法西斯份子，可是，今天却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托洛茨基的观点比这个为他们自己的被动、混乱和失败而作的辩护现实得多了。＜３４＞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工人要采取群众行动的意志，比托洛茨基想像中认为的还要大。＜３５＞今天在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圈子内，这点已被承认。＜３６＞

在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主要的错觉中，有一个错觉，像斯大林主义过左派的宗派主义一样，对德国工人运动在１９３３年之未经一战即向法西斯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错觉就是，为了防止法西斯份子夺取政权，有需要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中立化”。后来被纳粹谋杀的那个不幸的希尔费丁（Rudolf Hilferding），在１９２０－２１年之前曾是一位激进社会主义者、劳工运动理论家，以后却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的主要理论家。当他在１９３３年写出历史将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阻止国家机构与纳粹合作的成功是它的最大历史成就的时候，他就最清楚地表达了上述的错觉。

不幸的是，在希尔费丁这几行字见报时，奥登堡已经提名希特勒为国务总理。＜３７＞产生这个错觉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没有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特别是它的军事及国家机构的性质＜３８＞；其次是低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度，因为这个危机可以导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被消除。

工人联合阵线与人民阵线

德国的惨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之未经一战即向敌人投降，给予德国及国际的工人阶级的自信和阶级自觉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失败的负面结果，除了直接的经济、政治的后果，还有其他方面。托洛茨基正确地预测了这一点，而且从１９３３年春天开始，试图在发展的局势中指导一小群追随他的人们。

这个震动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个无可抵拒的压力，要求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在德国以外的各个国家中组织联合阵线，来反对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反动独裁制的危险。右翼份子于１９３４年２月６日在法国发动的攻势，触发了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实际联合阵线，至少在那天之后的三年内，使法国社会的力量关系和动力完全倒转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非常迅速地增长。最后，１９３６年６月的总罢工和占领工厂，把法国带到了社会主义的门槛上。＜３９＞

同样地在西班牙，１９３４年反动派的攻势，引致了有一翼建基在神职人员、半法西斯主义的结构上的右翼政权。与法国的情况相似的是，西班牙反动派的这个攻击，也触发了强大的、联合的工人阶级的反应。工人阶级的这个反应，首先表现在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的流产暴动上，其次表现在１９３６年上半年的群众斗争连续不断的兴起上，最后表现在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回应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政变，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及重要的乡村部份爆发出来的。但是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情况中，工人阶级的这个统一攻击的巨大潜力，却被转向到完全与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国家的残存相符的管道上。事实上，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及工会的官僚们（在西班牙还包括无政府主义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自觉推行的阶级合作政策。＜４０＞

从１９３５年开始，共产国际在斯大林领导下全盘接受了与“自由”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反动势力”的集团这个老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较少邪恶”的战略。这个人民阵线政策，发生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正面临深刻的、无法被各种各样改革所缓和的结构性危机的同时，不但意味著工人们丧失了另一次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机，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正如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时期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同样的经验第三次在１９４４－４８年时期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它也意味著工人运动在反动势力的袭击下的崩溃、法西斯主义只被推迟，没有被避免。

在西班牙，在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在共和国的阵营中击碎了社会革命之后，法西斯主义者终于在内战中获胜。在法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巨大集结，却因连续几个人民阵线政府的投降和工人阶级接著而来的幻灭和沮丧而粉碎了。在１９３６年６月的荣耀总罢工之后的两年多，就来了１９３８年９月的总罢工被打败，接著当贝当元帅的衰老波拿巴政权于１９４０年在工人们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接管了政府的时候，就是工人阶级的各种自由权利被削弱、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会的瘫痪和第三共和国不光彩的自我毁灭。

决不偶然的是，托洛茨基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制造分裂政策的尖锐批评，今天在非常广大的圈子中嬴取了赞同和敬佩＜４１＞；然而他对人民阵线政策会产生悲惨后果的同样有论据的证明，却遇到敌友双方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的大量误解甚至反对。＜４２＞因为法西斯主义象征著对于革命组织的生存、甚至是温和的社会民主组织的生存的肉体威胁；它不但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被大部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全部工人官僚层看成为野蛮的威胁。这些正是在顶层和底层推行联合阵线政策的物质基础。

可是人民阵线主义只不过是自从本世纪初以来被各改良主义工人领导、工人官僚层所实行的阶级妥协、阶级合作政策的一个变种而已。普遍地受到大多数知识份子的赞同。对他们来说，赞成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主义的批评，即会意味著拒绝接受他们的往事，而且在许多场合会意味著直接反对他们自己眼前的物质利益。

可是，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们而言，了解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３３年时期为推进德国的联合阵线所进行的斗争和他在１９３５－３８年时期在法国、西班牙反对人民阵线的斗争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法西斯主义之兴起为对有组织工人运动的立即威胁，是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深刻结构性危机同时发生，它本身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结构性危机连在一起的。在这些情况下，以不惜任何代价保卫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来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等于把一切赌注押在濒临死亡的这些机构的残存上。虽然保卫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包括普选权在内的每一个战利品以反对反动势力是正确的，但是把这种保卫的范围局限在狭窄、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架构上，等于自杀。

如果不把因人成功地保卫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自由而获得的力量作为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危机提供革命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跳板的话，那末，这力量就会快速地衰微和瓦解。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势力，经过一段暂时的撤退以后，将会卷土重来，反对一个因其巨大战斗力量没有产生正面结果而被弄得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有极大危机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没有前途的。它要么被无产阶级民主制所取代，要么倒塌为右翼独裁制。拒绝汲取那个教训，已在西班牙（和以后的智利）导致与意大利、德国工人的不团结所引起的失败同样悲剧性、同样代价高、同样持久的失败。

有些宗派主义者曾经企图把人民阵线与工人的联合阵线之间的差别简化为是否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或政党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这种抽象的、图式的处理问题的态度，事实上是与人民阵线支持者处理问题的态度十分相似的。后者把与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看成为与中产阶级联盟的必要先决条件。宗派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之参加联盟看成为走向阶级背叛的必然的前奏。

双方所忽视的是，真正有决定性的问题，即是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行动的自由独立发展的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政治人物或政党的参加，使这个群众行动被减少或者被阻止──或者被利用来作为减少或阻止这个群众行动借口的话，那末我们所得到的是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政治独立性。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或政党之参加联盟不制止发展中的反资产阶级国家的攻势，那末这些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在客观上就是工人阶级的俘虏。

注释：

＜１９＞见Daniel Guerin 的《法西斯主义与大企业》（１９７３年纽约版），Franz Neumann　的《Behemoth》[《庞然大物》]（１９４２年多伦多版）。

＜２０＞奥斯蒂弗是１９２７年为了挽救无清偿债务能力的、主要是小型的农民们而发动的农业援助计划。实际上，几乎全部款项都被滥花在他们之中最大的地主们、（普鲁士）贵族地主们（the Junkers）身上。奥登堡总统的儿子Oscar曾经是搞这些见不得人的交易的著名人物。这件事就被利用来获得他与纳粹合作，劝导他的父亲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２１＞哈尔茨堡阵线（Harzburg Front）是纳粹、胡根堡的保守党和同样保守的Stahlhelm[钢盔团]之间的一个集团。（钢盔团是在Franz Seldte领导下于１９１８年成立的右翼准军事退伍军人组织。Franz Seldte　以后曾短期任希特勒治下的一个部长。）

＜２２＞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０日希特勒的一位早期支持者Count von Stauffenberg〔斯陶芬堡伯爵〕企图暗杀他的日子。

＜２３＞见Eberhard Czichon 的《Wer half Hitler zur macht?》〔《谁帮助希特勒拿到政权？》〕（１９６７年科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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