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贵民」「亲民」
当中共成立８２年周年之际，胡锦涛在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召开的《三个代表》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整版有多的长篇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他去年１１月接任中共党总书记以后公开发表出来的讲话。本文现试图从讲话中找寻这一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有无独特的执政理念和主张。
他在冗长累赘地重复颂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余，将「三个代表」思想阐释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这可以被人视为：「三个代表」思想不是江泽民一个人在近几年独创，而是全党逐步形成的。
他认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最紧要的。」「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他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著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全篇《讲话》，还有许许多多的美丽词句包装的理念主张提出，举不胜举。但这许多理念和许诺，到底怎样去落实、实现呢？这是问题症结之所在。
寄希望于党政干部
他寄托希望于各级干部和政府切实落实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但为甚么他们一向没有这样地做到，而一经他号召就能够完全改观地做到呢？何况，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又是否可以为下岗职工，城乡人民脱贫解困（特别是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和农民贫困化主要由于中共的方针政策造成以后）？
答案是否定的。各级干部几乎全部都优先看重自己的物质特权，并且为拥有它而不顾其他一切（包括他们以前或者也曾有过的理念）。《讲话》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这只是要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去改变自己的既得物质特权问题，却不是从制度上取消他们的所有特权（包括政治特权），因而显然是无效果的「劝导」，即使从思想方法上看也是唯心主义的。要彻底有效地使各级干部和政府能真正解决城乡人民的生活困难等问题，就必须做到中国政治民主化和中共党内民主化，取消干部所享有的政治上经济上特权，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够当家作主，取代中共长期以来的一党专政，从而得以彻底改变中共制定和实施的无数错误方针、政策、措施。
可是，胡锦涛的《讲话》却完全没有提到党内外的民主改革问题。据未经证实的《苹果日报》记者张华文章报道，胡锦涛在会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党内民主化改革，且「有具体内容，可操作性甚高」；但受到党内保守人物的猛烈抨击，使胡作出让步，把部份内容删掉（见该报７月６、７、９日）的「解读中国」栏《七一讲话》系列）。如果这项报道属实，那就又一次证明：中共党内的官僚传统保守势力仍一直占著压倒性优势；胡、温等新「接班人」当上党政高职，仍是有名少实的；他们即使要推行改革，也会遭到反对、阻止，情形多少像赵紫阳当年拟对学生要求让步而遭到反对一样（虽然胡、温今天还不至于立即被拉下台来）。中共的官僚体制和各级干部拥有政经特权，长期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不可能全党上下一心地自我民主改革的。胡锦涛即使有心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进行改良，也不能超脱出现有制度和既得利益官僚的包围力量，特立独行地成功。今天的《讲话》完全不提党内民主化问题，就是一个新的明证。
不错，胡锦涛在《讲话》中，也和江泽民等差不多地批评说：「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思想空虚，意志衰退，抵御不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诱惑；有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尽管他循惯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而且只说是「有些」；但路人皆知这些是普遍地存在的。而即使是如此简略的描述，也足以反映出，这些正是官僚体制和干部享有特权的客观现实的必然结果。
非典疫潮失误，改革呼声更高
为了维护官方体制及干部特权不受侵犯，中国的媒体一直被官方操控；以致在非典型肺炎疫潮在穗、京大爆发时，全被封锁消息，民间（特别是香港）不能及时获知严重性而预防及医治，导致医务人员和平民大量染病甚至死亡。胡锦涛事后在讲话中极度地称赞党中央「把防治工作列为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书写了中国人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壮丽诗篇。」仿佛对胜利还会有敢不敢的问题也似的！但这在当时却激起了国内外人民很大的反感，中央虽撤换了两名负责高官作为交待，但民间却响起了要求解除新闻封锁控制的改革声音。这迫使中共主管新闻文化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５月１６日出版的《求是》上撰文提出，要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５月２９日的《文汇报》在全版的专题报道中，以「中国传媒酝酿大变革」为大字标题，引述北京的消息认为，中国在新闻文化方面正酝酿重大的变革。而６月２８日则报道，文化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已正式启动，内容涉及思想宣传、舆论引导等多项内容。
在此同时，许多中国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已纷纷提出要各方面改革。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最近一期《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它暴露了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存在「极大的缺陷」；他呼吁政府在非典疫情过后，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也在同期杂志中发表题为《推动讯息公开，媒体责任重大》一文，认为媒体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去依法突破讯息封锁，同无理的行政干预进行必要的抗争。」（６月２４日《东方日报》报道）
中共内部要求推行党内民主的呼声也持续出现。中共中央党校属下的《学习时报》７月７日报道，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锦涛的清华大学同学虞云耀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活力的党不可能长期执政；增强党的活力，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他呼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和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份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要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并和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见７月１０日《苹果日报》转刊中新网报道）
单是上引这些最近略见于港报的报道，已反映出国内要求中共党内外民主改革的呼声是强烈而且较普遍的。由此造成的强大压力，胡锦涛难道不感到而能够完全不加理睬吗？
胡锦涛的回应
他在《讲话》中曾发出支票说：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尽管中国实际上全无民主，谈不上是从比较健全走到「更加健全」，而且还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会出现；但这如果显现出全是空头支票，所倡言的亲民、「贵民」理念全无行动落实，那就会很快失信于人民，为人民所唾弃，从而更加不能企图借助于某种人民力量去抗御党内顽固保守势力的压力、攻击，而只有更加依从后者的意旨去做，成为他们的傀儡。这会是他所愿见到的吗？
若果他多少倾听现时各方面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就必须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去回应，以表现他的「贵民」「亲民」不全部是假大空话。
然而，在他即将发表「贵民」讲话的七一党庆前夕，中共却加强箝制传媒的言论。继前不久的一些箝制事例之后，北京传出在一周内两次禁制被指为「违规」的报刊。一次是针对北京《工人日报》旗下的《北京新报》，因刊登了题为《中国七大恶心》一文而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编辑部被解散。该文被认为是「攻击诋毁国家制度，侮辱权力机关，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该文对中国当前与过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况提出了相当严重的批评，重点包括批评高干的发言永远被视为金科玉律。另一次是禁制６月２０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公开发售，该一期除报道周正毅案件外，还刊登沙士危机的反思文章。（见６月２５日《苹果日报》）
这样的压制新闻出版自由依然继续发生在胡锦涛出任党总书记之后，在他发表七一讲话之前不久，这对他声言要使「民主更加健全」实在是一大掌掴。而来日方长，将有无数事实会证明他的《讲话》能否经得起多少的考验！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