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日益扩大推行资本主义，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和人民所遭受的困难，就日益增多、普遍、而且严重。关于这些，在刚结束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许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发言中，都比以前有较多的承认（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明确的)。而各地传媒对这些问题和实况的报道也较多，可帮助外间对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了解（包括对中共推行资本主义的各种改革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困难。）
对于中共政策所造成的许多问题，总理温家宝言不由衷向人民彷佛表示歉意地宣称：「最觉得痛心的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他虽然把当前几个重要问题点出了，但依然认为「还没有能够把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这就是说：已经解决得够好了，但还不是「更好」！而实际上却是相反，有关各种问题是越来越恶化、严重化。
现在，让我们就这些问题具体来看吧！
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路线，其中的医疗改革，也是以金钱挂帅，放弃国家应有的责任，财政投入日益不足，促使各医院以高收费来维持开支，实际上就是把负担转嫁在病人肩上；它所推出的「以药养医」，实则又是鼓励医疗机构伙同药厂药商抬高药价，以卖贵药来牟利，「养」医院的开支，结果又是大大加重病人的负担。从以下的调查结果中，可反映出贵到什么程度：2005年全国最大暴利的行业中，医药业高踞第一位。例如抗生素的出厂价仅为12元，医院零售价达170元，利润率高达13倍。「难怪某医生说，现在医院就成了暴利的代名词，而消费者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冤大头』」。<1>
又如，在福建寿宁县，一支「硫酸软骨素注射液」在医院售价28元9角2分人民币，但在药品超市却仅售4角5分，医院售价高出药店超过63倍<2>，而且经卫生局调查证实，医院所标「天价」是合法的。
药价虚高的总源头是当局监管不力，这也与官员贪污腐败有关，政治腐败连带产生医疗腐败。
这些就是现时中国人民「看病难」的多种重要原因，政府对此实不能辞其主要责任。
尽管当局声称：国家已连续7年降了17次药价，但药商仍有对策，例如降价药品停产而断货了，药厂把旧药换个新名字和包装，再申请注册，而药价更可大大提高。
据《文汇报》两会报道组在3月9日报道：「有调查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人均 GDP上升了，而公共卫生费用所占的比重反而持续萎缩，导致个人卫生负担急剧增加。从1980年至今，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0多倍，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了20多倍。然而与此同时，到2003年时，在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竟增长了122倍以上。
看不起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据卫生部的统计资料，全国有48.9%的病患者不去就诊，29.6%应当住院的病患者没有住院。更可怕的是，生一次病往往可以使已经脱贫的农民重新一贫如洗，这样的情况甚至在相对富裕的城市也无法避免。有关数据显示，城市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
「从『看病难』到『因病致贫』，普通百姓的身体健康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在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的卫生总费用是80－90%，美国政府则承担了45.6%，甚至泰国政府也有56.3%。但是，在（中共夸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大部份人民是自费就医。（引自06年1月20日《文汇报》韵婷的＜医德与高药费的反思＞一文）
上引的《文汇报》两会报道组还跟着指出：「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农村人口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的凄苦。因而连出席的人大代表宋益乔也说：目前的合作医疗制度，「主要在于政府投入太少，与实际需求相差太大，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陷入了『大病保不住，小病顾不了』的两难境地。」
在市场化、利润挂帅的驱动下，各医院出现了「天价医药费」的浪潮。其中被揭发的一宗是：中央电视台11月21日报道一宗骇人听闻的事件，哈尔滨一癌症病人住院67天竟然花掉550万元人民币医药费，即平均每天花费超过8万元。这宗「最昂贵死亡事件」的主角是74岁的翁文辉，他今年（05年）6月1日被送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ICU)，67天后的8月6日凌晨病逝。在事主家属追究后，院方一负责人还表示，经过明确核查，发现不但没有多收，还漏收了130多万元。<3>
与上述的报道一起，还转引了卫生部长高强的话，批评公立医院「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公益性质淡漠，不正之风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加重了群众的医疗负担。」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民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高强说：「不能把医疗卫生机构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然而调查显示，全国超过七成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与医务人员的纠纷，以及病人拒绝出院和交费。<4>
再举具体的事例看：国家审计署05年公布的报告指出，抽查的卫生部及北京属下的10间医院，在03年虚报药价和滥收费就多榨了病人2千多万元。<5>
于是，本应有的救死扶危、助人为重的医德，逐渐被唯利是图的贪欲所泯没。这就涌现了许多原可避免发生的悲剧。
其中从近来的报章可见到的事例就有：其一是，中国有900万人失明，内有600万本是可以治愈的，例如，白内障原本是最易治好的病患之一，发达国家视白内障造成的失明为「不必要的失明。」祇由于中国当局对此投入及分配的资金和设备缺少等原因，使大多数乡村病者得不到治疗。
其二是，医院前院长昏倒在门口无医护人员过问。根据《楚天都市报》10月30日消息：一老人昏倒在黄石市医院门口，偌大的医院却没有一位医生主动对其紧急救治。该老人是该院刚退休的老院长。后来由路人报警；民警才背他入该院医治。<6>《楚天都市报》的记者认为，这事件折射着医疗道德的缺位……更重的是，它暴露出当前医疗体制的缺陷。
其三是，湖南《潇湘晨报》报道：13岁的李娜，遭货车拖行几十咪，重伤送医院，要37万元治疗。肇事司机只拿出6万元后就消失了。她的父母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能借钱的地方都去借了，共只筹得17万元，还需20万元左右。李娜不忍心看着贫穷的父母为医药费而苦恼，写下遗书托记者交给父母，其中写道：「爸爸妈妈，家里巳经没有钱了，你们也不要再为我操心了，就让我走吧！」她父母要她坚持下去。各间学校的老师、同学们知道后，正为李娜募捐。（据3月18日《苹果日报》转载)
李娜的不幸遭遇又一次说明了：医疗费是巨大的，病人却得不到公费医治，生命全无保障，交通安全几无人管，平民被车伤后，当局也无援助。而医院所流行的车祸「见钱先救，没钱不救」做法，在李娜身上也得到曲折反映，李娜要付出的医药费也是天价般的！但造成李娜和其它病人的无比痛苦的，从以上几宗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祸根都正正是中共推行的市场经济路线和许多医疗改革政策措施！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06年1月出版的第一期，《医药卫生》就以「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待解」的大标题，整版刊出了「百姓声音」，同样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其中几则的标题是：陕西农民老汉阎树怀说：「一跤摔没了好日子」；山东退休教师陈常英提出：「别忘了看不起病的百姓」(说乡医院「现在甚至都没人去」，「现在的问题是许多老百姓就根本看不起病」)；福建白血病患者周爱珍希望：「适当报销进口药就好了」（因每个月要付一万多元的高昂药费）；辽宁下岗职工徐春梅「希望医保政策能落实」。对于解决难和贵应从何着手？选出5个读者的留言是：从管理体制入手；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遏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改变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政府要加大卫生投入（明确指出「当前医院的市场化和政府的不投入，成为医院和医生要增加收入的利益驱动因素」）。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楯则认为：解决中国人看病「难」和「贵」，需要由政府负起积极的责任，建立最低限度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制度。
求学贵和难
与看病贵、看病难几乎相同的原因，由于中共推行前面指出的路线政策，使学费越来越贵，尤其是越高等的越贵，以致流行着「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的怨愤「顺口溜」。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早前直指高校收费问题严重：改革前是免费教育，20年前增加至200元，1995年增加至800元，2005年再增加至5000元，20年间增加25倍。<8>
据《明报》驻京记者报道：目前内地有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人数在240万以上，占总数两成，而特别困难的学生比例在5%至10%。在城乡贫富悬殊的二元经济结构下，供养一个大学生，中等收入农民要不吃不喝地工作11年。不少主管官员认为：教育是一种「产业」，要与市场挂鈎；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学生是消费者。
2005年底，甘肃省兰州理工大学贴出公告，勒令超过20名欠交学费的学生停课，校方要求这些学生出外打工挣钱再来上课。省教育厅高教处仍表示：学生拖欠学费已给学校教学造成很大压力，「停学打工」方法可行。这实在是把政府本应承担的相当大部份高等教育经费转嫁给民众，把教育变成了从民众口袋里掏钱的商业，实际上是间接令家长填补了部份官员腐败浪费的资金来源。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扩大内需，高昂学费势必把绝大多数工农子女淘汰出局，严重违反社会公正原则。
在学费由1995年起的10年间上升近20倍的同时，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5%至3.5%之间，而世界各国的平均比重在1998年已达到4.8%。教育部负责人曾指出，目前维系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约需4000亿，而国家实际投入只有800亿，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巳经超过1000亿，差额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来填补。
调查显示，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已从以前的六至七成，降到目前的三成左右。<9>
而事实上，不单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国家财政支助严重不足，在中小学等的财政支助也更为不足。而农村比城市又更少得多。
在农村，上学难的问题尤为严重。中共中央党校04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批评，教育拨款严重不足下，政府还济富不扶贫，置农村学校于不顾，将大部份教育资源投放在城市重点中、小学。
中央党校04年在内地16个省市所做的调查发现，内地农村学生辍学问题严重，较统计数字高很多。负责调查的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潘云良指出，部份地区上报的学童辍学数字和实际情况相差很大，以黑龙江省宾县久太中学为例，上报辍学率仅2%，但实际辍学率却是8%以上，严重了4倍。<10>
该报同时还报道了重庆开县贫困山区的感人事例：有一位小学教师刘念友多年来把薪金大部份帮助贫困学生交学费等，3年前开始，每逢假期都到煤矿挖煤，赚的钱大部份用来帮助几个学生交学费。这也反映出农村贫困和上学难的严重情况。
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也同样严重不足。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家财政投入到中等专业学校的经费，从2001年开始急剧下滑，而投入高等院校、义务教育的经费却逐年增加。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河南某县用于职业高中发展经费占该县教育总经费的29.1%，山东某县为15.2%，而吉林两县则少于10%，分别为3.3%和8.5%，而且吉林两县水平一直在下降。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通过调研发现，8个县域，除浙江、山东之外，职业教育现有基础都十分薄弱。国务院「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相当于平均每年投入20亿支持1,000所职教中心，平均每所职教中心得到中央财政大约200万元。但以服装专业为例，一台缝纫设备约40万元，200万只够买5台缝纫设备，这对于目前因历史欠账、经费不足等问题困扰的县域职业教育来说，仍然远远不够。（报道上述消息的3月12日《文汇报》的大标题更称是「杯水车薪」。）
由上可见，国家拨款严重不足，是各种学校被迫要高收学费等的原因，也即是学生上学难的主要祸根。也因如此，身兼两会代表的北京几间大学校长呼吁，国家应实践落空了6年的4%拨款承诺。
当局连低于世界平均标准的承诺也久不兑现，从而造成教育经费的巨大困难，却以公布把被迫多收学费的许多校长撤职，这也是找替罪羔羊，转移社会视线的手法。
当然，除了上述的主因祸根外，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意识驱动、并在贪污腐败钱权勾结的政治影响下，也难免有许多学校、主事人会乘机从高收费乱收费中谋取私利，而不少学生家长的不满目标也转移到学校当局身上。
部分因为如此，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开始，教育乱收费成为各类价格举报之首。去年有关部门共查处教育乱收费举报超过1.3万宗，仍居各类价格举报首位。
住房等生活困难
除了上述的看病贵、上学贵困难外，随着房地产的价格连年飙升，使老百姓的住房租金也日益昂贵，更加剧了他们的生活困苦。
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使然，投资和炒卖房地产成为图利的快捷方式，且使它成为2005年高踞全国九大最获暴利的行业之一，地方官员协助强迫收地，从中得利，使大量原有住屋的居民被贱价迫迁而受害；地产商在重建后以高价出售，使房地产价格日益飙升，无数市民要捱贵租，从而促使更多人日趋贫困。对于需要买物业自住的市民，也须付出高昂的楼价，付出高额利息。
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就2005年至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进行报告。他说，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成为新的民生3大问题。由此报告可反映出这3大问题的严重程度。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必然产生通货膨胀，百物不断涨价，市民的生活负担加重。例如，以最近的广州市来看，根据广州《信息时报》不久前报道：广州衣食住行样样加价，令低保（最低生活保障，类似香港的综援）户生活更加艰难。举例来看，郑学登失业后，一家三口的生活依赖政府发放的每月990元低保。说起家庭困境，年过50的郑先生禁不住泪流满面。面对陡然增加的交通费（巴士由1元变2元），缓缓上涨的粮食、油料、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支出，每月990元的固定收入，对于这个还需供一个孩子读大学的家庭而言，是难以应付。广东省民政厅官员也慨叹，广州的低保户...「都在过着跟灯红酒绿的城市无关的生活」。在白云区拥有一套约九百呎住宅的林姓夫妇，每月收入接近八千元。但林先生说，两人每月起码要二千元支付生活、交通、通讯等费用，剩下的钱用于还按揭，买东西也处于「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林先生说：我们现在连孩子也不敢要，其实我们也是穷人。<11>
广州这个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的省会尚且如此 ，其它地方的人民生活也可想而知了。
试从「民以食为先」问题来看。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透露，目前内地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民的粮食年消费量处于人均150公斤的警戒在线。592个扶贫重点县中，有332个县不同程度缺粮，即近1亿3千万人口随时三餐不继。
刘坚说，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的第二位。到年底，内地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还有4,067万人，而全国的扶贫工作对象有近1亿人。
去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72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3%（3月26日《新华网》）。
官方的数字已是这样，实际情况将会更坏，这是过去经验告诉大众的。
贫富日益悬殊
引发社会更多矛盾和斗争
以上所指出的各种困难，加上大量的失业，资本家尽量剥削，积聚财富、政府官员压榨势必加速加剧百姓的贫穷化，使更多人陷入贫困行列中，促进社会日益两极分化，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对于这个问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有统计说，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6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是《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上的统计。这个报告的统计不见得非常准确，但贫富差距拉大，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12>
经济学家吴敬琏半年多前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警告，中国贫富悬殊严重，今后5年内若不采取措施，将恶化至危险水平，引发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文章又批评相当一部分暴富阶层是靠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起家。
文章刊载后，新浪网评论版网民议论纷纷。有网民以亲身经历表明官商勾结的情况十分普遍，无奈地说，「在中国，不靠官商勾结，哪个能富起来？」有网民则认为靠官商勾结致富者「不是部份，而是很多」，「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祸根。<13>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新的统计数据比旧的更为惊人：《中国证券报》引述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副总裁邓俊豪指出，在中国，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60%以上个人财富。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
而在美国，占人口总数5﹪的人掌握全国59.2﹪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富人正变得更加富有。<14>
由于市场经济而加剧的悬殊差距，不仅在个人之间、城与乡之间、沿海省份与中西部省份之间扩大，而且在城市居民收入之间扩大。据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城市）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15>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治安急剧恶化。零点公司最新发布的一项针对4,128名18－60岁常住居民的调查显示，内地城乡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开始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安全社会学研究者颜烨认为，目前，农村村霸势力、地痞流氓等社会恶性势力，在有些地方一度膨胀。另一方面，一些村和乡镇的公共机构对农民的非法盘剥现象，再加上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这些都导致了农村居民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更为担心。<16>
贫穷化扩大，助长一些人或者铤而走险，沦为盗贼；或者加入黑社会，为非作歹，而不少地方官僚则利用、勾结他们，朋比为奸，助长恶势力的发展，因而使城乡的治安大坏，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都更受威胁。治安形势的恶劣，从北京公安部在05年11月17日公布的数字可以看到：05年1至9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共接报案4,780万宗，较去年同期上升逾两成，即全国每日平均接获报案17万宗，显示治安形势严峻。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指出，目前的治安形势是在持续严打高压 状态下形成的，犯罪正处活跃期，犯案区和犯罪场所不断由农村移向城镇，由住宅转向公共场所，流动人口犯罪增多，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
再从0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会议作的工作报告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683,997件，判处罪犯844,717人.分别上升6.17%和10%。依法严惩爆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犯罪。审结案件238,738件，判处罪犯321,395人。
虽然上引的法院工作报告数字没有列出黑社会的案件与上年的升降相比较，但中国有关部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的打黑除恶工作的力度将继续加大。官员腐败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现象严重。有资料指出，社会弱势人群增加，矛盾激化，扶助与关爱缺失，客观上为黑恶势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17>
又据新华社旗下《瞭望》周刊最近的调查发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内地社会学家指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了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客观上为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内地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18>
黑帮势力壮大，原因之一是得到部份官员包庇。据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郑百岗透露，在内地部分地区确实存在「警匪勾结」现象，警务督察除了对一般警容警纪进行督察外，有时还直接参与到一些案件侦查过程中。2002年，督查局接到安徽省某县群众举报，称当地有人结伙欺行霸市，已成为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督察民警于是前往暗访，发现举报情况果然属实。<19>
一般民众抗议社会不公的正确而有效的途径是集体抗争，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宗增至6万宗，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至307万。刚刚过去的2005年，「群体性事件」更急增至87,000宗。<20>
而公安部的统计显示，2004年内地共发生74,000宗「群体性事件」，较1994年的一万多宗增加了逾6倍，参与人数多达376万人次。官方指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不少地方政府在全国各地「圈地」、拦河、「圈水」、「圈油田」等。
受影响的民众往往只能透过上访或法律途径作出申诉，但成效往往甚微。部份人因此抱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态，不少官民冲突因此发生。<21>
从上引的逐年大增数字可说明：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不满日益加剧，因而不得不联合起来抗议、斗争。
此外，部分民众对当前许多问题的不满，也往往利用网上园地来提出。比如，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开场之前，内地多家官方及商业网站开辟了「我向总理提个问题」的专题讨论，民众反应极为热烈。据不完全统计，近50万网民参加了「网上人代会」，留言板上主要围绕官场腐败、教育、医疗、『三农』等关乎民生及触及社会深层矛盾的问题，或针砭或献策。<22>
这种表达方式虽然是较温和的，但一下子就有这么多网民发表「针砭」时弊意见，显示人民对现状不满的普遍。
虽然中国经济连年迅速发展，5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05年达到18.23万亿元（人均逾13,000元）；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外汇储备高达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而占全球第一位；最高领导人更声称要「以民为本」，实行「新三民主义」，建设和谐社会，又宣传要以教育、科技兴国；可是，正如以上指出的，中国老百姓的看病、上学、住房等起码需求，却因为当局的政策等失误而陷于越来越难解决的困境，但国家却不肯负起应负的责任，动用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帮助人民解决困难。
面对着人民的各种困难，当局将仍不会改变既定的市场经济路线和重要具体政策，而最多只会增加一些拨款等，但这样的小修小补、小恩小惠，正如前面引述的《文汇报》的标题的评语(「杯水车薪」等)，是不能基本上解决民众那么多困难的；虽然它对「三农」问题比以前作出多些让步（例如比预定几年提前免征农业税），但压在农民肩上的地方许多捐税重担，仍难以在实际上解除。
这又一次说明了：造成人民各种困难的祸根，不但在于当局的错误路线、政策、措施，而且主要在于制定路线、政策等并确保它们执行的政治体制。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困难，便必须彻底地民主地改革政治体制，而不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2006年4月21日所宣称的「稳妥有序地推进政治改革」！
注释：
<1>06年2月8日《文汇报》根据《中国经济网》作的报道。
<2>05年12月18日《苹果日报》转载《新华网》报道。
<3>、<4>05年12月16日《明报》报道。
<5>3月30日《文汇报》。
<6>05年10月31日《文汇报》。
<7>3月18日《苹果日报》转载，再据《文汇报》4月20日的报道，远至香港的一些学校师生，也捐集了款项送去了给李娜医治。
<8>3月18日《苹果日报》。
<9>俱见2月8日《明报》。
<10>05年12月16日《苹果日报》。
<11>2月25日《苹果日报》转载。
<12>3月9日《文汇报》引述《中国青年报》8日的报道。
<13>05年9月20日《明报》。
<14>05年12月15日《明报》。
<15>2月6日《文汇报》。
<16>2月21日《文汇报》。
<17>1月21日《文汇报》。
<18>1月22日《苹果日报》。
<19>2月15日《文汇报》。
<20>2月10日《明报》。
<21>1月6日《苹果日报》。
<22>3月16日《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