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败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运动！
──保卫、扩展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成果！
支持把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撵下台的工人政治革命！
《工人前锋报》社论 兆立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革命中诞生的。这个革命虽然遭受了极大官僚变态，却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数以亿计的农民起义了，夺取了从很早以前他们的祖先即已为之而遭受残酷剥削的土地。凶残的军阀、吸血的高利贷，穷凶极恶的地主和使人愤怒的资产阶级等的统治被摧毁了。
中央计划和集体化的经济制度的建立，为中国之从绝望无助的农民落后性向前进展，在社会进步上作出巨大跳跃，奠定了基础。革命使中国的妇女，超越了她们先前的、以缠足这种野蛮习俗为象征的恶劣地位，大踏步地向前跃进。一个被列强蹂躏、瓜分了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族，终于统一起来，解除了帝国主义的束缚。
然而，1949年革命从开始，就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被变形了。
中共这个政权代表一个骑在集体化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官僚层。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因为十月革命是由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的指导下而实现的，中国革命却是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民族主义的力量所领导的农民游击战的结果。毛的政权仿效从苏联无产阶级篡夺了政治权力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也宣扬这样的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一个以物质丰裕为基础的、无阶级、平等的社会──可以在单一国家之内建立起来。在实践中，“一国社会主义”在中国，就像在斯大林及其继承者的苏联一样，不但意味著在国际上对工人革命的前景的反对，而且意味著对世界帝国主义的迁就。
特别是，中国由毛泽东在1970年代初所开始的，再由他的继任者邓小平所继续的与美帝国主义所结合的反苏联同盟，促成了苏联最终在1991-92年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中的消灭。
这对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在目前这个苏联垮台以后的时期，世界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因此五角大厦〔美国国防部〕一直积极追求有效的、有先发制人能力的核攻击计划，以对付中国的小小的核武器库。这是华盛顿的布殊帮公开声称的战略。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主张无条件地军事保卫中国变形的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资本主义反革命。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彻底消除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因为后者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妥协，而在国内已经严重地减弱国有化财产制度。我们主张一个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使政治权力操在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手中。中国工人阶级所面对的紧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作为一个重新鍜造了的第四国际的一部份，来准备、领导这个政治革命，站在劳苦大众的前列，指导工人们的自发的、地方化的斗争朝向政治权力的夺取。
中共正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吗？
自从邓小平政权于1990年代初期引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一股愈来愈有影响力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紧抓政治权力的同时，正逐渐地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这个意见在中共于2002年底的第十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上准许资本企业家入党的时候，被吹嘘得很响，传布得很广。“中国背弃了共产主义，参加资本家的长征”，就是西方报纸上一个典型标题，在这里则是在2002年11月9日的伦敦《卫报》上的标题。
事实上，这次党大会既没有在党的社会成份的性质上(因为它有六千六百万名党员)，又没有在实用的意识形态上，引进了重大改变。根据官方调查，在二百万私有企业主中，六十万是党员，而且是老党员。他们之中极大多数是党的管理层老干部。在过去几年中，当他们所管理的小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时，他们就自己把它们接收过来了。
有些虚假地宣称自己是托派的团体已经欣然接受现在在西方资产阶级圈子中普遍的看法，说在中国的统治者中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英国为中心、由塔菲(Peter Taaffe)所领导的派别，在评论中共第十六次党大会时写道，“中国正向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迈进，但是统治层正试图逐渐地、用严苛的、专制的控制方式去做。”(《Socialist》，2002年11月22日)。
我们在坚称中国继续是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时，并不否认或者低估大陆上的新生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在台湾、香港早已确立的华侨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日渐增大的影响。政府或党中很多高级官员都有儿子、弟弟、侄儿(或者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情况中有女婿)是商人。
可是，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主体的政治权力仍然是以中国经济中的核心集体化部份为基础的。更有甚者，中共政权的经济政策仍然受到恐惧社会的──特别是工人的──不安的限制，因为这种不安可能会将它推翻。这个情况几乎在1989年发生。当时以学生为中心的争取政治自由、反对腐败的抗议运动引发了工人们的自动参与。众所周知，这个反叛运动不久以后遭到了效忠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
(像在东欧及前苏联一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也会被斯大林主义波拿帕政治体系的突然瓦解和执政的共产党的政治破碎所伴随。北京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鼓励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政策(以及官僚层的正式的意识形态姿态相应的向右移转)，已经渐增地加强一些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当中共不再能够保持它现有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的时候，就会引起由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公开反革命的各派系各政党的出现。这个情况可以在已回归中国、但是有资产阶级反对党存在的香港这个资本家聚居地上清楚地看出。去年夏天，香港的民主党组织了由华盛顿的布殊政府及其在伦敦的资浅伙伴所公开支持的群众性反共动员。
郭苏坚(译音Guo Sujian)，是一位流亡美国的右翼中国智识份子。他在(2003年8月号的)《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中国已变成或者正在快速地变成资本主义的观点(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朝什么方向走和走多远？”)。根据一个简介，郭苏坚过去是“中共中委会的一位政策分析专家”。考虑到他目前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他还是把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减至最小程度，同时又认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就历史的远景来看，是继续相信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位极力提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共份子却懂得一个基本真理，这个真理是许多左派人士，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内都未曾具有的：
“如何在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结构中将这么巨大的国有财产私有化是个极大的问题，是在技术上极难做到的。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如果共产党仍旧抓住政权，它的政治体系仍旧不变的话，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私有化能搞成功的例子。”〔著重线是原有的〕。
中共领导人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东欧的各“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前苏联所发生的事故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教训，作出相应的行动。他们也从几乎要使他们垮台的1989年天安门反叛运动中得出一些教训。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学术方面，也不能有政治的自由化。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继续他的江泽民政权，却能够在一个一向有内争的斯大林主义执政党中，阻止任何有组织的派系斗争。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似乎没有比中共领导中心还要右或者还要左的有意义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或环境。
中国斯大林主义最新的幻想
中国经济近来的高增长率──尤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化经济衰退之中──已在中共领导层、中共干部和与中共有关系的智识份子中间产生了一些趾高气扬的心态。可是人们在从数以百万计被国有企业解雇的工人、乡下来的穷苦的流动工人和在小块土地上用简陋的农具劳作以勉强度日的贫农中间，自然会感到非常不同的心态。但是在具有主流政治观点的中国智识份子中间，人们渐多地听到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他们的国家已经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和旧式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僵硬性之间不知怎么地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在较年轻的时候，无疑地赞同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单以自己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信条。他们现在认为那个观点是“教条主义的想法”，认为他们自己是以头脑清醒的态度依照实际情况来面对和应付世界其他地方。可是，江、胡及他们的追随者却被超出了毛主席最狂暴的想像力的妄自尊大所推动。
中共目前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可以使中国现代化，而且可以通过与世界资本主义更大的融合，把中国转变为世界的一大强国──也就是廿一世纪的世界超级大国。他们真正地相信他们可以控制、操纵花旗银行集团、德意志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来帮忙建设中国以致它在一代或两代以后就会超过美国、德国和日本。其实，他们绝不是正在把中国转变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他们在实际上正在替中国倒回革命前受帝国主义百般欺压的时代舖下道路。
自从苏联崩溃以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敌对态度的增长，就足以证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决不赞同北京官僚层要使中国成为强权的野心。在过去十年中，五角大厦〔美国国防部〕为了大力推进“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已将它的很大部份的军力重新部署在太平洋边缘地区。由于美国侵入阿富汗和中亚细亚，也由于它重新在菲律宾及其他地区驻军队，它已在中国周围大大地加强了军事上的邪恶行径。北京之报名参加美国所领头的“反恐战争，”只鼓励了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中国领导层也参加了反对北朝鲜的核子武器计划的活动。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叛卖，这种叛卖只会损害中国这个变形工人国家的本身；北朝鲜若发生资本主义反革命，只会使以中国为对象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增加勇气。
确实地说来，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并没有对美国的军事包围苟安漠然：他们在两年前对华盛顿的间谍飞机的强烈反应就是明证。中央政权也抵拒了美国对北朝鲜这个变形工人国家实施经济禁运的要求。但是斯大林主义者之以为与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存”的这个白日梦却是能使中国群众放松警惕，损害他们对这个工人国家的防护。
防止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血腥的反革命的发生，只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过去几年来，大规模的广泛的人民抗议运动和劳工斗争时有发生，特别是有关于国有工业企业中大量的解雇的问题。到今天为止，这个政权已通过镇压、让步双管齐下的手段把这些争议控制在当地的范围之内，不使之扩大。尽管如此，归根究底说来，中国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社会。总有一天，社会紧张状态的爆破将会粉碎官僚统治层的政治结构。当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会面对著以下两个严峻的选择：以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来开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或是资本主义的奴役被帝国主义所征服。
那个重大斗争的结果，不但对中国的劳动群众、而且对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将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苏联的反革命的破坏性后果所显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将会更加鼓舞帝国主义者的勇气，来猛烈攻击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其他地方的半殖民地人民。它也会增高各帝国主义之间对于谁来更多地剥削中国发生激烈的竞争，使这个地球更接近帝国主义之间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这就强调显示国际无产阶级有责任站出来保卫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进展。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所实行的政治革命就真正会震撼世界。
建立在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基础上的政府就会没收──本土和海外来的──中国资本家和西方、日本投资人所拥有的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生产性财富不作任何赔偿。它也会重新建立中央计划、中央管理的经济制度──包括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这样一种中央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将不会依据一个封闭的官僚层所任意设想的(曾经产生过像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的灾祸的)“指令主义”，而建基在最广阔的无产阶级民主上。
这些措施将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引起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例如经济禁运)。但是在国际上，包括在帝国主义的核心地区，他们将会得到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的同情和团结一致。
由于深深地受到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教义的影响，即使是思想最左的中国工人也许认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是非常遥远或乌托邦的。但是中国若发生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就会打碎自从苏联崩溃以来资产阶级所散布的“共产主义已死亡”的意识形态气氛。它也会使日本这个东亚工业强国的无产阶级再度激进化。它会触发在朝鲜半岛──通过在被围困的北边的政治革命和在南部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革命统一的斗争，而且会在被帝国主义紧缩政策将其财富抽干的南亚、印尼和菲律宾产生巨大反响。它会使遭受了十年的资本主义穷苦化的俄国劳动工人复苏起来。
只有通过在国际上，特别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中心推翻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才能够实现中国之作为社会主义亚洲的一部份的全面现代化。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寻求重建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就是为了向在这些斗争的无产阶级提供必要的领导层。
中国经济中的核心集体主义成份
中共领导层正式地把中国〔的经济制度〕描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这个“社会主义的”(那就是集体主义的)部份，才造成中国近年来正面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例如城市改建、运河、铁路和巨大的三峡水坝工程等等)，中国之安然渡过1997年至1998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和接著而来的一般化全球经济衰退。而且正是中国经济中的市场部份引起了负面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日渐扩大，人口中越来越大部份的贫穷化，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国有企业解雇，因无法在乡村维持生计而流落到城市中的贫困流动民工大军。
在今日的中国，经济中的核心集体化部份继续占据主宰地位。可是，由于机构安排和政府的政策之间不断移动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响，核心集体部份在经济中的这种主宰地位并不是稳定、前后一致的。在2001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合占57%的全国工业生产总值(〔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但是这个简单的统计数字遮蔽了国有企业的战略中心地位。私有部份(包括外资企业)极大部份是由以劳动密集方法制造轻工业产品的工厂所组成的。重工业、高科技部门、现代军备生产等极大部份集中在国有企业中。使中国的太空人升空的，就是这些企业。更重要的是，就是国有工业才能够使中国建立核子武器和长程导弹的军火库，防止美帝国主义用核子武器先发制人的威胁。
中国所有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家庭的储蓄几乎全部──估计有一万亿美元──储存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一向是保持和扩张国有工业生产的关键，也是促进整个国有部份扩张的关键。
从1998年到2001年，政府的支出从1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20%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政府的支出中，最大、最快速增长的部份，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投资在这三年中增高了81%。更有甚者，在中国正有这种生产增长的时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北美、西欧的最富裕国家在内──一直在进行预算紧缩〔即减少政府的支出〕。为了灌溉，兴筑从长江到黄河的运河网〔即“南水北调”工程〕的计划支出约合590亿美元。扩张国有铁路系统的计划支出约合420亿美元。与前二个数字的总和相比，2002年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数是530亿美元。
到现在为止，对金融制度继续施行国有制，使北京政权有效地(虽然不是完全地)控制著货币资本之流进、流出中国大陆。中国的货币，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它不能(合法地)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交易。人民币这种受限制的兑换性已使中国避免受到短期资本(所谓“热钱”)的动荡不安的移动影响。这种热钱曾经周期性地引起从拉丁美洲到东亚的第三世界新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大混乱。
不仅如此，北京政权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使人民币的汇率低于“自由市场”的价值，激起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家们的极度不满。像英国这样第二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就曾经像现在中国那样控制它的货币在世界市场上的汇价。投机性的货币资本曾经在几个月(如果不是在几个星期)之内涌入伦敦城〔即英国的金融中心〕，迫使英镑不得不升值，不管贝理雅政府愿不愿意。
世界帝国主义势力要消灭要拆卸的，正是中国经济中以上所描述的核心集体主义部份。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降低为一个屈服于新殖民主义者的巨大的血汗工厂。华尔街投资银行Goodman Sachs〔《明报》译为高盛〕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断言：“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替世界其他地方制造低档次、劳动密集型的货物的中心。与大家目前的恐惧刚好相反，世界其他地方却正在变成一个替中国制造高档次，资本密集型的货物的中心”(2003年2月25日伦敦《金融时报》)。高盛投资银行的这个家伙，正在这里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为根据，替华尔街设计关于中国前途的计划。
北京官僚层放弃了国家对对外贸易的严格垄断。可是，这种做法只对华尔街的这种计划有利。尽管中国经济近几年有了快速的增长，它与即使是较小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仍是落后的。北京现在正在大量地进行的建筑，你几乎可以到处看到吊车。但是，一位最近去过中国旅行的同志告诉《工人前锋报》：“建筑工地上的工人队伍总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所用的工具，除了独轮手推车和鹤嘴锄以外，我没有看到大型掘土机。有一天我在北京郊区还看到大约30人在建造一道3呎高的墙。他们旁边有一辆马车，上面装满了砖头。”
虽然中国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输出继续以高速度来增加，这些输出大部份是以像衣服、玩具和家庭用具那样的低工资、低价值的轻工业产品和消费品为主的。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到2002年的增加──从4,800亿美元到13,000亿美元──几乎完全被像机械和资本设备那样的工业产品的总购买量的增加所抵消。
中国的工业，由于它相对低的劳动生产力，是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日本或欧洲的经济竞争的。托洛茨基在苏联反驳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可建成社会主义”的教条时所写的话仍然全部适用于今日的中国：
“资本主义世界以它的进出口数字向我们证明，它除了使用军事干涉的方法以外，还有其他的劝说方法。在一个社会制度的劳动生产力以及整个制度的生产力是由市场上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测量的时候，对苏维埃的经济构成也许是最大威胁的，与其说是军事干涉，不如说是资本主义较便宜的商品的干涉。”──《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一个孤立的、经济上相对地落后的工人国家在面对著外来较便宜的货品时可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那就是政府对输入品和输出品的严格管制。但是，解决中国的经济落后的终极办法以及到达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是无阶级、平等的社会──的唯一道路，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融入国际性的计划经济之中。
帝国主义促进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战略
让我们看看世界帝国主义及其中心──美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和发言人为在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而提出的纲领。那个纲领是世界银行在几年前的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所概括的：“最重要的建议是：政府的角色要从控制者、生产者改变为更能自动制约自动调整的制度的设计师。”
实行这个“建议”首先要做的是，国有银行停止对老是亏本的国有企业的信用贷款，而且对营利的企业强加较高的利率和较严格的还款条件。中国的银行若实行这样一个“紧缩银根”政策，就会把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赶到街头。它也会永久地拆卸中国的大部份近代的、资本密集的生产物资工业(例如机械工具、重电气装备、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
从更基本的角度来看，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家要以他们自己的银行来取代中国的国有银行。开放中国的金融系统、让外国银行进来，就会引致大量资金的流出，因为中国的银行不能够提供可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获得的较高利率。大部份在中国产生的经济剩余就会被转移到华尔街、伦敦城、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这些钱就会被用来购买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司及政府的有价证券。中国的工人们，和乡村劳动者们的储蓄就会真正地替〔美国〕国防部的对准中国的核子导弹帮忙付款！背信弃义的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现在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真正反对中国人民的罪恶──以其巨大的外汇储备，正在购买美国的短期国债券。而且它已答应以后会多买。
在过去几年中，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曾“建议”中国政府以特别削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减少它的预算赤字。这样一种走向紧缩预算开支的举动就会破坏中国的劳动者中许多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们的生计。上海、北京等城市中的建筑大都雇用乡下来的民工。大的内部工程(开凿运河、铺铁路)雇用贫苦农民和村民。更有甚者，削减这些工程就会减慢、翻转中国的经济发展。例如扩大中国的铁路系统，对于在经济上联系较富裕的沿海省份和中国中、西部较落后的区域是绝对必要的。
近几个月来，美、欧、日的统治圈对中国的经济要求一直是：人民币要升值。这样一个举动，就会因为中国产品价格的提高而急遽减少中国的输出品的利润和数量。许多私营，甚至国有的企业都会被迫解雇工人，减少生产，在有些情况中会破产。
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资产阶级现行的压力的背后，却是一个更基本的方针，那就是对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进行攻击。帝国主义者要强使北京政权让人民币可以自由汇兑，以使中国大开门户，让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金融渗透。
私有化：外貌与实体
在过去二十年中，不管你是从企业的数目、劳动力或从生产量来测量，大部份国有工业已被私有化了。大多数小企业卖给个人。在这些购买者中，最多的是曾经管理过这些工业的经理。较大一点的企业却被通过一种分股权的规划“私有化”了。十多年前，当中国开办第一个股票市场时，很多西方资产阶级传媒赞美这个做法，说它是确凿的证明：“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真正发生了什么呢？
在中国两大股票交易所上列出名单的1,240个公司中，有些是由政府持有大多数股份，有些是由政府持有相当大的少数股份。
但是，即使是后一种公司，它仍然在实际上是由政府控制的，因为中共持有政治独霸权。中国没有工人民主，中国也没有股东民主。一位不满的股东急躁到要组织一个股东大会来推翻现任的经理，就会很快地发现他自己处于很恶劣的地位，因为经理多半是跟政治显贵人物有关系的中共干部。
中国的公司的股东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了解的那种所有权。他们有权利从他们的金融资产中得到收入，他们可以卖掉股份。但是他们不能决定或者影响经理部门和公司的政策。这些政策是由各种各样的、时常互相矛盾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来决定的。
对这种事实的一个明显例子是金峰〔译音Golden Summit〕，金峰是四川乐山的一个制造水泥的公司，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90年代初在上海股票交易所挂牌。这个公司很赚钱。1997年，也担任乐山的中共党委的公司总经理辜松〔译音Gu Song〕利用他的双重职位，安排高峰公司收购了乐山市内的大肚河钢铁厂。大肚河钢铁厂是一个正在亏本的国有企业。明显的是，这种收购，从经济上看，是不合道理的。那末，为什么它被收购呢？因为大肚河钢铁厂的工人们因工厂拖欠工资，曾发动激烈的抗议。所以中共地方干部就利用金峰的充裕现款储备金来抑制当地的劳工骚动。因此，一个影响到公司财政情况的经营决策却在政治的，不在经济的基础上作出。
最近澳洲二位学术的经济学家所写的一本关于中国财政结构的书就如此描述股份公司的实在性质：
“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在实际上反映国家所有权在许多登记上市交易的公司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就绝大多数登记上市交易的公司而言，在市场上争夺某一公司的控制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管是来自‘内部的人’或‘外部的人’，经理作错决定以后只面对著有限的受处罚的威胁。也应该被注意到的是，国家的影响力甚至比占优势所有权地位的单位或个人还要大。”(J. Laurenceson and J. Chai, 《Financi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2003年)
此外，中国的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市场仍然只在金融总资产中占极小部份，极大部份的金融资产仍是储存在国有银行中。因此，股份公司依靠银行贷款来提供大部份所需的资金。总而言之，在这两大股票交易所登记上市交易的公司，大都像它们在完全国有化的时候那样，保持同样的经理部门财务安排。
有人也许会很有道理地发问：这种情况今天也许如此，那末明天还会如此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由政治的控制来决定，不是由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规章作这个或那个的改变来决定。
2002年夏天，国外投资者首次被容许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在严格的范围之内)购买(以人民币为面值单位的)主要股票〔所谓H股〕。国外的单一投资者不能够拥有一个公司的超过10%的市值资本，所有国外投资者不能够总共拥有超过20%。第一个利用这个机会的金融机构是瑞士大投资银行UBS〔明报简译为瑞银〕。瑞银购买了中国最大钢铁厂宝山钢铁公司的股份。
如果瑞银和其他国外投资者对宝钢的业绩失望了以后怎么办？他们可能以亏本价钱卖掉股票。但是，让我们假设，他们不卖，反而与其他西方银行投资者联合起来贿赂中国政府管财政的官员把现任经理赶走，代之以这些银行所喜爱的经理。西方财团这样一个在实际上接收中国最大钢铁厂的企图就会是对中共政权政治权威的直接挑战。中国政府为著保持它的权威，就会不得不处罚受贿赂的官员，并会对国外银行采取某些惩罚性措施。如果它不这样做，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许多经理就会变成拿帝国主义的金融家、工业家的钱的代理人，政府就会开始失去实行它自己的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中共就会像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91)苏联共产党内部所发生的那样，开始陷入无节制的派系斗争之中。
但是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派系内斗也会开启了从下面而来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社会力量进行干涉的政治局面。人们可能会见到独立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左翼团体和政党的形成。到结果，西方、日本和华侨资本家可能发现他们现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所建立的立足点被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破坏、消灭。
中国的银行制度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制度中主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国有企业的融资方法上。在旧的中央计划制度下，如果企业的成本超过正常收入，这个企业就会从管理它的政府某一工业部收到不需偿还的拨款。同样地，不需偿还的拨款也可用来资助企业生产的扩大，例如更换机器，建筑新厂房等等。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企业本来应该变成经常赚钱、财政自足的。向外筹措的资金可由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来提供。这贷款到期时本来应该附利息而偿还。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及其他早期“改革”设计师是否实际上期望这个制度会依照新经济信条及伴随它的政策指导方针去做。我们只知道这个制度周期性地出毛病，不能好好地运转。如果所有没有而且不能偿还银行贷款的企业都关闭的话，中国早就完全变成一个经济灾难区域了。但是那种情况是不容许发生的。所容许发生的是有计划地、不合适地、随意地把“坏帐”当作政府的直接财政资助。
银行向老是亏本和不赚钱的企业贷款，例行地被代之以新贷款或者在不期望真正被偿还的情况下被增加。结果中国所有的大银行，因“坏、呆”帐大过生利的资产，按理说是应该“破产的”。这个情况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多年，是因为政府资助银行，而银行倒过来资助企业。
因此，在1998年，中央银行向大商业银行拨了相等于2,000亿美元的巨款来交换它们的“呆坏帐”。这笔企业的债务就被转移到政府所拥有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个公司的责任就是收回(即使是局部的)企业欠款或者把欠债的企业卖给私人。自从那时以来，资产管理公司这两种工作都没有做到。
中国金融制度的相对稳定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每个人都知道政府站在银行的背后。第二，私人的，特别是外国的银行(还)没有被允许与它们竞争。
美国大金融信用评价机构穆廸公司去年一份报告作出结论说：“虽然中国银行制度根据规则来说也许是破产的，充裕水平的流动资产却能作为这种紧张状态的缓冲物。强大的存款水平更加反映民众对国家银行的信任。”
西方帝国主义的博学的发言人承认，打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必要步骤是金融制度的私有化和特别是国际化。今年初(3月8日)伦敦《经济学人》──英、美银行家的一份半官方机关报──写道：
“所有中国的银行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国家经营的，而且政府，不管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干预经理的任命和贷款政策。因此，中国没有像由市场推动、精英集团管理的银行这种东西。没有控制权，外国投资人就会觉得很难创立那一种银行。可是中国人没有意思要让出控制权。”
正如《经济学人》的抱怨所指出的，外国银行一直到今天还是被局限在中国金融制度的边缘，主要是在外贸部份。不用说，国际金融资本一直在想推倒这些局限。例如今年早些时候，华尔街巨头花旗银行集团被容许购买中国第九大银行5％的股权。他们共同发展了信用卡业务，以中国的新富精英──资本企业家、党和政府高级官员，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型（工程师、学术界人士）等──为对象。对花旗而言，这个业务正是它要更深地渗入中国金融制度的一个开路机。花旗银行集团香港办事处主任史丹利宣称：“中国是金融方面最后的大边远地区之一。”（《华尔街日报》，9月15日）
江泽民和他的助手们理解到，将中国的金融制度向外国银行开放就可能会有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尤其会严重削弱政府向它的支出提供资金的能力。所以两年前中国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中就把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推迟到2006年。中国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容许外国银行与国家银行平等地竞争。不过，三年以后到底真正会发生什么，将不会自动地由世贸组织的协定所定下的时间表来决定。它将会由中国内部的和在中国与资本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社会矛盾来决定。最近几个月来，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变形工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已经变得重要了。
关于人民币的争执
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称的国际交易的资本帐户上是不可兑换的。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国有企业经理只有缴了输入和其他与贸易有关的费用以后（而且经过中央银行事先的批准）才可以获得外币。按照规定，中国大陆的国民需要将所获得的外币转移到中央银行去兑换成人民币。
在最近几年中，非法移进、移出中国的货币的数量，真是按照所预测的，大为增加，主要是由或者通过香港的金融商。这些非法流通的货币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现在没有准确数字，但是它还没有达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或政权的经济政策的地步。
中国把人民币按固定比率同美元挂钩〔人民币于2005年7月21日与美元脱钩，并升值2％──译者注〕。由于今年（2003年）美元对欧元、日圆和大多数其他货币贬值，中国输出品的价格也跟着在世界市场上急剧地降落。这方面的许多专家估计，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它就会对美元升值20－40％。
有些美国（以及欧洲、日本）的大的资本主义公司也受益于人民币目前币值的低估。中国的一半以上经过制造的输出品是由外国人拥有的工厂或合资企业所制造的。戴尔电脑公司和摩多罗拉都是在中国的十大输出公司的排名榜上。在太平洋这一边的巨大廉价零售商店Wal Mart买进了中国输美10％的商品。
可是，美国制造业资本家的主体相信他们正在受到中国“不公平贸易实施”的伤害。全国产业家协会副主席伐尔果在刚过去的春天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我们必须迫使中国结束对其货币的操纵，让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率由市场来决定”（《商业周刋》，7月7日）。一个主要是民主党、也包括一些共和党的参、众议员的集团正在推动国会通过一条对来自中国的输入品强加额外关税以“抵销”人民币价值的低估的法案。更有甚者，国际金融资本的所有巨头─美国及欧盟的中央银行主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等－都催促北京政权将它的货币升值。
但是，中国的领导层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让步。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保持人民币汇价的稳定对中国的经济表现有帮助，而且符合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在外交上敷衍帝国主义者，胡锦涛答应成立一个小组来“研究”如何在将来使中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将来的什么时候？以香港为基地的一向消息灵通的期刋《远东经济评论》（5月29日）对这个问题如此写道：“人民币在资本帐上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大多数分析家不期望这在几年内会有什么变动。他们的恐惧是由于缺乏对银行制度的信心，太早开放这个国家的资本帐，将会引致大规模的〔资金〕外流”。
但是，即使北京的政策制订人计划要将现存的汇率和国际安排维持几年不变，他们也许不能够做到这样子。香港这个资本家集合所是非法的货币交易流进、流出中国的一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没收香港的金融商及其他部份的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保护中国的经济、使之不会受到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家破坏性极大的攻击的一个极其必要的措施。
农业问题再度成为重要
西方资产阶级传媒及学术界对中国的经济及其所谓“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讨论，通常是以工业和金融为焦点的。可是，在中国的十三亿人民中，七亿仍然从事农业。1949年革命的主要社会动力是一个巨大、农民反对地主的暴动。很多地主阶级份子从他们曾经黯然地压迫、剥削过的农民那里得到了应得的惩罚。所有耕地都被国有化了。
邓小平政权最初的经济“改革”之一是解散人民公社，每家农户以长期租用的方式分到他们原先耕种的一块小田地。但是，土地并没有重新被私有化，而租约的转移是有限制的。即使是如此，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竞争必定在农村中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区分。富农阶级就这样兴起了。这些富农，通过半合法或非法的安排就能够剥削比他们穷一点的邻居的劳动。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结构在基本上而且明显地是与例如印度的农业经济不同的。在印度，超过一亿的无地农业劳动者在富有地主的大片私有土地上辛苦劳作。
但是，考虑到中国之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国，中国农业经济目前的结构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国有的工业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政府通过银行所提供的额外资助来缓解增多的输入品的竞争。但是中国的小农却根本没有办法与美国及其他大的食物输出国的资本密集的、科学管理的农业进行竞争。在北京政权已经适时地减低对农业品的关税和限额的同时，它也诉诸专门安排的保护主义措施。去年它把“安全”规则应用到输入的基因改造的谷物上。今年，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运来的大豆被暂停卸货，理由是里面有真菌（其实中国自己种植的大豆也有这种真菌）。
尽管如此，这个政权的农业政策的基本路线不是保护小农的利益，而是朝向大型的、事实上的私有农场。因此，在10月举行的中共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更加放寛对农田转移的限制。一位报导这一次会议的美国记者说：“一位农学家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担忧外国来的食品的竞争，而大农场的兴起增加农业的效率’”（《华盛顿邮报》，10月15日）。
然而，中共领导层在这方面的决议和意图并不自动地、必定地转移成经济现实。1949年的革命仍然在中国农村中留下活生生的印象。贫农们知道，他们的祖父母辈惩罚了野蛮的地主阶级和贪婪的高利贷者。中国今天的准地主可能会遭受同样命运。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经见到中国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抗议和骚动，特别是针对增高的税收和贪污腐败。
可是，中国必须从小农耕作进展到近代、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一个建基在工人农民会议上的政府不但会禁止或者限制雇佣劳动和将额外的农地租给富农，而且会促进农业的再度集体化。后者并不意味著倒回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公社，因为这些农村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由以落后方法来耕作的农地所集合起来的。要使中国的农民大众放弃他们自己的小块田地而参加集体农场，必须要使他们相信这样做将会给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一个建基在工人农民会议的政府就会向参加了集体农场的农民征收较低的税和提供较廉价的信用贷款。
中国农业合理的集体化和机械化就意味着社会的深刻转变。向农村引进近代技术──从联合收割机、化学肥料到整个科学耕种的综合体──就会需要比现有的在质上更高的工业基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会反过来增加在城市中极力扩大工业方面的工作职位的需要，以吸收农村中不再需要的剩余劳动力。明显的是，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工业基础的相对有限的规模和相对低的劳动生产力。这个远景的步调，以及从最后分析起来，这个远景的可实现性，将会取决于中国从社会主义的日本或者从社会主义的美国所收到的援助。这就再度著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
工人反叛的幽灵
2000年初，在中国东北老的不景气的工业地区的杨家庄〔译音〕镇的一个大的国有钼矿公司关闭了。这个矿的几个还赚钱的部份被私有化──主要是被与现任领导有密切关系的人们接管了。被解雇的矿工在公司办公大楼门前就微不足道的遣散费而举行的抗议行动迅速地升级为全面发展的工人反叛。二万多名矿工及其家属走上街头，设立路障烧毁汽车而且将油桶点火。
当局谨慎行事，惟恐工人在矿上使用库存的炸药来保卫他们自己。工人们与人民武警抗争了两日。人民武警是在80年代中特别设立来镇压日增的社会不安的一支准军事力量。最后，军队开进来了。他们向抗议者的头部以上开枪，因此平息了这次反叛。两年以后中国东北的工人又发动了自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这个国家的最大规模的反叛运动，标志著即将到来的政治革命。
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以它自己的方式承认它正骑在一个社会不安的火山口上。江泽民去年宣布，“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不但是一个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可是，江泽民和他的追随者们不能够──而且完全不能够──实现他们自己所定的政策目标。
劳动部部长张左己去年报告，自从1998年以来，在2,300万名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中，只有1,700万名工人已经再就业，而这方面的情况正在快速地恶化。根据政府统计，在2002年上半年间，只有9%下岗工人得到再就业，而在1998年的同时期，却有50%。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寻求再就业的工人排在路旁，头颈上挂著指示他们的工作技能的牌子：电工、木匠、铅管工……。
北京政权寻求减慢失业增长的速度所施用的主要方法，曾经是政府通过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来资助极力在国内各地扩大的公共工程。但是，北京斯大林主义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必须作出某些困难的选择。大量增加社会产物中税收的成份，将需要减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利润和较富裕小资产阶级份子的收入。《远东经济评论》这份杂志，极不可能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但是它在2002年10月10日的另一期上注意到：“沿海经济充满活力的私营部份对付税却离奇地疏忽”。另一个选择是：大量减少政府的支出，
就需要把更多工人赶上街头，削减他们的微小的社会福利（例如退休金）。到了那个时候，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政策分歧与日渐增大的社会紧张状态交织在一起，可能会开始使官僚层断裂。
在过去一年中，江泽民政权已被以作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作为国家总理的温家宝为代表的所谓中共的“第四代”领导人所代替。江泽民本人，像他之前的邓小平一样，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中国的武装力量实际的总司令，来保留最终的权威。“第四代”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表示他们正受到各种相互矛盾的社会压力。在一方面，他们更公开地做出亲资本主义的举动（使企业家可以合法地成为党员，提议把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记载在宪法内）。
在这同时，中共领导层却采取了一个比年老的、技术专家政治的江政权更“声称代表人民的”政治作风。因此，温家宝在接任总理之前不久，在极冷的冬天，走下了一个煤矿，与矿工们共庆农历新年。前不久，《中国日报》(10月3日)赞美温家宝亲自帮助流动的建筑工人讨回拖欠的工资，还评论说：“这件事证明这样的事实：当这个新的、接近人民的领导层要处理这个国家的贫困问题的时候，它的地位就确立了。”
这些“亲近人民”的姿态还与缩小贫富差距、缩小较富裕的沿海省份与较贫穷的中西部之间的差距等诺言在一起发生。如果这不是空话，而表示在政权之内对于经济的政策和优先处理次序存在著分歧，那末因此而发生的派系斗争就可能会开启新的政治形势。在那种形势下，决定的因素将会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他劳苦民众的政治意识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是列宁主义者一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干涉来改变、提升那个政治意识的能力。
主张建立工人民主的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东欧、前苏联的许多工人和大多数智识份子抵抗不住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引进会快速产生西方式生活水平的幻想。但是中国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已经体验到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外国投资和合资企业的形式出现的大剂量西方(及日本)的资本主义。他们也从日益增多的中国本土和华侨的资本主义剥削者那里体验到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体验的总结就是：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经济上的不安全感、社会不平等以及收入的差距。
一切证据显示，人民对目前在中国存在的这些资本家份子的仇视，是深刻，而且分布很广的。人民大学今年初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的回答者认为新富人是以合法手段获得他们的财富。去年在中共十六大上为了了解大家的想法而提出的要将“财产权”写入宪法的建议引起了有点像人民的反冲。在过去几年中，大量出现了谋杀富豪的事件。
如果说中国工人不大可能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产生幻想，对西方式“民主”则不同了。当中国的政治局势逐渐开放的时候，反对共产主义的反革命团体和政党无疑地就会掩饰他们要推进“自由市场”经济的本意，来推进“民主”，那就是在一人一选票的基础上选出的议会政体。这些人物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就是韩东方这个亲帝国主义的“不同政见人士”。他在香港出版一份《中国劳工公报》。他是美国右翼国会议员和反共的劳联──产联官僚层的宠爱人物。
议会政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政治形式。在这个政体之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被缩减为支离破碎的个别份子。虽然在这个制度中，工厂的一个工人的选票与工厂的一个经理或技术人员的选票，在点数中，都各是一张票，但是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它对传媒的控制、教育制度和其他塑造舆论的机构来有效地操纵全体选民。在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政府官员──不管是选出的或非经选举产生的──都是银行和大公司所收买的。
正如列宁在他的(1918年11月)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辩论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所解释的：
“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踫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出版自由等等。…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为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股票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著，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感触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著重处是原有的〕
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工人们只幻想著以为对政府有某些控制或权力。但是在工人国家中，工人民主的问题既不是抽象概念，又不是幻觉，而在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工人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被斯大林主义者错误统治所变形(deformed)──无产阶级之作为一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这个政治权力反而被一个反工人阶级的官僚阶层所垄断，而这个官僚阶层的政策最终会威胁到这个工人国家的生存。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只能通过一个由以他们自己的阶级为基础的管理机构即苏维埃(会议一词的俄文名称)所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这个苏维埃将会向保卫工人国家的集体化基石的一切政党开放。列宁在以上所引的同一文章中解释说：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财富特权，资产阶级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著重处是原有的〕
中国所面对的抉择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或者血腥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必须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决不会产生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可以从苏联堕落工人国家和东欧各变形工人国家的反革命的破坏中，看出一点点资本主义到底将会给中国工人什么东西──自相残杀的战争、贫穷和失业，社会的全面破坏。
在1991年叶利钦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段时期，许多叶利钦派“民主人士”之争辩地说出前苏联需要“像〔在1973年在智利发动政变的〕皮诺思这样的俄国人”来推行初生的资本主义统治，决不是偶然的。经济学家波波夫(Gavriil Popov)是叶利钦的一个主要盟友，也是苏共“民主纲领”派的主要理论家，于1991年当选为莫斯科市长。他坦白承认，资本主义的引进是不会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容的：
“现在我们必须创立一个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社会；而且这将是一个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这将会引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有导向去国有化、私有化和不平等的政策；一方面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启动的各种力量的声称代表人民的特性。群众渴望公平和经济平等。转变的进程，走得愈远，这些渴望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愈尖锐，愈显眼”。
1990年8月16日的《纽约书评》上“民主所带来的危险”一文，甚至在前苏联这样一个全球工业军事强国之中，各加盟共和国的资本主义政权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从半拿破仑主义的“议会”统治到直截了当的独裁制。资本主义的中国就会使它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社会混乱和更大的贫穷。
更有甚者，旧俄的资产阶级之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毁灭了，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只是被革命赶出中国大陆。今天他们仍旧准备要收回失去的财产，并且向富于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进行报复。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会使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成为革命前中国的标志的军阀主义再度兴起。这不但会导致这个国家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而且被后者所肢解，同时也会使北朝鲜和越南受到重大的破坏。
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苏维埃民主，需要一个会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推翻资本主义利润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相比之下，在中国实现苏维埃民主，需要一个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强迫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层放弃政权，使工人、兵士和农民的委员会掌握政权。实行这样一个政治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无条件地保卫作为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石的集体化经济。它(即政治革命)的纲领已被托洛茨基概括在他对斯大林的俄罗斯的古典分析《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一书上：
“它不是以一个统治小圈子代替另一个统治小圈子的问题，而是改变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方法、改变指导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方法的问题。官僚的专制统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恢复批评的权利、恢复真正的选举自由是使这个国家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现这些必要条件的前提是，恢复苏维埃各政党的自由活动，首先要从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以及恢复工会的自由活动。把民主带进工业中来意味著对计划作出彻底的修改以至使其符合劳动者的利益。…‘资产阶级分配准则’将会被局限在严格地必要的范围之内，而且将随著社会财富的增长而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平等。…青年人将会接受自由呼吸、批评、犯错误和成长的机会。科学和艺术将会从一切对它们的朿缚中解脱出来。最后，外交政策将会回到革命国际主义的传统。”
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是与扩张革命的斗争密不可分的。卡尔．马克思曾经写过，随著短缺，需求被普遍化了，而“随著需求，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再度开始，而且意味著旧的废物必会重现”。官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短缺──官僚层认为它自己是短缺的物资如何使用如何分配的裁决人。历史的必要性再度强烈地提出了革命国际主义的问题。没有社会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日本，中国的工人阶级将不能够消除短缺和需求。其实，中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的命运──将会在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来决定。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承诺将这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唯一能够保卫中国抗拒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强大反革命力量的纲领──带给今日中国的工人和农村劳动者。
200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