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一个新时代”了。复杂的世界货币市场的兴起，越来越互相协调的全球生产系统，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这类的组织所强加的极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美国的好战的军国主义——所有这些都被认出是资本主义帝国的新模式。

对激进左派中的一些人而言，这个新帝国主义却激发了他们重新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左派各主要人物所详细阐述的分析。这理由不难看出。在那段时间中，许多本关于帝国主义的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出现了，其中最主要的有：罗莎．盏森堡的《资本的积累》（1910年），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5年）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

这三本书，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共有好几个真正优点。第一，每个理论家都试图把欧洲列强（以及美国和日本）的领土扩张与资本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他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之所以这样做，﹝即领土扩张﹞，不只是推行一个政治政策，而且是与资本积累的战略直接有关的。

第二，为了证明这个联系，他们指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卢森堡的书中，　朝向那个战争的推动），认为这个战争在本质上是一次资本主义的冲突，是世界资本主义不断竞争的血腥的使人震惊的表现。

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宁可把这次战争解释为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极端形式，而不把它描绘为一次历史的意外事件。他们认为，贸易战最终是要通过真正的开火来解决的。布哈林说，最后分析起来，经济上的冲突的解决是要“靠军火的力量……所以最后的赢家是军事技术最好的一方”。

最后一点是，由于以上这些分析的结果，这三位革命作家都以坚决反对全球军事冲突的立场而受人注目。当时在欧洲各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转而支持它们各自的政府的战争政策——因而出卖长期所持有的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的承诺——的时候，这些革命理论家却与反战左派的积极份子走在一起，保存了国际团结的荣誉。

虽然有了所有这些成就，可是，这些理论也真正是有局限的——特别在今天，这些局限已变得会碍事了。首先他们所提出的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就有相当大的缺陷。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寻求新市场为基础的。

她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的商品没有国外的新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就会由于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而崩溃。可是，不但现在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新的殖民地构成重要的出口商品市场——考虑到这些殖民地的贫穷，它们怎么可能呢？——而且当时卢森堡也没有理解到资本主义的密集增长和外延增长的能力。

简单地说来，资本主义经常在所谓“发达世界”之内为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不管是为快餐食品或者计算机——创立新市场。虽然为密集增长和外延增长这两种增长都找到市场是比较可取，但是为后一种增长服务的市场的消失并不一定是表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到。

列宁的分析也有真正的缺陷。例如，他认为，殖民主义是以过剩资本——即无法在本国作可获利的投资的资本——之输向殖民地为中心的。

可是，他在他的小册子中所列出的图表上却显示大部份的外输资本是从一个富裕资本主义国家输到另一个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它到现在还是这样做。至于布哈林，他以二十世纪初期的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资本与民族国家的融合的统计资料为根据，将它扩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再争辩说，资本与国家会渐渐地结合在一起的。可是，近年的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的浪潮却指示，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更有流动性、更易变化的。

但是，这些帝国主义论的最大缺陷，也许是他们把列强之占领领土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特征。这理由不难看出。从大约1875年开始，列强就拼命争夺殖民地。

在那以后的四十年中，英国为它的帝国增添了400万平方哩的领土，法国增加了350万平方哩，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也各自增大了100万平方哩。

在这个时候，在世界制度中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就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所控制的领土有多大多好——以及在这领土上所含有的土地、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等有多丰富。

因此，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就变成一条可被用来在全球制度中积聚更大力量的战略——一条对德国及日本这些在上段时期没有能够变成重大殖民帝国的新兴列强特别有吸引力的战略。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征服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卢森堡、列宁和布哈林之把列强之间争领土之战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难理解的。其实，列宁把这种战争描述为“绝对不可避免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20年之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跟着的时候，这第二次战争似乎证明瞭他们的评价的正确。可是，虽然当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认为世界资本主义需要领土的扩张，而且始终不变地制造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历史的发展却是变幻莫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在二战后的三十多年中，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出乎大众的意料——脱离了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变得独立了。但是，统治世界的方式都渐增地依靠市场力量，不依靠领土的占领。

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跨国公司的兴起。这些跨国公司的总部虽然设在某一国家，但是它的业务却遍及全球。这就可以使富国的资本家利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和原料，作为综合生产过程的一部份。这就允许西方公司不必招致殖民化某一领土时所花的金钱和所负的风险而剥削地球南方的穷苦人民。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到把财富从地球南方抽走而流进地球北方的金融机构中来的、比较近代的、充满爆炸性的全球借贷现象上来：这些形式的私占剩余也可以用主要是经济的方法来实行。

正当领土的征服之作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模式逐渐消失的时候，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也逐渐消失了。在列强于30年之内（1914-1945）打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现在经过了60年都没有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并不是战争本身已经消失了。恰恰相反！但是，战争的轨迹已经移转到帝国主义国家与地球南方的人民之间的战斗，因为后者不听从前者的命令。越南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样原则也应用到美国战争机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进行的冒险，虽然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同的。

可是，紧要的是，这些并不是为控制领土而起的战争。美帝国主义当然希望剥削地球南方。但是它宁愿用经济方法来这样做，不要招致为了建立新殖民地政府和占领所要花的政治和军事的费用。它当然会作出军事干涉。但是如果它不是为了占领而这样做，那末今天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物驱使帝国主义进行军事干涉呢？

资本的帝国

对这个问题最有力、最有挑拨性的马克思主义回应来自伍德女士（Elllen Wood）在她的最近的书《Empire of Capital》（《资本的帝国》）中。伍德女士在一次内容丰富的历史分析中认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不以占领领土为主的帝国主义形式，大概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

她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毕竟是建基在通过市场组织的经济权力上。与封建领主不同，封建领主榨取剩值的能力要视政治级别（封建领主靠政治级别取得土地、收取地租以及控制庄园内的法庭）以及对军事权力的独占程度而定，但是资本家不需要用担任公职、司法或者携带武器等方式来剥削工资劳动者。

他们多半通过纯粹经济的方法来完成后一任务：财产的拥有和市场的力量。他们当然时时要求立法者、警察、法庭和军队来支持他们的统治；但是日常的剥削并不需要使用武力或法庭的干涉。

纯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可被期望用同样手法来运作——那就是运用财产权利和市场力量来积累剩余价值，不是用政治管理或军事控制的方法来占领领土。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不需要担忧领土关系，可以完全忽视世界各地进行剥削、进行积累的实际空间和场所呢？绝对不是。

伍德女士反对各种时髦的肤浅的民族国家消失的理论。她坚称，世界资本主义正越来越依赖以领土为基地的民族国家网络。世界资本与其鼓吹国家的解散，与其追求单一世界政府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前景，反而十分高兴地与对互不相关的领土行使主权的各民族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实，国际资本依靠如此的国家网络来执行财产权利，稳固金融交易，保证劳工的顺从，控制社会不安等等。

伍德写道，“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由建构在统治和隶属的复杂关系上的大、小国家全球网络所管理的全球经济”。（原文在《Empire of Capital》第141页）。

伍德女士认为，民族国家网络，如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对资本的用处比过去更重要，因为它，而且只有它，才为剩余价值的积累提供局部的先决条件。

那么对战争的看法怎样呢？在这个问题上，伍德又有一个新颖的见解。她并不认为在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帝国中战争会消亡了。可是她却暗示，在经济上占主宰地位的国家与也在经济上占主宰地位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有列宁等人所认为的必然性了。

在这同时，由于管治真正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永远是个做不完的工作，战争还是会有的。又因为人民的抗议，地区性的冲突和民族主义的起义，都能够产生对帝国主义列强敌视的情况，全球化资本不能老是依靠小国来保证能促进平稳积累的一切条件。

所以，占主宰地位的参与者有需要向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世界上对西方资本和西方国家的权力最敌对的那些地区——发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对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采取抵抗的行动是决不被容忍的。他们需要向世界宣示，帝国的权力——最主要的是美国的权力——将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地方进行干涉。

这就是布殊在9．11事件后在他的臭名昭彰的演说中所展示的立场。他在该演说中声称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国家会在美国的攻击目标名单上。美国政府的官员在详尽说明布殊的主义时宣称，美国已进入不断战争的状况，“没有时空的限制”。

伍德女士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会引导我们走向的前景。今天的帝国主义不甘愿统治世界上某一地区，反而要对整个地球可让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进行管治。

她写道，“新帝国主义不寻求领土扩张或对贸易路线的占领”。它要的是“对全球经济有无限制的主宰，对管理全球经济的各个国家也有无限制的主宰，〔有〕无休止地、有目的地、时时刻刻地发动军事行动〔的自由〕。（同书第144页）

这个结果就是战争和占领领土的事件不时发生，战争占领领土事件不时发生，战争和占领的对象因时空而转移。

伍德女士的分析特别令人信服，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主要以财产权利和市场力量，不是以直接占领领土为主的帝国主义的独特动力。虽然她认为列强之间的军事对立不会像二十世纪上半叶时候那样的尖锐，她的论点，还是帮助我们澄清了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展现的战争主义和军力主义的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

新帝国主义

在伍德女士出版《资本的帝国》差不多同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发表了《The New Imperialism》（《新帝国主义》）一书。哈维在这本书中的开始稍为与伍德女士不同，他确认了在帝国主义中起作用的两个动力：经济的必要性（其目的是积累资本）和领土的必要性（在提高资本的利润率的大前提下控制空间）。

哈维正确地指出，这两个逻辑时常是互相矛盾的。毕竟追求领土的逻辑时所花的成本，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变得“没有效率”（美国占领伊拉克的费用急剧上升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他在书中又指出，各帝国主义在行使这两个动力时是不对等的：有些帝国主义国家偏重经济的逻辑，有些则偏重领土的逻辑。可是，哈维却没有像伍德女士那样明显地区分对领土的直接控制和对领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控制。

他的分析有时似乎转向到在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的分析中占重要位置的领土扩张的观点。哈维似乎经常只从占领的角度来思考领土的逻辑，而没有从推广资本的市场规则和财产权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哈维的贡献中与人最不同的地方，也许是他之重视靠剥夺土地而积累的这个手段。他认为这是新帝国主义的一个中心特色。他向我们提醒，资本主义起源自剥夺农民的土地（这就迫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他指出，同样的过程也在今天起作用。

在农民被剥夺土地这个古典型式正在加速进行的同时——数以百万计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因此而抛弃农地的生活——，其它型式的剥夺，例如公共资产的私有化和植物、种子等生命型式的专利化，也在加速进行。

所有诸如其类的行动将财产从公共领域拿走，转给私人拥有。

哈维的分析另一个特点是以下这个观念：资本主义强国与资本主义强国（包括与像中国那样的新兴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已成为新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特色。虽然他认为这些紧张状态和对立不致于引发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他却清楚地看出，今天的帝国主义被各种冲突弄得一团糟，而这些冲突是因对市场和利润的竞争而起的。

在这里，哈维的分析就与帕尼奇（Leo Panich）和金丁（Sam Gindin）近年来在《Socialist Register》（《社会主义文献记录》）年报上所详细阐述的论点相对立了。他们两人的著作在今天以英文发表的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说是构成对帝国主义的第三个有意义的观点。

帕尼奇—金丁立场的最大强处，很可能是它对缺乏新意地重复列宁一布哈林帝国主义论的批评，好像它构成了对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合适指针。他们的立场也正确地坚持，在全球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关系。

除此之外，他们的观点，也对新帝国主义的特有机构形式加以密切地注意，特别地记述了美国联邦储备局之作为监管这个制度的金融结构、维护美元之霸占为世界货币的机构的紧要角色。

他们的观点不太令人信服的地方，依本文作者的看法，是在于他们在事实上拒绝考虑这样的概念：在强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间的对立，决定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的发展方向。帕尼奇和金丁倾向于确认美国，而且只有美国，才是帝国主义国家。世界的其它地方，包括欧洲、加拿大、日本等等，事实上都被看成为美国的附庸。

归根究底说来，这个论点非常接近于把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依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第三世界是在“依赖”地球北部的情况下存在的——推延到除了美国以外的每一个国家去。可是，在朝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却犯依赖理论的同样的毛病，那就是它不但忽视了第三世界的阶级构成和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且淡化了在例如巴西这个世界上第十个经济大国和马里〔一个非洲穷国〕之间重要的差别。

帕尼奇—金丁的分析也回避了哈维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的经济逻辑和领土逻辑之间的差异。就军事—领土的意义上看来，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对世事的发展确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不能接着说，其它的地区资本是在帝国主义的经济逻辑的范畴之外运作的。

其实，使用财产权利和市场力量剥削劳工、私占资源和操纵市场，并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许多富裕国家的资本，在其原属国政府的支持下，追循同样的积累策略。这些资本真的常常指望美国政府来作为全球资本的终极保护者。但是，这并不意味，例如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公司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这可从美国与欧洲之间因这两个航天公司的各自习惯做法不同而引起的贸易争端来证明。

由于帕尼奇和金丁不注重帝国主义的经济逻辑和领上逻辑之间的差异，他们就倾向于拒绝考虑其它强权——例如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在与它们的从属国的关系上，也许会依据帝国的型式而行动的观念。

以加拿大为例，目前在地球南部，发生了抗议以加拿大为基地的矿产公司的大型行动。墨西哥、危地马拉和许多非洲国家的群众运动，正朝向这些加拿大跨国公司，抗议它们的侵略性的、新殖民主义的实施。

很难看出为什么这些公司（及支撑它们的国家）不应该被定性为帝国主义。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欧洲、日本的资本在地球南部的行动。可是，有的时候，帕尼奇一金丁的分析却建议：像加拿大、日本甚至于法国、德国那样的国家有点反帝国主义的味道（因为反对美国），认为它们在美国压力下仍坚持维护主权。

这个论调似乎滑进了上面所说的依赖理论所犯的毛病：以民族来代替阶级作为今日世界斗争的轴心。

更有甚者，这样的理论也往往会忽视了许多这些国家的特性：内部殖民主义。在加拿大，对原住民的压迫及对魁北克占绝大多数说法语的人民的压迫都是明显的例子。可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在表面上说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也容易滑入保卫以侵占、压迫他人为基础的国家的权力。

它也往往会贬低了移民、难民和有色人种反对各级政府的种族主义的斗争的重要性。用民族国家的等级（以及主要是美国与所有其它大国的对立）等字眼来描述世界列强，因此，就有不着重民族、种族压迫和国内的阶级分歧的危险。

公正地说，帕尼奇和金丁非常明白阶级斗争的紧要——而《社会主义文献记录》有着突显全球工人运动的骄傲记录 （特别是它的2001年刊）。其实，他们正确地建议，内部的斗争很可能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期的特征。但是，虽然帕尼奇和金丁正确强调，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特征的领土、军事的对立的减少，他们之反对“对立”的想法，却把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排出应考虑的问题之外。

因此，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描述已经变得过份地单极，而他们的帝国主义论已变成完全以华盛顿为焦点。还有，他们的理论一方面贬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区、民族冲突，另方面却推广一个左派民族主义的观点，那就是，反对美国强权的斗争已变成左派政治的最重要的焦点。

这个理论就对在世界的以下部份活动的社会主义者特别麻烦了：有着高度发展的、从剥削地球南部中得利的资产阶级。要克服这些弱点、就需要改编他们的理论，使之重新采纳对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分析。

与我们需要理解今天的帝国主义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一样——所有这三个理论对这方面都有真正的洞察力——我们也需要阐述界定资本主义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间的竞争和矛盾的新形式。对我来说，欧元之崛起为对美元的世界货币角色的一个局部竞争者，似乎在这方面特别有意义。从较长远看来，中国之崛起为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中心也许会大大地重新改变世界权力的布局——只要它的统治者能够控制社会的动乱，发展出更精密的金融市场和限制投机性的泡沫的危害。在这些工作中，没有一样是容易办得到的。

在对今日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新形式提供详尽的描述方面，伍德之以财产权利和市场力量、不以领土占领为焦点，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哈维之区别推动帝国活动的两个逻辑也是。帕尼奇一金丁之依据创造帝国的货币和财政体制来对〔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角色作出分析，也对帝国的功能增添更深远的洞察，虽然它需要对其他货币，例如欧元，作出进一步的描述。

毫不惊奇的是，要对新帝国主义作出在理论上比较全面、在政治上比较可活用的敍述，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当我们向一个我们设法挑战、最终设法推翻的帝国主义的现实搏斗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各个新解释的强处和弱点，进行清晰的、同志式的争论。

〔作者简介〕

戴维．麦克纳利（David Mc Nally）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教政治学，是新社会主义团体的一位活跃份子，而且是该团体的机关报《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t）的一位副编辑。他的近作《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 Capitalism》（《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全球化与反资本主义》）。这篇文章是基于对新社会主义团体的一次演讲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