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

我自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投身革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SY)组织，对于被捕入狱，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一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逮捕三次，坐牢和变相坐牢长达三十五年，从二十五岁到六十岁，都是在狱中渡过的，受的苦难不少，但对革命无所作为。

第一次被捕

1949年4月26日，我被国民党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那次是国民党对上海大学生的大逮捕。当时我是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

1947年秋，我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那是一所由教育家董任坚为校长的战后初创学校，目标是培养中学教师。董校长聘请上海各校的名教授来兼任系主任和教授，孙大雨是外语系主任，陈仁炳是社会系主任，施蛰存、戴望舒是中文系教授，学校虽是初创，但师资是一流的。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师范学校，是全公费的，吃饭也免费。学生大都是贫寒子弟，思想倾向比较进步，有中共或倾向中共的学生，有托派一个SY支部；也有少数反动学生，大家视他们为国民党的狗腿子，背地里破坏学运，向反动派告密。在对待反对国民党的学运时，托派和中共同学的行动是一致的。托派SY支部的周履锵、周仪、伍恭圣都是温州人，当时温籍学生有十多人，我们的活动主要在同学中，向他们介绍《青年与妇女》、《求真》等托派刊物。

学生自治会（解放后改称学生会，似乎共产党对“自治”二字犯忌）由进步学生掌握，实际上受中共地下党的学联领导。除了校内活动，包括出刊物等外，还组织同学参加学联领导的学运，参加在交大举行的晚会，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我也是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我负责宣传，主编《师专新闻》，姚雪琴（亲中共学生）和钱慧初负责与学联联系。

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南京解放，到了4月，上海已成孤岛。国民党疯狂地捕人杀人，1949年4月25日午夜后（即26日凌晨），国民党在上海全市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军警包围学校，师专全体学生从睡梦中被强迫集中到礼堂，一个戴面具的人（校内特务学生，不发声）持黑名单指认，凡认定的，让军警押走，一共抓了15 人，其中托派有我、周仪和同情者钱慧初三人。我们被捕的人先被押在附近的看守所，下午三、四点钟，又把我们押上囚车，在市区鸣著警笛呼啸西去，在达人中学（现在是建国西路的上海市监察局）门口停下，进去后已有数百名学生,以交大、复旦的学生人数最多。达人中学沿马路楼房是教室，院子内是一个很大的天井，往北的一幢楼房都是小房间。后来我们知道，达人中学原址是法租界巡捕房之一，小房间就是当年的小牢房。当天被捕的学生都没有带衣被，入晚，拉来一卡车军用被子，一人一条。起初要将男女学生分开关押，交大学生怕女生吃亏，提出抗议，结果以学校为单位关押在沿马路的教室，大家睡地铺，一条被子当垫，二人合盖一条被子，我和黎国华合睡，钱慧初和王佩清合睡。

当天被捕的约有三百多人。真正的中共份子或学运中的骨干不多，大部分是参加学运的群众。可能是共产党事先得到消息，通知重要成员离校了。交大被捕学生中的陈唐尧是我在哲学班认识的，是托派的同情者。其他学校的学生没有我认识的托派成员。

这次被捕的人都没有受到刑审逼供，5月23日(我记得是21日？)起允许保释，我和另三位师专同学由我的叔父保释出狱。大约放了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被转押到虹口中州路上海商学院。上海苏州河以南25日解放，全市27日解放，当天看押的看守逃跑了，所有的人都出狱。这次四·二六被捕的三百多人一个也没有被杀害。但后来得知，黑名单上当晚没有被捕的人事后在校外被捕，有些人被秘密杀害了。交大的烈士穆汉祥、史霄雯就是两例。至于为什么没有被害，大家也不知原因。

1996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一篇《黎明前的斗争》，作者严祖礽。文章谈的就是“1949年四·二六事件”。文章披露，当时地下党进行营救，交大党总支成立“营救被捕同学党组”，派38级支部书记徐光裕负责营救工作，找到名报人严独鹤，请他联络一批被捕同学家长，他们向市府提出释放无辜被捕学生的要求，并设法冲破新闻封锁，把被捕人员三百五十二人的名单在大公报发表，使反动派当局十分被动。在社会各界舆论压力下，伪市政府不得不从5月23日起陆续取保释放学生。读了此文，才知四·二六事件被捕学生没有人被杀害，是地下党营救，巧妙地与敌人斗智斗勇取得的胜利。新民晚报文章只说是交大成立“营救被捕同学党组”进行营救，但我想此决非交大总支部的自行行动，背后一定还有中共地下党市委的领导。

第二次被捕

1949年11月×日（日期忘记了，相关的人也都记不清，我记得是10月×日），我被共产党逮捕，罪名是托派。这次被逮捕的经过，我在《关于江浙临委及其被破坏》短文中已有敍述，不再重复了。

这次共产党的目的是取缔托派的活动，逮捕了钱川、丁毅、刘毅、王国龙、赵养性、沈云芳、胡振东，我本不是逮捕的对象，我当天到沈云芳家被守候的人逮住的。当时被警告不许再活动，除钱川、赵养性关了十多天，其余的人第二天都释放了。

这次逮捕我的姓名不是黑名单上的，且只关了一天，所以我一直不把此作为一次被捕。

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时我被捕了，1954年宣判。我的判决书上写上：“1949年11月被我公安机关逮捕教育释放后，仍不悔改，……”这样就判定我不是“初犯”了，而是再犯了，当局认定我被逮捕过，我自己再不承认，岂不有些“不识抬举”了。所以把此算做一次逮捕，也成为我的第二次的被捕。

第三次被捕

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一网打尽。我在福建海澄被捕，同时被捕的有周仁生、王禹石、赵养性、赵青音，还有几个同情者。1954年底宣判，周仁生无期徒刑，王禹石十五年，赵养性八年，周履锵七年，赵青音五年。

1955年我和赵养性被押到内蒙古集宁劳改，修筑集二铁路路基。所在的劳改队是内蒙古劳改局第十四管教支队，对外名称是第二筑路工程队。开始我和赵养性同在第五大队，但分属二个中队。这年年底调到包头修包白铁路，赵养性所在的中队留在集宁，从此分散不知下落了，我成为孤单的一人，三十多年竟没有和一个托派朋友在一起，全凭信念支撑著原有的思想。1956年调去修包兰铁路，从包头一直往西。筑路犯人干的路基土石方工程是最苦最重的体力活，我从来没有从事体力劳动，但身体尚好，托派虽然大都是知识份子，但历来信念上重视体力劳动，不断号召成员到工厂去，所以我在观念上并不轻视劳动，只不过要过第一关。经过几个月的咬牙苦练，终于过了这一关。从1955年到1957年二年多时间大都从事体力劳动。施工要掌握工程规格品质，干部文化水准很低，于是在犯人中找文化较高的人做这项工作，我被选中了。于是成了犯人中的“技术人员”，也就是被 “废物利用”了，全天可以有一小部分时间从事非重体力劳动。

1957年冬，在我所在的劳改支队近万名犯人中挑选了三四十名犯人，其中有工程技术人员、医师、技工。被告知调到一个劳改农场。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盟扎赉特旗保安沼劳改农场。那是一个大型待开发的农场，占地三十多万亩，宜垦地二十万亩。农场有一个犯人技术室，我被分配到该室水利组，组内有一位犯人是水利老工程师，我作为他的助手，边学边干。直到我七年刑期期满，孤独一人，没有一个托派朋友在一起。后来知道，1956年分散在各地的托派犯人集中到上海，组织到各地参观，有些人提前释放。可我对此一概不知，似乎我是被遗忘了。

1959年10月1日，十年大庆，颁布了特赦令，之前还颁布了刑满释放人员安置条例，释放后不许回大城市。有一天管教干部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条件，可以特赦，但你的刑期快到了，准备把名额留给其他人了。”还问我释放后有什么打算，我说要求回家。他说：你家在上海，大城市的释放人员不能回去，只能留场就业，但可把家属接来，也可以请假回家探亲。

到1959年12月月22日，我到期释放，整整七年，一天也不少。释放后不许回家，被强迫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正式身份叫做劳动改造释放留场就业人员，其实是变劳改分子为管制分子，当地人叫做“二劳改”。生活、学习（实为受训）、劳动和劳改犯人没有区别。只不过每月有十八元至二十多元的工资。就业人员发牢骚说：“劳改是有期的，就业是无期的，是变‘有期’为‘无期’了。”

从此，我从“劳改犯”变为“二劳改”，变“有期”为“无期”。我就这样又“就业”了二十八年，前后加起来，共计三十五年。也即我从二十四、五岁一直到六十岁退休，处于被关押或变相管制的状态下，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虚度了。与外界隔绝，没有一个托派老朋友，世界的讯息都不知晓，唯有信念支撑著，毫无“悔改”之意。后来从中苏的争论中，读到苏共指责中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共反讥苏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从这可笑的对骂中，推度托派的“幽灵”仍然存在，内心得到欣慰。

我的这次坐牢、劳改、变相劳改的时间很长，半辈子的辛酸，非我笨拙的笔所能写出来的。拟试在以后另文再写。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