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的经济危机

没完没了的经济危机

米歇尔.胡森

正当这篇文章完成时，两大危机震撼了资本主义，使得股市暴跌：一个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一个是美国债务上限的触顶问题。可能的情况是，有关政府将在灾难的边缘才解决这些危机。然而，在危机爆发的三年后，这些严重的紧张局势表明，危机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在公共预算推出后，现在正呈现给人们的是帐单。本文的目的是调查最近的资本主义行径，检查它对危机时期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的晴雨表，那么似乎一切事情都在好转。边际利率，也即利润的增值份额，正在复苏。尽管美国是最快[1] 陷入危机的地方，但现在它几乎已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准。在欧元区，衰退来得迟些，追赶没有那么快：边际利率已返回到十年前的水准，从而丢失了过去十年的增长，至少现在是这样的（见图表1）。但利润在带头上升。

此外该危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当紧缩松弛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工资被冻结甚至降低，大集团和银行首先关注的是开始重新分发股息和红利所得。

然而，这种增长提供了相当不同的意味。在评估资本主义的良好健康状况（幸福完全是另一回事）时，GDP的增长也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不过在结帐时，利润率才是它的真正标准，如果市场销路不存在，其危机后的重建就不能持久。从这个角度看，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衰退的趋势是否会被克服。人们可以先想像三种情形：恢复到危机前的趋势，一个持久的衰落，或者一个越来越厉害的衰落。

最新资料显示，许多国家处在持久衰落的情形中，[有关详细资讯，请参阅：“GDP的衰落和危机的代价（Pertes de Pib et facture de crise）”，‘hussonet ’评论，35期，2011年7月， http://hussonet.free.fr/pertepib.pdf]。在2011年第一季度，一些国家的GDP尚未收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准：它们是日本，英国，西班牙和义大利。美国，德国和瑞典正好达到，法国则略微高于危机前的水准。但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准，并不意味著衰落消除了。对转变的这种理解，会让我们弄清楚其广泛的趋势。

一个分裂的欧洲。虽然法国，瑞典和德国走出了危机的缠绕，但这却不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西班牙，希腊，爱尔兰，冰岛，义大利，葡萄牙，英国遭受到活力的持久丧失，或者难以重新获得发展动力。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美国暂时恢复了其危机前的增长节奏。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要获得进展，困难重重，还没有填补好漏洞。最后，日本就差得更远，核灾难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再次下滑。另一方面，两大新兴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增长仍在继续，危机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国家（巴西，韩国，俄罗斯）的活动都遭遇了较严重的下降。

失业问题成了痼疾。美国和欧洲目前的状况相同。增长重新开始，但失业率并没有从危机造成的高点上降下来（图表2）。

帐单尚未支付。经济增长的损失似乎难以弥补。这意味著，即使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恢复到其以前的标准节奏，“收入的损失”也不会恢复。把观察到的GDP，同根据金融危机前的倾向而估计出来的GDP作比较，我们可以用两者之间的差距来计算评估这个金额。这样计算出来的差距，在欧元区为8％，在美国为6％。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50000亿美元，欧元区为94000亿欧元（约120000亿美元）左右。总之，在这两种情况下，收入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7500亿欧元）。

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个损失是以公共债务增长的形式反映出来的。2008年和2010年之间，欧元区的公共债务增加了9800亿欧元。同期，美国的公共债务也大幅增加，为32000亿美元。

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差不多有使债务大山崩溃的风险。为了限制伤害，国家已担负起这一收入损失的责任。现在他们的问题是处理债务，显然，其做法就是把帐单转给绝大多数的公民。但这个计划遭遇到各种障碍，这种不确定的形势，将使昔日增长的回归变得更不可能。如果无所作为，放任债务，那么吸收债务恶化所需的时间同债务构成的时间不相上下。因而增长将回落，回落比例同危机前人为带动的增长相同。有更根本的原因，让人确信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两大极的增长将持久衰退的假设：美国模式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起作用，欧元区已陷入一个持久的结构性危机之中。

下面的图3总结了美国模式的整个逻辑，显示了这种模式遭遇到的限制。该图比较了两条曲线。首先是家庭储蓄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自20世纪80年代初，直至危机爆发，其趋势已经下降。这意味著，在这整个时期（四分之一世纪），家庭（平均）消耗了他们收入的增长部分。

粗线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贸易平衡额的百分比（右边的尺规）。淡色线表示家庭储蓄率（左边尺规）。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

美国这个非常显著的情况，在美国以外找不到真正的第二者。它涉及不同的社会范畴按不同比例使用的两个机制。首先是财富效应：当我的财务或财产的资产有价值时，我不太需要存钱，于是就可以消费我的大部分收入。第二是过度负债：尽管我的收入停滞不前，但我进一步举债，以便继续进行消费。而一些富裕家庭还可以举债炒股票！消费的过度增长，这种现象为GDP的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 [2]。

然而，这种模式导致贸易平衡的退化，这就是第二条曲线。在家庭消费的推动下，内部需求趋于增加。它的速度比国民生产快，差别则被超额的进口所覆盖，增加的是贸易赤字。可以在世界其它地方，强行为这个赤字的融资，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型才可以运行。这就是为什么上面图表（储蓄率和贸易平衡）的两条曲线在1980-2006年整个期间是同步的原因。

这种关联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基本核算平衡的结果，是所谓的“结算平衡规则”的结果[3]，归纳起来就是：私人储蓄+预算结算=贸易结算。

私人储蓄代表的是企业和家庭的累积储蓄。前者一般是负的（公司陷入债务）而后者是正的（全球家庭的储蓄多于他们自己的欠债），但两者的总和，可以是正的或负的。至于预算结算，一般都是赤字。方程的意思是，贸易平衡结算等于私人储蓄和预算结算的总和。如果是负数，则意味著是资本的流入专案，确保了支付的平衡。换句话说，世界其它地方的储蓄，掩护了有关国家的储蓄需要。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它是相反的：国家（政府+家庭+企业）处理了盈余储蓄，然后它可以用资本流出的形式出口到让其获得贸易盈余的地方。

美国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因而自然地伴随著贸易平衡结算的增长。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公司的债务和贸易赤字）起到第二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图3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家庭储蓄率继续下降，但贸易赤字趋于稳定。原因很简单：在此期间，预算平衡大为改善。贸易结算从1992年GDP的-5％的赤字变为在2000年的2.6％的盈余，这是互联网泡沫破裂，布希的减税和军费开支增加以前的事，然后再次陷入赤字。因为危机和通货再膨胀计划，它陷入深渊，预算赤字达到GDP的10％左右。

所使用的核算关系仍然有效，但关于其实现的条件则没有任何意义。不存在其它因素要服从的主导因素：每个因素互相关联。但最重要的是，调节做法同任何旧的增长率是不相容的。在美国的情况下，这种平衡的实现只能以低于危机前水准的增长速度发生。

然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开启近期良性回圈（图表3）的办法。陷入危机后，家庭储蓄率停止下降，它甚至增加了GDP的4％。关于贸易平衡的影响是立即的，顺序几乎是相同的。初看之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著美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少了。但矛盾的是：由于储蓄率的降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它的增加，意味著它已不再可能算作为经济增长了。

因此，有必要考虑预算赤字的增长。它的规模（约 GDP的10％），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没有相当者，因此，预算赤字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今天政治争论的主要点，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矛盾：储蓄率，无论是否产生于公共赤字的私营部门，将越来越难以被资本的流入掩盖。

这里，再次在增长减低的水准上找到平衡点，其一大批政治社会问题，特别地与历史高水准的失业率相连接，失业率只能慢慢下降。它甚至已经开始增加了，从3月份的8.8％到6月份的9.2％。如果把业已放弃寻找工作努力的求职者，以及把寻求全职工作的兼职雇员包括在内，那么现有的失业涉及到六分之一的工作者。

只有两条路径，可以解除这种制度的束缚。第一条有利于美国出口的增长，无须增加贸易赤字，却能增加增长。投资和创新的努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但在当前的时机，投资并不很活跃，跨国公司优先投资在海外。只有美元不断的贬值，才使美国产品更具竞争力。但是，这种倾向会达到它的极限，加深对美元汇率的疑虑，并导致外部融资的干枯，而这些融资对于弥补赤字是必要的。所以这条道路带有根本的不确定性。

另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涉及到收入划分的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增长带来的额外收入被很狭小的一部分人圈占。因此，1982年和2007年之间，平均收入增加了18,900美元。但占人口10％的最富有者拿去了这种额外收入的81％！[4] 如果能更好地分配增长所得，使工资像劳动生产率那样演进，较低的增长是可以接受的。眼下，一个激进的税制改革，要让这不平等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利益作出更大的贡献，将使赤字减少。显然，各个势力的社会关系不足以推行这样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将寻求让世界其它地方为他们的继续繁荣负责。但是，这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对于减缓用于弥补美国贸易赤字的资本，它只能起反作用。此外，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将会发现他们的盈余减少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的经济将重新以其内部市场为主，并且将加强它们之间交流。

从逻辑上说，危机会在政治上有利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大为不同：激进左派并没有真正的进展，社会民主党和右派转向去适应选举的节奏，而民族主义右派几乎无处不在地冒头。要知道，这个形势的根源在于危机的制度性，而在欧洲，这个危机还结合了一个半截建设的特殊矛盾。

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论欧洲建设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单一货币选择的自食其果的后果。后者的设想主要是依据于工资管理方面的考虑：在不可能操纵汇率的情况下，工资成了唯一的调整变数，允许在同一货币区的几个国家经济体共存同居。但这个系统是不一致的，它包括两个泄漏变数。单一货币意味著利率趋同向下。于是怪诞的影响如下：一个控制价格不佳的国家，仍然获利于较低的实际利率，这有利于以债务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此外，由单一货币的定义，导致一个国家的货币贸易赤字的回馈效应的消失。西班牙得益于这两种效应，经历了强劲增长，这导致了失业率可观的下降。但这种增长的基础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楼市高峰和一个庞大的贸易赤字。

这一切能够作用得好也能作用的坏，但危机尖锐地揭示了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非一致性。除了日复一日地修修补补之外，欧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走向联邦制，让大家立即分担债务，或者是欧元区的解体。由于欧洲资产阶级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后果的任何一个，结果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危机，还有，无法真正谈论一个统一的欧洲资产阶级，因为既不存在欧洲资本也不存在一个欧洲国家。

为简化起见，有必要区分四个“演员”：大型跨国集团，银行，金融和统治阶级的政府代表。对于整个系列的问题，显然存在一个深刻的协议，它关注的是阶级精英的利益：在当前时机，共同的观点是应用休克疗法，从危机中获利，以化解形势。这场危机是进一步加深社会倒退的机会：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养老金改革等。

但是，这种利益共同体并不能防止因危机加深的内部矛盾。根据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国家和资本，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其他资本主义分支，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目前形势的特点是越来越无力处理这些矛盾。

主权债务危机揭示的是第一个矛盾。一般而言，资本不再关心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危机，因为其首要的当务之急是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事实上，既不是销售点也不是生产线把跨国集团连结到一个特定的领土上，在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退居于他们的参照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况下，国家的作用已经日益缩小，以确保一般的盈利条件。因此，雷诺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会在“ 金融时报 ”（2010年6月2日）撰言说“雷诺已经不再是法国的制造商”，但他立即措辞微妙地指出，“雷诺是法国的，雷诺在法国有其基地”（欧洲 1，2010年6月13日）[5]。事实上，法国政府在其汽车制造商有困难时，给他们注入了必要的资金。我们不再处在布哈林描述的一个世纪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6]，当它可以涵盖国家和资本。

颇为新颖之处在于，跨国集团的地平线是全球性的，并不局限于国家甚至欧洲的范围。布哈林生前谈论“更高的保护主义”，对于他来说，这就是“联合企业式的经济政策的国家模式”。事情已经改变，我们不能责备他没有预期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对于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去全球化”的提倡者，这是不明显的，仿佛生产的全球化并不存在。这种新的形势产生了深刻的不对称：政府在为“自己的”资本服务的，但后者则游离于一个动态内部市场的必要性之外。在此期间，政府继续不顾一切地管理每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特别是这些政府现在负责确保其公民为危机买单。

第二个矛盾针对金融，银行和政府。今天，出现针对主权债务和风险进行金融投机，这时金融本身表现为一个特殊的力量，反过来使银行受挫，因为后者持有这些债务的很大一部分。这三个参与者（银行，金融，政府）之间的轮廓明显地在变动，而且相当模糊。但这大多是些利益的冲突，是极不稳定局面的根源。欧洲资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争论，显示了这种资产阶级“治理”的深刻危机，它起于对希腊债务违约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恐惧，它确实令人恐慌。政府摇摆于两个目标之间：要让人民给危机买单，但也要避免他们的银行受挫。

所产生的风险是双重的。希腊债务不可避免的违约，威胁著银行，会让它们承受难以评估的损失。今天，许多银行的经济学家都在做内部压力测试，它比官方的模拟更接近实际，官方的模拟只是哗众取宠的东西。结果已经足够让一些银行不安，因为这些银行选择对冲击作预估，接受希腊债务的受控重组，直到下一次还债日。但欧洲央行捍卫的另一种观点，绝对反对这种看法。其担心的是危机延伸到其他濒临险境的国家，那些金额比希腊债务高得多。教条式的立场是首先拖延时间，以“保证金融市场”，希望困难国家的情况可以改善。

有一点是肯定的：暂时没有人相信希腊有可能偿还其债务。彭博社论是这样强调的[7]：“即使希腊得到帮助，经济反弹，政府也必须要运用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预算盈余，用约三十年的时间，把债务调低到欧元区规则允许的最高60％的水准，这不包括债务服务费用。仅仅用五年时间实现这样一个财政的壮举，不仅对希腊政府，对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极为罕见”[8]。最新的救援计划，只能略微改变这种局面。

至少在起初，危机给了社会民主一些新鲜话题：凯恩斯主义，金融调节，银行和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回归，社会状态在吸收经济衰退上的作用，在收入分配和税收上寻求更大的公平等等。危机似乎为社会民主党开了一条路，重要的是要考虑，为什么其空间没有缩小，而政治空间也没有扩大。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受到压力的测试，而且也没有通过测试。典型的情形是希腊社会党总理帕潘德里欧，他面对危机的方式，极度可悲。他本来可以用一个手臂作摔跤比赛，说：“希腊不会支付，所以我们必须谈一谈”。这是阿根廷在2001年暂停其债务时所做的，它赢得了重开的谈判。但帕潘德里欧屈服了，未经讨论接受了“三驾马车”（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联盟）的所有要求。

帕潘德里欧的例子不是孤立的。例如，根据法国社会党议员帕温奇·贝利斯（Pervenche Berès）的报告[9]，还有萨派特罗，也有刚刚获准的属于绿党和自由派的欧洲议会议员。在该报告的建议中，我们发现有报导，要求“采取措施，通过适当的结构改革，克服目前缺乏的竞争力”（...）呼吁“欢迎欧洲经济政策的协调研讨会的原则”（...），在其法文版里，要求拆除贸易壁垒，必须在透明和互惠的基础上开放公共合同。同时，“只要不损害会员国可能相当期待的税收能力，税收竞争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该报告 “支持委员会努力解决有害的税收竞争”。这种有害税收竞争的新概念无疑变得重要。

特别影响妇女的贫困风险当然也提到，但奇怪是，其结论是诉诸现存的非政府组织。面对社会预算的削减，该报告扭扭捏捏地写下这样地文字：也 “可以” 期望保障公共部门的服务，即使合并公共财政，也要维持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准。条件陈述式的使用意味深长。这里有一些有意义的迹象，只是这些迹象发展得小心翼翼；因此，报告对委员会施加可怕的压力，要求反思“欧元债券的发行”。

在法国，两个主要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都同意紧缩。弗朗西·奥朗德得说很清楚：“ 到2013年，我们的公共帐目必须重新获平衡(...)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说我不知道来自市场或评级机构的是什么样的压力，而是因为它是我们国家找回自己信心的条件”。马汀娜·奥布里也加入了该行列，并承诺自己“在2013年，达到3％的水准，因为这是现在的规则” [10]。这个可怕的公式，说了很多，给社会民主党深陷其中的僵局提供了钥匙。从而可以总结出 --- 任何真实的社会民主计划，将意味同资产阶级的高度对抗，而这是社会民主党不准备采取的方式。

面对这场危机，一个所谓的后凯恩斯主义[11]学派认为，对工薪者更有利，同股东权力连接更少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将有积极的影响。如果这些贡献对于正确说明当前危机的原因，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就低估了其制度性质。特别是，他们绕开了社会需求和资本主义标准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问题，更不用说及金融。

目前的现实是，解决危机的任何进步成果都会被看成同资本逻辑的直接对抗，因而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冲突。我们刚刚提及的例子表明，社会民主党徒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只有非常轻微的区别，实际上，处在他们拒绝越过的激进主义的最低门槛以外。

任何经济衰退都产生紧张情势，因为要寻求重新增长，经济政策转向，会引发矛盾。在最近的“大衰退”情况下，更是如此，但衰退也是一个系统性危机的症状：资本主义再不会像以前那样运行了。回到“往常一样的业务”或回到战后受控资本主义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因此，该危机开启的时期是以深刻的不确定性为特点。在由此而来的计划中，资本主义面临以下的障碍，在前面的文章中称之为“困境”[12]：

1. 分配的困境：利润的重新建立同增长的恢复相对立，而且往往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有关联，这是危机的深刻根源之一。

2. 预算的困境：清理公共赤字意味著削减公共开支，这个做法只能加剧经济衰退的倾向，更不用提其社会影响。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说，“预算紧缩可能进一步减缓复苏” [13]。

3. 欧洲的困境：三重拒绝 --- 拒绝对公共债务的互利合作（mutualisation），这一来自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真正贡献 --- 意味著欧元区的解体，不能排除出现一系列的违约。

4. 全球化的困境：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只能以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为代价才能做到。联合国的报告已经指出，“世界经济的复苏被发达经济体拖了后腿”，强调“对世界经济的不协调做再平衡”的风险。这四大困境是紧密相连的，显示一个资本主义的“混乱调节”，长期找不到一个能兼顾深刻矛盾利益的退出危机的途径。只有社会动员，可以防止资本主义为了退出这一僵局，进一步深化社会的倒退，把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推向极端。但是，这还要假定，这些运动依据于另一种观点。由于后者意味著更高程度的对抗，今天，历史性的任务是实现激进左派力量的团结，抛弃在抵制紧缩和同飘浮不定的制度逻辑决裂的目标之间架桥的做法。

米歇尔•胡森是经济学家，负责巴黎经济社会研究所（IRES）的就业问题。他是左翼智囊团 Copernic基金会的成员，也是阿塔克（ATTAC）科学理事会成员。他刚刚出版了‘纯粹资本主义’（Un pur capitalisme），洛桑，2008年，第二版。详见 http://hussonet.free.fr。

[1]见“在金融危机之前的企业盈利的下降”， hussonet评论，第 8期，2009年9月，http://hussonet.free.fr/h8probou.pdf

[2]对于美国模式更详细的分析，参见蜜雪儿•胡森，“美国：一个模式的终结”，突破第3期，2008年，http://hussonet.free.fr/usbrech3.pdf 和：“中国-美国。危机的不确定未来”，新社会主义第2期，蒙特利尔，2009年，http://hussonet.free.fr/chimeri.pdf 。

[3]见“美国模式的局限”， hussonet 评论第36期，2011年7月，http://hussonet.free.fr/uslimits.pdf

[5] 克劳德·杰克坤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工业危机：什么意思？”中引用，新时代，第3期，2011年，http://gesd.free.fr/ltn3cj.pdf

[9] 关于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报告：有关措施和行动的建议

[10]洛朗·摩迪，“再见，凯恩斯！万岁，雷蒙·巴尔！” Mediapart，7月19日，2011年，http://gesd.free.fr/krb11.pdf

[11]因为，它处在像米哈尔·卡莱茨基，琼·罗宾逊或路易吉·帕西内蒂这样一些作者的传统里

[13] 全球经济的形势和展望， ONU，2011年，http://tinyurl.com/wesp2011 。摘录来自本报告的法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