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30亿人生活在不体面的条件中。他们的正当需求，只能通过物质生产的日益增长来满足，因而要处理从自然环境中开采出来的资源。这意味著能源的消耗，其中80％是今日的化石能源，是温室气体的来源；同贾德·戴蒙推出的虚假而家喻户晓的复活节岛比喻（Jared Diamond贾德·戴蒙的比喻是：复活节岛是太平洋中一个孤立的岛 - 一旦岛内有了麻烦，人们无路可逃。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们。同样，地球上的人，如果破坏自己的世界，人们也将孤立无援。---译注）相反[1]，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环境恶化，完全不是以往历史时期可能发生过的损害可以相比的。区别并不只是定量（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全球规模）的，但也首先是定性的。虽然过去所有的环境危机，起源于长期生产不足的社会倾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供应短缺的害怕，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起源于相反的倾向，源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这对于广义化的商品生产是特别的。
结果，“生态危机”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不是自然处在危机中，而是历史决定的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处在危机中。这场危机不是由于人类的内在特点，而是大约两个世纪前成为主导者的生产模式 — 资本主义 — 以及它需要的消费模式和商品流动性。对生态系统的严重损害（气候变化，化学污染，生物多样性的迅速下降，土壤退化，热带雨林的破坏等），构成了全球系统性危机的一个方面。它们一起表达了资本主义和尊重自然限制之间的不相容性。
无限制的生产主义
这种不相容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在竞争的鞭策下，每一个资本所有者总是寻求用死劳动（即物化劳动---译注）代替活劳动，也即用更有效率的机器取代工人，因为前者除了平均利润以外，还产生超额利润。不用说，如果不是要试图通过增加市场上价格低廉的商品量，以便消除其较弱的竞争者，这个做法对资本家是毫无意义的。按照这种生产模式，创新不在于劳动量的减少，而在于资本永无止境的积累。
因此，资本家不断地寻找新的附加值领域，导致他生产无限量的无用有害的商品，以获得剩余价值，而且必须不断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人为市场和需求。“生产主义” — 为生产而生产 — 必然意味著“为消费而消费”，它就像商品拜物教一样，是这种生产方式的遗传天性的一部分。熊彼特说，资本主义“不仅从来不是，也决不可能是静止的。”[2] 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静止下来，它势必会取消构成‘资本’的众多资本之间的竞争，这显然是荒谬的。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如果资源的利用效率比所生产的大量商品，增加得更迅速，那么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将不会伴随著自然资源枯竭程度的增加。然后，资本主义将可以在生态上可持续地发展。实际上，这个论点让GDP的增长同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脱钩。这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钟形曲线，根据该曲线，一个特定社会的环境影响，会增加到一个高峰，然后随其财富的增加而下降，从而也随其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
诚然，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生产模式中，资本主义最显著地增加了劳动生产力，从而增加了资源的利用率。这是因为对剩余利润的追求，促进机械化，同时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但是，这种观察并没有质疑该制度与生态灭绝有关的性质，还有，库兹涅茨曲线是错误的。一方面，效率的提高必须是渐近的，并不是固定资本增加的一个线性函数 --- 否则有人会得出结论，说永恒的运动是可能的，因为如果做到极致，可以在不损失能源的情况下使用劳动力。（造成这明显错误的专家们认为欧洲电力消费的份额可以被撒哈拉大沙漠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可以覆盖）[3]。
另一方面，经验观察表明，增加生产量大大抵消了效率的提高，因为效率只是相对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汽车：发动机的效率增加了，但车辆数目无止境增加的结果，使得全球性碳氢燃料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爆涨。痴迷于增长的资本主义必然意味著越来越多的资源消耗，这与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再生率势不两立。
严重生态问题的惊人增加，使得资本主义增长及其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环境退化的理论极限问题，浮上了台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把认识到，资本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剥削的社会关系，它的发展，是因为统治阶级以利润的名义，优先占用自然资源（土地、水、森林等），才有历史性的可能。这个资源的占用然后涉及到劳动力，把它转化为带有工资的商品。掠夺资源和剥削劳工 — 从社会角度来看考虑它时 — 因此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不过，撇开它的社会组成部分（合作公司及其形式），也可以从热力学角度看人类的劳动力，把它看作其他自然资源（人体是一个能量转换器）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掠夺和剥削只是同一个毁灭过程，剩余劳动力可以被描述为由雇主垄断的一个能量。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回答关于资本的理论极限的问题。一方面，剥夺直接生产者，使他们离开赖以生养的土地，制造了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人们的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
另一方面，雇工找到现成的，由雇主给他或她的安排，给他或她提供其生产活动的必要成分 — 工具，厂房和能源 — 这些直接或间接通过劳动衍生的或转化的自然资源。
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到这一事实，即效率的提高只是相对的，不用说，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不断地追求剩余利润，拖累资本的可变和不变两部分，因此，纵使它有利于它们的相关经济，它必然也要消耗一个不断加大的绝对数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由此看来，马克思的神奇公式‘资本的限制只能是资本本身’，意味著这种生产方式自己停止的条件是，它已耗尽两个仅有的“所有财富的来源：土地和劳动者。”[4]
对于一些人拼命固守的乐观主义，这个结论没有留下多少余地，因为这些人执著的想法是，在达到这个理论极限之前，某些尚未确定的内在机制可能会阻止这个系统。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再次，究其原因，很简单，那牵涉到资本主义的根本规律：这种完全基于劳动价值律的模式，其唯一目的是生产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既然价值是由社会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很明显，资本没有任何手段，使它能够自发地计算因为人类的活动而让大自然无偿付出的资源。货币形式 — 价值的符号和本质 — 按照其真正的抽象意义，和它产生的完成相反的印象（似乎是钱给商品以价值，虽然实际上是商品给钱以价值）制造出无限的物质积累是可能的假想。
解释应该是，虽然资本计算和度量一切，但它无法定性和定量地考量自然资源，其不负责任的轻率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有各种警告，但这个轻率态度让它不可逆转地摧毁了大量资源的储存。这种疯狂甚至在极端自由主义者中间找到了其理论家，这些人 — 面对所有的证据 — 捍卫的荒谬论断是，要用人类活动的产品完全替代自然资源。
一个政治的答案？
当然也有一些资本大量投资在绿色经济部门，那是因为利润的吸引力，尤其是公共补贴的吸引力。但这样的“绿色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说法。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严格经济领域以外的政策措施，会把商品生产模式中的生态愚昧，可能抵消到何种程度。鉴于刚才说的，答案显而易见：生态政策的效率，完全取决于决心，有了决心，那些主张它们的人就敢于挑战资本的自由，并建立必要的力量执行它们（反过来，它们又要把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同被剥削者的斗争相连接：反对失业，贫困，社会不平等，歧视和工作条件恶化的斗争）。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例如，蒂姆·杰克逊，可能是最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逻辑是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的非马克思主义作家之一。在‘无增长的繁荣’中，他拒绝肤浅的解释，敏锐地写道：“用完即丢的浪费社会作为一个生存的结构性前提，并不完全是消费者贪婪的后果”，因为该制度需要“卖出更多的商品，不断地翻新花样。”[5] 但杰克逊回避了由他自己的分析而推出的结论：他不是去质疑生产方式，转而质疑一个“追求新颖性和消费的欲望”，他认为那是人性的一部分。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
[翻译]
在生态方面，‘无增长的繁荣’极力主张对只受环境制约的资源的使用，要制定苛刻的管理限制。应该做的是...。但是，不能像杰克逊那样，假装看不见商人阶层成功地反对了所有激烈的环境监管，即使对于是否需要监管这个问题，争议最少的情况，他们也反对；
在社会方面，杰克逊主张的有利点是减少劳动时间，但他把这项措施置于维持企业竞争力的措施之下，所以没有给它以应有的分量。在他看来，其实劳动时间减少的形式是灵活的，并不是对失业的直接集体反应，也不是重新分配生产财富的工具（不减薪）。每当经济学家转换到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模型”，不足以简单地把经济活动的焦点从价值生产部门转向非物质化的服务时，他就把它设想为最后的手段。[6]
一般来说，所有倾向于对资本的生态自杀性质作政治补救的建议，都绕过了同样的障碍：金融机构的利润逻辑和阶级性质。[7]
内部化的幻影
爱因斯坦有个著名的说法：“我们不能用我们制造问题时的同样思维，去解决问题。”这个定理是完全适用于这个观念，即如果一些政治当局给自然资源制定价格，那么资本主义就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由于生态危机是广义商品生产的一个后果，把水，空气，碳，基因或任何其他自然资源“商品化”，并不能停止对环境的破坏。“外部经济效应内部化” 不仅没有让我们更接近一个解决方案，反而让我们背道而行。不用说，自然资源转化成商品，意味著它们被资本占用。因此，事情搞定了，因为资本让它们服从劳动价值律，从而使它们离开除了利润以外的任何管理规则。
即使不管这些顾虑，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给自然资源定价的企图都遭到一个难以逾越的理论困难：如何评估不能按劳动时间衡量的生产的货币属性，而且如何估价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还有，其造成的破坏，在时间上是延后的，又如何评估？试图解答这个谜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当前转换率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并且质疑在多大程度上消费者愿意为环境买单或接受它的退化。因此，自然资源的价格各不相同，这要看那些质疑者是富裕的还是贫困的。极而言之，这个方法清楚地显示其荒谬性：在知道地球上的生命都依赖于阳光的情况下，要如何确定阳光的商品价值呢？
商品估算的僵局清楚地显示在征收碳税的建议上，该建议要使化石能源比可再生能源昂贵，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我们知道，要合理地使温度的增加不超过工业化前温度的2℃，到205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排放量必须减少80％至95％，在世界范围上要减少50％至85％， 不迟于2015年要达到拐点。[8] 这些范围标准 — 而且要审慎地瞄准更高的数位 — 意味著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放弃化石燃料，虽然它们占我们目前能源需求的80％（而且石油是是石化行业的原材料）。
事实上，在给定的紧迫性下，在化石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成本差异的给定范围下，要达到的削减范围，是这样的，即使每吨600美元的税收也不足够（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说法，到2050年，它只会在全球减少一半的排放量）[9]。由于一千公升燃油的燃烧产生2.7吨二氧化碳，可以知道的是，这样的措施在现实社会中将不适用：雇主可以接受这个的唯一条件是，如果它能完全转移给最终消费者，而大多数人口，被已盛行了30年的紧缩状态所激怒，显然会反对任何使其生存条件恶化的做法。
这就是为什么，在实践中，尽管有各种复杂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污染成本内部化的政策建议还是生态学上不足的，在社会上也难以为继。假使理论和实践的障碍可以解除，内部化的成效仍将是不可预知的，因为价格是一个纯粹的量化指标，成吨的二氧化碳是用不同办法避免的，这些不同方法可以是家庭的隔热，太阳能光伏板的安装，树木的种植，或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抑制，这些避免的二氧化碳之间的质的差异是无法捕捉的。从数量上看，没有什么可以把一吨二氧化碳同另一个区别开来。但在发展充分的生态战略中，质的差异是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实施手段符合其最终目的 — 通向一个无社会破坏的能源节约和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系统。
新陈代谢的理性管理和阶级斗争
自从这个生产方式开始以来，资本的生态自杀性质已经成了现实。在19世纪，土壤化学的创始人李比希（Liebig）已经敲响警钟：作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果，人类排泄物不再返回到土地，这破坏了营养回圈链，威胁并造成严重的土壤贫困化。马克思在他的工作过程中，建立了概念平面（conceptual plane）的观点，提出了“用理性的方式来治理自然与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一般需要[10]。 然后，运用这一生态概念（生态这个术语出现以前），他回到土壤的问题，推出一个彻底的纲领性观点：消除城乡之间的分离，这对其关于逐渐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观点，是必要的补充。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理性”的管理不应该引起混乱。对于马克思，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 整体的正确代谢并不能靠绿色技术官僚机构达到，而是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克制来实现的。事实上，对于同环境交换的事情，社会分工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意识和有组织的掌控。不仅因为利益驱动促使老板们掠夺自然资源，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资本主义拨款意味著，资源的配置是反对作为敌对势力的被剥削者的，而后者是被驱离资源的。更有甚者，工人之间的竞争和对失业的恐惧，鼓励每个个人渴望 “他”或“她”的公司能盈利运作，从而不由自主地同生产主义合作。最后，根据资本发展的一定程度，商品消费提供工人一定数目的微薄补偿，弥补他们的生产异化。
除了空前规模的阶级团结的发展，没有办法打破这些机制。所以马克思才说，社会新陈代谢的合理调控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可以实现。马克思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唯一可能的自由。”
虽然列宁在提到土地问题时，在某些地方提到了它[11]，布哈林在他的唯物史观手册中对它作了智识性演示[12]，合理调控物资交流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随后就遗忘沉没了。
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赋予它以应有的重要性，而事实上，自从20世纪60年代生态问题成为一个的社会问题以来，他们中间没有人看到其相关性。本文不探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不连续性问题的原因。[13]
但它足以提醒读者要警惕简单化的解释：虽然在这一领域，它确实意味著一个可怕的理论退化，但史达林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14] 相反，我们会强调这个事实，即一个迫切的需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思维和纲领性发展中，给“马克思生态学”一个中心的地位。[15]
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显示了这个需要。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饱和，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 — 也即一个长周期的碳回圈中的一个短路 — 是一个不合理管理物资交流的恶劣例子，这种非理性使人类面临一个可怕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30亿人生活在不体面的条件中。他们的正当需求，只能通过物质生产的日益增长来满足，因而要处理从自然环境中开采出来的资源。这意味著能源的消耗，其中80％是今日的化石能源，是温室气体的来源；
另一方面，气候系统处在危险发作的边缘。如果我们要避免不可逆转的灾难（其中的主要受害者将是30亿渴望有尊严地生存的人民），必须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这意味著化石能源的消耗要减少，而现在使用的这些化石能源取自自然环境并经过处理，还要减少物质的生产。
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有40年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 加上缺乏超凡的能源科学革命 — 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可以接受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能够解开这些难题。在持续减少能源消耗和物质生产的情况下，以盈利竞争为目标的系统，完全不能满足大规模的无法解决的人类需求。分别实现这些目标，已经不符合资本的逻辑，那么怎么能一起实现这些目标呢？由政府和国际机构提出的，对气候情形的检查已经明确地显示这是不可能的。
例如，国际能源署的蓝色地图（The Blue Map）方案，目的是到2050年减少全球排放量的50％。[16] 更可能的是，这个目标是不足的；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实现，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核能，农业燃料和所谓的“清洁煤”（更不用提叶岩气和油砂）的使用才能做到。蓝地图涉及到每年的建设，在40多年的时间里，建设32个1000兆瓦的核电厂，以及45个500兆瓦容量的新的“干净”燃煤电厂。没有更进一步的观点：日本福岛的可怕灾难，足以显示这些专案中的畸变。
因此战略的选择如下：
我们要么离开资本主义，从根本上限制资本主义生产和运输的领域和规模，并有可能限制全球变暖的损害的最大值，同时只依靠可再生能源，立足于一些当代其它经济，在这个社会视角内，保证一个高品质的人类发展；
否则，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内，放松气候管制，从根本上限制亿万人类存在的权利，而子孙后代注定要应付一些危险技术项目的扩散而引起的问题。
显然，我们会选择第一个解决方案，但必须强调，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于严格的环境限制，将会让遭受到一些过去未能预见的条件。这并没有高估所面临的挑战范围。例如，在欧洲联盟，减少60％的排放量（它们应该减少95％！）而又不诉诸核能，将有必要把最终的能源需求减少约40％。[17] 要衡量物质生产和运输上的联串影响，是不容易的，但显而易见的似乎是，只是消除不必要和有害的生产（武器，广告，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等），反对计划的过时产品， 或减少统治阶级中最富裕者的摆阔消费，目标仍将无法实现。需要更多的激进措施，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措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口将有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必然非常不同于20世纪的情况。
对农业综合企业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份额的估计，是一个指标。根据 “不要吃世界”（Ne mange pas le monde）运动的说法，44％至57％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目前的农产品和林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模式。这个数字是一些排放比例数的和，它们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活动（11％至15％），毁林（15％至18％），食品的处理，运输和贮存（15％至20％）和有机残留物（3至4 ％）。[18]
因此，争取最佳可能的气候稳定状态的斗争不能限制于剥夺‘剥夺者-污染者-浪费者’。财产关系的变化，只是社会消费和商品流动模式的重大变更的至深社会变化的必要 — 但不是充分的 — 条件。这些修改 — 例如另类方式的旅行，少吃肉类，消费时令蔬菜，— 必须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因为它们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它们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应用的文化思想机制，在关系到社会的生产基础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虽然它们本身不涉及任何结构上的变化，但它们必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组成部分。在它们会导致集体行为的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明提高觉悟和组织。
一个新的时期
托洛茨基写于1938年的过渡方案（The Transitional Program），开头的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成果的最高点。”结论是“客观的先决条件...不仅“成熟”，而且已经开始熟透变烂了。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在未来的这个历史时期，一场大灾难会威胁整个人类的文化。”
当然，红军的创始人首先指的是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胜利，西班牙革命的粉碎，和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然而，他关于客观条件在腐烂的判断似乎有更广泛的历史意义。此外，这个主题再次出现在欧尼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文章中：“随同增长的商品货币关系而增长的生产力，其实可以移动一个社会，使它离社会主义的目标更远，而不是更近。”[19] 这是一个著名的引文，它的战略含义值得探讨。
其实，这是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局面：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力的增长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一个有价值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不再意味著进步，而是一个倒退。（当然，我们说的是物质力量，并没有质疑在生产者中间发展知识和合作的需要。）这个新的历史关头，它迫切需要的是减少生产和运输，以便大大减少能源的消耗，并在本世纪末彻底消除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已经开始让我们进一步离开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个事实是使生态社会主义新概念得以建立并且合理化的主要事实。远非只是瓶上的一个新标签，这个概念至少引入了5个新的方面， 这在我的书“不可能的绿色资本主义（L'impossible capitalisme vert）”中有概述，我在这里做简要的回顾：[20]
1. 必须放弃“人类掌握自然”的概念。生物圈的未知者和演化性质的复杂性，涉及一个不可简化的不确定性。系统性的社会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必须被看作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看作大自然的一个生产。
2. 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的经典定义。现在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必须符合实际的人类需求（从商品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由有关各方本身在资源限制的范围内，通过仔细质疑这些需求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们感到满意的方式而民主确定。
3.必须超越把自然区块化，功利化的线性观点，这个观点把自然当作一个人类操作的物理平台，把它当作仓库，从中提取其社会存在的生产必要的资源，还把它当作垃圾场倾倒垃圾。一旦大自然是平台，仓库，废物的容器，和得益于太阳能的生命过程，那么在不断重组的同时，这些端点之间会有物质回圈。因此，废物和它们的存储模式，必须在数量和品质上，同生态系统的回收能力和节奏相容。换句话说，整体的正常运作依赖于必须得到保护的生物多样性。
4. 能源和所使用的转换方法，不是社会中立的。结果，不能像列宁那样，把社会主义定义为“苏维埃加电气化。”资本主义的能源系统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浪费的，效率低下的，死劳动密集型的，依赖非再生能源的，以及面向资本积累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逐步代之以分散的，有计划的，节俭的，高效的，活劳动密集型的系统，完全依赖可再生能源和面向耐用的，可回收的和可重复使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不仅关系到狭义的能源生产，还关系到整个工业机构，农业，交通，娱乐，和土地开发和规划。这种极其深刻的变革，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
5. 生产的物质力量的增长，使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变得复杂，要超越这个门槛，就要批判性地看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些领域，尊重生态平衡的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实施，必须用活劳动替代死劳动。这显然是农业的情况，其中超机械化农业综合企业系统，是投入和化石能源的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它将让位给另一种操作模式，就是人力密集型模式。这也适用于能源部门，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的分散性生产，将需要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维护方面的工作。
一般来说，在所有直接与环境有关的领域里，活劳动的数量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与个人保健同样重要的是教育和其他部门，那里的左派认为公共就业的发展是必定的：事实上，人的智力和情感，结合一个“获取照顾”的文化，对于直接与生物圈互动有关的事情是有必要的。
一些教条式的头脑会担心这些想法打开大门，修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向发达国家中针对工人阶级的财政紧缩进攻妥协。没有这个道理。这不是一个给让人歉疚的说法留下最少余地的问题，这个说法利用生态危机，试图解除劳工运动及其代表的武装。
一方面，是生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降低增长的政治生态，两者之间的分界线，是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我们仍然坚信，被剥削者通过集体斗争取得经验，这些斗争以工资，就业和工作条件的捍卫开始。工人的每个斗争，甚至是最直接的斗争，必须予以支持，必须被视为一个提高觉悟的机会，把它导向社会主义的视野。
这一战略框架内，观察到现在必须在环境的约束下运作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观察并不能削弱反资本主义的信念；相反，它强化了它们。但是，只有真理是革命性的。我们不能隐瞒这个事实，即：社会主义的改造，很可能会要求放弃深刻影响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某些商品，服务和习惯，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任务宣导的目标，要能够实质性地推进高品质的生活以弥补这个损失。我们认为，应优先追求这样两个目标：（1）基本商品（水，能源，流动性）的免费使用，要达到社会的平均量（这意味著公共部门的扩大）；（2 ）工作时间的大幅减少（50％），但不减薪金，按比例雇用工人和减缓工作节奏。
马克思说，归根结底，所有的经济学都归结为时间的经济。申明较少的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性，是要求有生活的时间，要求生活得更好。它开启一个辩论，让人们讨论社会时间的掌握，讨论什么是必要的，对谁，为什么，什么样的数量。它是要唤醒众人对无战争世界的愿望，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工作时间短些，我们污染少些，我们发展社会关系，我们大幅改善福利，公共卫生，教育和民主参与，等等。在这个世界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重新学习如何同自然集体“对话”。这个世界的富裕程度将不会低于目前的世界（像右派所说的那样），也不是“为了绝大多数人口的富裕”（像某些左派所说的那样）。它将是决非无用的，较少压力的，较不急迫的 —一句话，更丰富的世界。
丹尼尔•坦努洛，是经过认证的农学家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环保主义者，为“左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的月刊，第四国际比利时分部）杂志撰稿，。
附注:
[1]贾德·戴蒙，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生存（伦敦：企鹅丛书，2005年）。对戴蒙论文的批评，参见班尼·佩索，“从生态灭绝种族灭绝：拉帕努伊强奸，”能源与环境，16卷，3-4号（2005年）；特里L.亨特，“反思复活节岛的生态灾难，”考古科学，第34期，第485-502页（2007）；和丹尼尔•坦努洛，“过去和现在的生态灾难：复活节岛的虚假比喻，” 共产党批判，第185期（2007年12月）
[2]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版。（哈珀长期现代经典，2008年）。
[3]L.坡索兹（L.Possoz）和H.约翰马特（H. Jeanmart），“评DLR两项研究中的电力需求情况：MED-CSP（地中海地区集中太阳能电力）和TRANS-CSP（地中海内部连接发展集中太阳能电力），”ORMEE及MITEC工程顾问，比利时，网站 http://tinyurl.com/65fzvqs 。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10节。
[5] 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无增长的繁荣：一个有限星球的经济学（Earthscan出版社，2009年）。
[6] 丹尼尔•坦努洛，“《无增长的繁荣》：让人紧张的著作”。（“Prospérité sans croissance”: un ouvrage sous tension）
[7] 这尤其适用于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替代者或补充指标的建议。显然，GDP并不衡量环境品质；这既不是它的目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目的。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资本积累。因此，它完全适应于资本主义。声称改变衡量工具，就足以改变制度的逻辑，如果不是知识的欺诈，就是明显的无知。
[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
[9] [-> 国际能源机构，2008年能源技术展望 – 朝向2050年的方案和策略。
[10] 马克思，资本论，卷3（纽约：Vintage葡萄酒书局，1981年），第959页。
[11]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四章。
[12] 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系统（纽约，1965年）
[13] 丹尼尔•坦努洛，“马克思主义，能源和生态：真理时刻”，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2010年12月， 89-101页。
[14] 丹尼尔•坦努洛，“托洛茨基的遗产”
[15]参见JB.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纽约，2000年）。
[16] 国际能源机构IEA，同前。
[17]沃尔夫勒姆·克日维特（Wolfram Krevitt），乌韦·克蓝（Uwe Klann），斯特凡·克洛沙葛（Stefan Kronshage），能源革命。为欧洲清洁能源未来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斯图加特：技术热力学与绿色和平研究所，2005年9月）。
[18]以斯帖·维瓦斯的报导，“‘不要吃世界’：为另一个气候的另一个农业，” 一篇文章的法文译本在加泰罗尼亚日报发表。
[19]欧尼斯特·曼德尔，“[->管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社会经济规律的十大提纲”
[20]丹尼尔•坦努洛，不可能的绿色资本主义（巴黎：发现，2010年）
本文译自《国际观点》第440期，2011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