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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愿望”

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 ）雅克·巴贝尔（Jacques Babel）

吉伯特•阿查同雅克•巴贝尔的对话，谈及他即将出版的关于阿拉伯起义的著作《人民的愿望：彻底探讨阿拉伯起义》(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英语平装本，由萨骑（伦敦）和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出版。[1]

在近期的运动中，“人民的愿望”这个说法，被用来表达各种要求，从最基本的要求，到著名的“人民要推翻统治政权”这个最有名的大起义口号。这个口号出自一个非常著名的突尼斯诗人的两句诗，诗句的时态是条件句，而其肯定的语气是现在时。口号所揭示的，是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意志，作为一个政治的主体，出现在公共舞台上。大量在专制条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个人，现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 --- 正如我不断强调的 --- 这个时代方才处于起步阶段。这是一个长期的革命过程。

你所说的，广泛地涉及到“阿拉伯地区的资本主义特定模式”。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革命性的冲击波，它涵盖了特定区域。这表明，在有关的区域存在共同的具体因素，必须加以分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不去解释同文化有关的因素，也不去解释存在反对专制政权起义的事实。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次革命，普遍以这种方式，在这个历史时刻爆发。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索革命爆发的物质根源，探索事情发生的社会经济因素基础。这是我采取的方法，我会表明，该区域惨澹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共同的，其失业率保持了世界纪录几十年。

这同我们在欧洲的危机不一样，欧洲危机特别同德国的经济政策有关。而该地区的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证明它确实是该地区发展的障碍，即便你把它同其他类似的亚非地区相比较，也是这样，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提出的问题是：这种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一般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个泛泛之言，什么也没有解释。应该要在特定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生产模式，在世界这个部分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障碍的原因。这是我在各种情况下尝试所要表明的。

这是一个食利者和家长式专制统治的问题，是一个裙带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主导资源配置份额的决定是政治性的，该决定依靠的是官商勾结，并非像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所说的那样，依赖于“市场规律”。所有这一切成为一个阻碍，几十年来每况愈下。

现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会感觉到运动爆发的来临，会看到社会动荡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显现出来，对它的任何压制都无法奏效。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斗争的崛起，尤其是在使这一切开始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国家，它们几十年的经历，导致了目前社会斗争的爆发，使社会斗争明显地高涨，尤其是反映这一爆炸性潜力的斗争，最终爆发了。年轻人蒙阿西的自焚事件是火花，引爆了整个区域显然极具爆炸性的局势。

一个广为传布的说法断言，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已经被反动的伊斯兰势力窒息......

选举后，先是在突尼斯，然后在埃及，这成了一种盛行的看法，因为选举使原教旨主义势力获得了权利，而这些势力把宗教作为其惯用的伎俩。但我相信，今天很多受惑于宗教话语的人感到失望。这从新政府所遭受到的抵制规模可以看出来，新政府来自原教旨主义运动，甚至来自于后续社会运动兴起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此外，不要忽视利比亚，那里选举的比例规模要大得多，并且导致了原教旨主义的失败。

在埃及和突尼斯，显然必须要看到，那里有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尤其是在突尼斯，但人们立即意识到这些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对于社会危机这一根本问题，甚至无法开启一个解决方案。人民推翻政权，不仅仅因为他们想要民主和自由，一如所称的那样：无论是在突尼斯和埃及，运动开始于社会层面，有明确的社会需求，就业，社会正义，高昂的生活成本是运动的起因。

在这个层面上，需求是很明确的，这就是该地区爆发革命的基本动力，而原教旨主义者对此没有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只是继续旧经济政策，延续以前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他们只是继续维持同国际金融机构的老关系。他们同被推翻的政权一样热心地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条件。这就产生了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在这一地区第一阶段的革命过程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失败轮廓的出现。因此，关键问题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替代方案。

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很多人说，这些起义被帝国主义利用了，导致了混乱和绝望。

让我们先谈谈利比亚。我们听到了很多，北约的干预，使得起义改变了它的性质。有些人甚至得出结论，应该支持卡达菲。然而，利比亚的起义在初期表现出敏锐的主权意识，拒绝国际部队的任何地面干预。推翻卡达菲政权的是该国的内战，是黎波里的起义。北约当然有助于起义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但获胜的是起义暴动。

当一个在位超过40年的专制极权，一个怪诞无稽的暴政被推翻时，当这种政权在群众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时，总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局面。每场革命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一个革命起义的领导中心，或者如果推翻该政权的是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军队，那么就可以对付这种局面。这显然不是利比亚的情形。

从一个进步的角度来看，在缺乏我们所希望的领导层时，对于利比亚社会的政治不发达的现状而言，情况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它那个状况已经维持了四十年。今天，该国群情沸腾，媒体对此根本没有感觉到。撇开武装民兵所创造的混乱局面--- 但是这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特别是在1976年黎巴嫩的内战初期，当时军队崩溃了----来看，同所担心的可能情况相比，安全局势显然是温和的。有人说：“这将成为另一个索马里”，可情况远非如此。

有一个社会运动兴起，有持续的政治诉求，有政治抗议活动，包括反对武装团体的活动，而且报纸，舆论表达工具，公众讨论，这一切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爆涨。甚至有一个妇女运动，有一个独立工会联合会产生，这个工会同埃及的一个工会有联系。结果是非常有趣的。已经说过，很难估计事情会如何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亚局势已经大为开放。

西方列强对叙利亚局势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你只需要比较一下，可看到萨科齐对利比亚的姿态，充满了虚伪，而荷兰这方面对叙利亚没有故作姿态。这并不是他们的政策有著本质区别的问题。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风险和成本也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西方列强想要同该政权达成一项协定。在利比亚，直到最后，他们都试图做到这一点，同卡达菲的儿子谈判。这也是这两年他们在叙利亚一直努力做的事。

这就是他们拒绝提供武器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华盛顿拒绝运送任何武器。近日，显然美国已开了绿灯，向华盛顿在该地区的盟友发送武器，以回应巴沙尔的固执，因为巴沙尔坚持拒绝谈判解决的方案，而该方案的第一个条件，是他自己的辞职。我们可以看到其后果。

面对俄罗斯和伊朗全力支持的政权，西方列强的这种态度，帮助该政权悄然进行了两年的屠杀。引用的数字为死亡者达70,000人。很多人说，应该还有更多的死者。难民的数量是巨大的。这种情况绝对是可怕的。当我们说70,000人死亡时，这意味著，受伤的人数要大得多。这是一个绝对的悲惨局面，西方列强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成了犯罪的同谋。

他们对利比亚起义不信任，对叙利亚起义也有同样的不信任，考虑到该国的地缘情势，这种不信任甚至更多。这是帝国主义的罪恶态度，如果你想成为反帝国主义者，应该谴责这个态度，而不是像有些人所做的，责备起义反叛。

以我对起义的分析，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唯一积极的成果是基于工人群众运动的领导层的出现，带有一个具进步性质的纲领，重点在满足社会需求，能够让该区域各国走上发展道路，考虑这个阶段所有的多个方面，在这个发展状态中国家起著核心的作用，这同主宰整个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教条是绝对不相容的。各国情形各有不同。

突尼斯大概是最有可能，或至少是潜在的，施行这种替代方案的国家，因为有突尼斯总工会（UGTT）的作用，还有它与人民阵线的结合，组成了突尼斯左翼联盟，今天左翼联盟是突尼斯总工会（UGTT）的首脑。这个组合有可能是发生在该国的主导力量。左翼必须努力让工人运动涉入政治斗争中，在其社会计划中，要理解到确立一个独立左翼力量的需要，不要同反对派的旗帜混为一谈，无论他们是自由派的，或者更糟糕，还是被推翻政权的成员。同那样的人结盟，你就不能确定一个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决裂的纲领。

在埃及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有一个潜在的势力，其代表有萨巴赫（Sabbahi）领导的人民潮流（the Popular Current），萨巴赫（Sabbahi）是纳赛尔主义党的候选人，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三，还有新工人运动，独立工会联盟也是代表。同样的问题是，确立一个左翼替代方案，基于社会而战斗，还要与更广泛的捍卫民主成果的联盟一致行动。重要的是，要推进与自由反对派或前政权不同的社会经济政策，因为那些人同政府中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方案，可以替代先前存在的社会经济政策。除非有进步的替代方案出现，否则存在风险，可能使这场危机导致反动的复辟。

事实上，工人运动，激进的左翼在任何情况下都捍卫能替代该制度的方案，他们必须努力同该地区相应的起义力量相连接。这不仅是无私的国际主义责任，它也涉及欧洲左派自己的最佳利益，在地中海的另一边发生的事情，应该会引起一个社会激变。今天，连同动摇欧洲的危机和发生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家的激变，可以建立两者的协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