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舊調重彈

二、我國學術界研究托洛茨基問題的成果

三、甚麼是不斷革命論？

四、斯大林如何批判不斷革命論？

五、俄國革命中的不斷革命論和階段論

六、中國大革命的不斷革命論和階段論

七、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

八、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舊調重彈

人們常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轉向托洛茨基，接受托洛茨基的觀點，並成為中國托派的領袖，說成是“誤入歧途”，這種說法有何根據呢？

把托洛茨基的理論和觀點說是歧途，這實際上是斯大林的老調。在各種各樣的出版物中，大凡把托洛茨基和托派的主張和觀點視為“歧途”的，大都是從斯大林在20年代攻擊托洛茨基所寫的著作或所作的演講中搬來的。如說托洛茨基“輕視農民”，“不要農民”，“不相信工農聯盟”，“混淆革命階段”，“超越民主革命”，“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等等，都是斯大林的說法。在長時間裡，許多人對於斯大林所說的這些話，並沒有懷疑它的客觀真實性。但對於每個存心要探究歷史真實的研究者和讀者來說，理應直接從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的文獻中去探討托洛茨基和托派的思想和觀點，而無需從第三者的批判和評論中去尋找依據；即使有這樣的必要，也應當查對所研究對象的著述，看看是否和他的思想真正符合，這才是嚴肅的歷史研究態度，才不至於人云亦云。

長期以來，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對斯大林的一言一語，從來是深信不疑的；在大多數場合，這只簡單地是因為斯大林居於黨的領導地位，以黨的名義說話，也以列寧的繼承人資格說話；只要是斯大林說過的，就信以為真，不加任何考慮便全盤接收不誤，還以為這樣做就是忠於無產階級的黨，忠於共產主義事業，是黨性的表現了；這樣久而久之，便逐漸地甚至完全地喪失了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而把斯大林的思想當成是黨的思想，也是自己的思想；把斯大林所說的話當成是黨要說的話，也是自己要說的話，以至形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潛意識的東西，如同宗教信徒對待神聖不可侵犯的教主的一言一語一樣。

可是，自從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著名的《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專制統治的暴行以來，四十年過去了，大量的事實證實了斯大林是個善於偽造歷史、編造謊言的行家老手。他不僅善於纂改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觀點，也善於隨心所欲斷章取義歪曲他所要排斥和打擊的對手的思想和觀點。因此，今天有頭腦善思考的人，應當以審慎的批判的態度來審查斯大林的言論，才不至於上當受騙。

眾所周知，發生在20年代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之間的爭論，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包括當時俄國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諸如俄國的經濟建設、政權建設、黨的建設，以及英國大罷工、中國大革命‥‥等等問題；而理論上的問題則歸結為斯大林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斯大林先是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結成三人幫，後與布哈林又結為二人幫，為了纂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編造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神話，給托洛茨基戴上“反列寧主義”的帽子；而對托洛茨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觀點，則採取斷章取義、歪曲、纂改和偽造的手法，進行連篇累牘的攻擊，以敗壞托洛茨基在人民群眾中的聲譽，以達到排斥托洛茨基的目的。上面所舉的斯大林關於托洛茨基的種種說法，如“不要農民”等等，就是斯大林玩弄的卑鄙手法的最好例證。今天，人們還要搬弄斯大林的拙劣貨色，只能說明思想的貧乏和手段更為卑鄙而已。

二、我國學術界研究托洛茨基問題的成果

8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打破過去對斯大林頂禮膜拜的迷信，提出全面評價托洛茨基的問題。1981年10月14日，上海市歷史學會世界現代史組與上海市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共運史組聯合舉行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到會的專家學者達30餘人。會後，《世界史研究動態》雜誌記者武克全以《如何評價托洛茨基的一生》為題，詳細介紹了會上我國歷史學界對托洛茨基問題的初步研究成果，發表在1982年第二號《世界史研究動態》上。武克全的文章介紹了討論會對20年代斯大林斥責托洛茨基“打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幌子否認民主革命”，“否定農民的作用，混淆革命性質，超越革命的階段”，“打著世界革命的幌子，否定在蘇聯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等等的說法提出了疑問和異議，學者們根據自己對托洛茨基著作和文獻的研究，得出如下看法﹕

有的學者認為﹕“托洛茨基指出過，俄國面臨的任務是鏟除沙皇專制制度，解決土地問題，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俄國資產階級無力充當革命的領導，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不能成為領導，唯一能領導的是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只有國家的社會和政治關係成熟到無產階級作為人民群眾的領袖掌握了政權的時候，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徹底勝利”。“托洛茨基又認為，農民儘管在社會方面和革命方面佔有巨大的比重，但不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政黨，尤其不能把革命政權集中在這樣一個政黨手中”；“如果不由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俄國革命就不可能解決自己的民主問題，首先是土地問題”。根據對托洛茨基著作的研究和對照斯大林的論述，學者們指出﹕“斯大林認為托洛茨基混淆革命性質，超越革命階段，似乎不盡符合他的原意”。學者們又認為，對於革命政權性質，“托洛茨基當時的分析似乎也是正確的”。而對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學者們也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分析：“正確地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世界聯繫，估計到世界資本主義對蘇聯干涉以及國內階級鬥爭的必然性”（以上引文均見1982年1月號《世界史研究動態》第24頁）。

由上述武克全介紹的上海市學術界討論會的情況來看，在對待托洛茨基的問題上，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依據他本人的著作和檔案資料來進行探討，就不難發現斯大林對托洛茨基進行攻擊的種種說法，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謊言。

1981年10月的上海學術討論會無疑是我國學術界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派問題的開端。十餘年來，雖然沒有看到有關這方面的專題研究報導（除陳獨秀問題之外），但可以肯定地說，隨著蘇聯、東歐各國以及亞洲的越南、蒙古、朝鮮、美洲的古巴和我國等的改革深入開展，這些國家所面臨的迫切問題，事實上正是20年代俄國在十月革命後所遇到的問題，諸如黨和國家政權建設中的民主問題等等。只是這些問題在今天則以更加尖銳的形式提出來吧了。所以研究20年代由當時的現實提出的問題而引發的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爭論，無疑對解決今天改革面臨的問題將是一個極好的歷史借鑒。

三、甚麼是不斷革命論？

20年代有關不斷革命論和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論的爭論是俄共（布）黨內和共產國際內一次重大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兩條不同戰略路線的爭論，它反映了以斯大林為首的當權派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反對派的兩種不同的階級觀點和階級立場。要弄清楚雙方的觀點和立場需要對雙方的論述作客觀的研究。

首先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我們當然不應當從斯大林對不斷革命的批判和評價中去了解不斷革命論，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只能從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和文獻中去了解。雖然今天我國翻譯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不多，已出版的也是少量內部發行，還不能公諸於眾，可說是個禁區或半禁區。但從已出版的著作和別人著述中引用的資料，也可以使我們對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有個基本的了解。

托洛茨基最早論述不斷革命論的著作是1906年寫的《總結與展望》，1922年托洛茨基在《1905年》一書的《序言》中也概括地談到他的不斷革命論，而最詳盡地系統地闡述不斷革命論的則是他在1928年至1929年寫成的《不斷革命論》一書，在這本書的第十章《甚麼是不斷革命論──其基本要點》裡，托洛茨基本人把不斷革命論歸納為如下的十二個要點﹕

(1)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特別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斷革命論就是意味著﹕只有通過這些國家作為農民大眾領導者的無產階級的專政，才能完全和真正解決民族民主解放的任務。

(2)落後國家居民的大多數是農民，它在民主革命中處於很重要的地位。不與農民結盟，無產階級就不能解決、也無法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務。但，不與民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做不調和的鬥爭，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就不可能實現。

(3)不管各國革命的最初階段情況如何，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革命聯盟，只有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之下才能實現。這也就意味著，只有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民主革命任務。

(4)十月革命的經驗表明農民具有偉大的革命的作用。但，農民既不能發揮獨立作用，更不能起領導作用。他們或者跟隨工人，或者追隨資產階級。布爾什維克的舊公式“工農民主專政”只能被看成是領導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才具有積極的革命意義。

(5)從階級內容來看，工農民主專政作為不同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制度，只有在農民能夠組織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黨，能夠制訂自己的政綱，並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支持下取得政權，才有可能實現。但，正如全部近代史，特別是近25年俄國的經驗所證明了的，要創建獨立的農民革命黨，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是農民作為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缺乏獨立性，及其內部的深刻分化。因此，在一切決定性的場合，特別是在戰爭與革命的抉擇面前，小資產階級（農民）的上層總是與大資產階級一道走，下層則與無產階級攜手共進，其中間階層則在兩極間作出選擇。在克倫斯基與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間道路，因此，也就不會有與無產階級專政有所區別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存在。

(6)只要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就會在政治上使無產階級在小資產階級大眾中解體，為民族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從而為民主革命的失敗創造出最有利的條件。斯大林、布哈林把這個口號寫入共產國際綱領，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的十月傳統的直接背叛。

(7)作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而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而且十分迅速地面臨解決與侵犯資產階級所有權密切相關的任務，民主革命便立即上升為社會主義革命，並形成為不斷革命。

(8)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沒有完成革命，而只是使它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既以民族的，也以國際規模的階級鬥爭為基礎，在資本主義關係在世界舞台上佔壓倒優勢的條件下，階級鬥爭將使不論是在落後國家還是已經經歷了民主主義和議會主義漫長歷史階段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具有不間斷性。

(9)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民族範圍內完成。資產階級社會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社會所創造的生產力已經同民族國家的疆界不相容了。社會主義革命將在民族的舞台上開始，擴展到國際舞台，並在世界舞台上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成為不斷革命。

(10)資本主義開拓了世界市場、世界分工和世界規模的生產力，這就為世界經濟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條件。

各個國家將會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完自己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歷程。在一定的條件下，落後國家會比先進國家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卻要比先進國家晚到達社會主義。

落後國家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權及其社會主義命運最終不是取決於民族的生產力，而主要是依賴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

(11)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永遠同不斷革命論的理論相對立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只能導致大民族主義。世界性的分工、蘇維埃工業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先進國家對亞洲原料的依賴，使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從事獨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12)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論不僅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機械地割裂開來，也割裂了民族革命和國際革命。在前一場合，它會麻痺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鬥爭，從而妨礙了落後國家革命的勝利。在後一場合，按照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會把共產國際降低為僅僅是與軍事干涉作鬥爭的輔助性武器。（參看對馬忠行著《托洛茨基主義》中譯本第27-30頁）。

從上面轉述的托洛茨基本人歸納的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要點來看，任何一個認真思考的讀者對斯大林硬說托洛茨基“不要農民”、“輕視農民”，“不相信工農聯盟”，“混淆革命階段”，“超越民主革命”等等的說法，實在是難以認同。斯大林如此隨心所欲歪曲托洛茨基的觀點，為的只是更易於打擊和排斥他而已。在這點上，斯大林是成功了。但終究一葉不能障目，只要一對照托洛茨基的著作，就不難看穿斯大林的騙人的把戲。

四、斯大林如何批判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時也引用托洛茨基的著作。如他在1924年10月寫的《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這本小冊子中引用托洛茨基1922年為他的《1905》一書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

“正是在1905年1月9日事變到10月罷工這個期間，本書作者對於俄國革命發展的性質形成了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那些觀點。這個奇妙的名稱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直接擺在俄國革命面前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這個目的上面。除非使無產階級掌握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當前的資產階級任務。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又不能以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利，還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之下，它不僅會同那些在無產階級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頁）。

托洛茨基這段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相信任何一個不抱成見的讀者都能正確理解。這段話有三層意思﹕

第一、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下，才可能得到解決。

第二、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在侵犯封建所有制的同時，也必然會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即開闢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三、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工人階級同農民之間會存在有“敵對的衝突”，即經濟利害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決。（參看《瞿秋白研究》第五輯403頁鄭超麟著《瞿秋白與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一文）

在這裡，斯大林在引用上述托洛茨基的這段話之後，卻斷章取義地抓住第三個論點中所說的工人階級政權同農民會發生“敵對衝突”這一點來做文章，並拿來同被他砍頭去尾歪曲了的所謂“列寧觀點”來做比較，說列寧主張“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茨基則說工人階級會同農民發生“敵對衝突”。他又把托洛茨基所說的“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決”工農之間的矛盾的話歪曲成﹕托洛茨基認為俄國的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吸取必要的力量”，並說是同列寧的“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中間吸取力量”的主張是對立的。斯大林還毫無道理地謊話甚麼“在托洛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衝突而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設法解決矛盾的政權”。斯大林這種望文生義穿鑿附會的手法簡直就是無中生有了。斯大林這種隨心所欲斷章取義歪曲論敵觀點的手法，確實蒙蔽了不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人不能正確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觀點。中國歷代的封建王朝製造過不少文字獄，靠的就是這種望文生義穿鑿附會憑空捏造的手法，但受害者大抵只是當事人，最多也只牽涉到他的家族。而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受打擊的不僅是托洛茨基及其一派人，而且由於他以偽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為掩護，欺騙了廣大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堵塞了廣大黨員和群眾認識真理和接近真理的通道，這就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斯大林最大的罪過。

五、俄國革命中的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將俄國革命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03年至1917年2月，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後備軍是農民”，“打擊的方向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是從1917年3月至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國的帝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後備軍是貧苦農民”，“打擊的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第三階段是從“十月革命後開始的”，“目的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的力量是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後備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半無產階級群眾和小農群眾，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運動”，“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孤立第二國際各國黨”（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133-134頁）。斯大林給每一個革命階段的起始時間，革命的目的、動力、打擊方向等等都安排好了，可謂周詳之至。但這明顯是事後的主觀安排，而不是俄國革命的客觀進程的反映。這種關於革命階段的劃分實屬主觀主義歷史機械論的典範。它導源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還沒有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前便提出來的“革命階段論”。按照“革命階段論”的說法，俄國應首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這一點，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還是孟什維克，主張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布爾什維克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應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建立的政權應是工農民主專政。孟什維克則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爭得的只是反對派的地位。其實，這種關於俄國革命階段論從一開始就只存在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革命家們的思想之中，是主觀認識的產物，不是已經實現的客觀存在的東西。它能不能實現還有待於客觀的階級鬥爭的實踐來檢驗。

從俄國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來看，斯大林關於俄國革命階段的劃分是十分牽強附會的。就拿所說的從1903年至1917年2月的所謂第一階段，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來說，在這個歷史時期內，發生過1905年革命，但在革命失敗後直至1914年帝俄同英、法帝國主義締結協約積極進行第一次世界戰爭，沙皇的專制統治一直是比較穩定的。特別是在1907年 6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屆國家杜馬之後，出現了斯托雷平的反動時期，不僅布爾什維克，連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等都受到沙皇政府的嚴重打擊，雖然革命家們一直沒有停止過推翻沙皇統治的革命活動，但事實上並沒有存在過客觀的革命形勢，當然也就談不上存在甚麼“革命階段”了。直至世界大戰進行了三年之後，由於帝俄在戰爭中屢遭失敗，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困難，人民愈來愈不滿，才出現沙皇統治的政治危機和革命危機，從而導致二月革命的爆發。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卻出現兩重政權的局面，一方面成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另方面工人、士兵卻自動地組成了工兵蘇維埃。這個為列寧稱做巴黎公社式的半政權的工兵蘇維埃從一開始便為孟什維克等的妥協政黨所把持，按照“革命階段論”的觀點，孟什維克把蘇維埃自願地作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附屬物，甘願充當資產階級政權的奴僕。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卻無力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它不能給人民以和平，卻繼續奉行沙皇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把人民繼續推向戰爭的深淵。它不能解決農民的土地要求，卻繼續維護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它更不願人民獲得自由、平等的權利，卻暗地同反動的貴族、軍官、士官生勾結，串通一氣要向起義的人民進行反攻。這一切都說明二月革命雖然推翻了沙皇的統治，而革命的民主任務並沒有完成，革命還在向縱深發展，工人、士兵、農民群眾還在為爭取和平、麵包、土地而繼續進行鬥爭，客觀的形勢表明只有無產階級奪取全部政權，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列寧以他的敏銳的政治眼光，一回到彼得格勒，便提出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綱”。他指出﹕“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他號召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而鬥爭，因為“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議會共和國（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議會制共和國是倒退了一步）”，而要“從下到上遍及全國的工人、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列寧認為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爭得到和平、麵包和自由。他批評那些堅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口號的以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為代表的老布爾什維克們說﹕“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已經殭死了，要使它復活是徒勞無益的”。“現在誰只談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在生活的後面，因而實際上跑到了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種人應當送進革命前布爾什維克古董保管庫去”。列寧非常清楚，俄國革命的實踐已經清楚地表明，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已經不會有“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地位了，實際的階級鬥爭已經用“工兵代表蘇維埃”取代了“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而“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列寧認為“工兵代表蘇維埃會比議會制共和國更快更好地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它們會更好地、更實際地、更正確地決定怎樣才能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以及究竟能夠採取那些社會主義的步驟”（以上引文均見《列寧全集》中譯本第二版第29卷17、115、117、138、144、 147、148等頁）。

但是，在二月革命後，阻止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奪取全部政權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以列寧在1917年7月所寫的《革命的教訓》一文中指出二月以來的經驗時說﹕“俄國革命的教訓是﹕勞動群眾要掙脫戰爭、饑荒和地主資本家的鐵鉗，就只有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決裂，認清他們的叛徒嘴臉，拒絕同資產階級實行任何妥協，堅決站在革命工人這邊來（如果貧苦農民支持他們的話），才能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引導人民無償地奪取土地，獲得完全的自由，戰勝饑荒，消除戰爭，達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實現“和平、自由、麵包”的口號（《列寧全集》第32卷第64頁）。

根據二月革命後實際階級關係的變化及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列寧不為自己提出的、現在已經變成“僵化的”舊公式“工人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所拘囚，無私無畏地拋棄這個舊公式，勇往直前地帶領布爾什維克號召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為實現工農代表蘇維埃單獨掌握全部政權進行鬥爭，終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開闢了通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時，列寧總結俄國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經驗，他說﹕“我們比誰都更徹底地進行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是完全自覺地、堅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著社會主義革命邁進，我們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我們知道只有鬥爭才能決定我們（終於）能夠前進多遠，能夠完成崇高任務中的那一部份，鞏固我們勝利中那一部份”，“我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作為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作的「副產品」順便解決了”。“考茨基、希法亭、馬爾托夫‥‥都不能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這種相互關係。前一革命可以轉變為後一革命。後一革命可以順便解決前一革命的問題。後一革命可以鞏固前一革命的事業。鬥爭，只有鬥爭，才能決定後一革命能夠超過前一革命到甚麼程度。”（《列寧全集》中譯本第二版第42卷169、170、172頁）列寧對俄國革命的這些總結性的話，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難怪越飛在他的遺書中說到列寧生前曾親口對他說﹕1905年黨內關於革命戰略問題的爭論，對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寧自己。